常凯申
常凯申，为蒋介石之错译名。出自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对Chiang Kai-shek （即“蒋介石”的韦氏拼音写法）的翻译。王奇于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将蒋介石（采用韦氏拼音的原文为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与当年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如出一辙，如此“历史学家”令国人对中国教育界专家学者研究学术的权威性和文化素养之水准产生巨大疑虑。
韦氏拼音，又称威氏拼音法，由英国人Thomas Francis Wade于19世纪后期制定，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新中国制定、推行汉语拼音之后，国内不再使用韦氏拼音法，但至今韦氏拼音法仍在西方学术界较为流行。
中文名
常凯申
外文名
Chiang Kai-shek
国籍
中国
正确译名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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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件评论停售作者误译一览二代
由来
某网站上，署名为“高山杉”的网友以一篇题为《“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的批评文章再度“炮轰”中国学界。文章指出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几十处名字谬误，其中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等学术名人纷纷被误译为了“费尔班德”、“林T.C”、“赫萨”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洋名”，而最为荒唐的是，蒋介石（Chiang Kai-shek）也被改名为“常凯申”，引起网上一片哗然。“高山杉”不禁质疑作者和出版方：“是不是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
(图)常凯申
对此，身处窘境的该书作者王奇以及清华大学校方都委婉地拒绝做出回应。
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她表示不愿意再谈及此事，过一段时间后，该书作者以及出版社方面会做出一定的回应或者安排，但是尚不方便透露。
据《文汇报》报道，中央编译出版社有关编辑承认这些错误确实存在。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说，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
相关事件
综述
“费尔班德”、“林T・C”、“赫萨”，这串洋味十足的名字，其实对应的都是学术圈名人：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人家明明大名鼎鼎，为啥给换了个叫读者摸不着头脑的称呼？因为他们或是老外，或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入乡随俗取了洋名，翻译者“有眼不识泰山”，随手就硬生生“音译”了，而这样的错译居然出现在一本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中！一篇署名“高山杉”的文章在网上引起热议，它把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几十处名字谬误公之于众。其中最荒唐不过的，当属蒋介石（Chiang Kai-shek）被改名为“常凯申”。“常凯申”们是如何“漏网而出”的？公众一片哗然，又一次重重触及学术风气这根敏感的神经。
回应
出版方：出错章节是仓促赶就
高山杉的批评文章中写道，仅以第三章（第80-95页）为例，就能挑出这么些荒唐的错误，“是不是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
记者昨日通过中央编译出版社找到了该书的责编陈琼女士，她并不感到意外：“前几天，作者王奇就告诉我书出问题了，网上的各种批评我也看到了。”
中央编译出版社
陈琼告诉记者，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
出版社则没有校对这15页的内容。“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么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陈琼的声音中流露出不安与忧郁，她承认自己不懂俄语，“但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是由我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的”。
书作者：婉拒采访正专心勘误
身处风暴中心的书作者王奇副教授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记者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资队伍网页上看到，她著有20万字的《二战后中苏（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主编过《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等学术著作。
然而遗憾发生了。先前的一切看起来堪称学术佳话，如今变为万分尴尬。据知情人透露，王奇现正在“紧急回炉”，将“高山杉”等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最终给读者一个准确的订正本。
只要用心查查工具书就能免错
犹记得2001年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刻，从他老人家口中吐出来的是"Peking"这个韦氏拼音单词，曾让不少中国人愣了千分之几秒后才开始欢呼。
“韦氏拼音在我国已经不再使用，但在国外流传甚广。”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蓝介绍说，“韦氏拼音”的创始人T・F・威妥玛是英国人，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在华期间，他根据北京读音制订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这个方案以后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
比如孙中山的名字，在英文中是用客家话发音的“孙逸仙”三个字的字音，即Sun Yat-sen，如今缺乏这方面学术常识的人看了就不知道是谁。当时一些在华传教士的中文发音受到各地方言影响，因此他们著作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偏差很大，容易造成误解。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以汉语拼音取代韦氏拼音；国际标准化组织则于1982年开始以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仍有一些外国学者习惯用韦氏拼音，而在涉华历史文献中，用韦氏拼音拼写的中国人名、地名更比比皆是。
然而，韦氏拼音并非“鬼门关”，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文飞告诉记者，通过查阅韦氏拼音与汉语拼音对照表，以及俄汉译名辞典、英汉译名辞典等工具书，完全可以避免犯错。
“现在的学风浮躁！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里都能把自己导师的名字写错，蒋介石变成‘常凯申’又有什么稀奇呢？”刘文飞无奈地幽了一默，他的表情，希望对学界不仅是苦涩的嘲笑，也是警示！
评论
北京有关人士指出，身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博士的王奇，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居然连蒋介石的英文名字都不知道，中国学术风气之浮躁、学术水平之浮浅由此可见一斑。
俗话说：“无错不成报（书）。”纵观书籍、报刊、网络等凡是有文字的地方，哪个没有错字、错句呢？究其原因是从业人员素质低下、责任心不强。这种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出版社、报社、网络等单位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仅降低了他们自身的威信，而且亵渎了祖国语言文字的严肃性，让老外捡了笑话，给五千年文明古国抹了黑。这种现象何时才能得到改观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停售
中央编译出版社在事件曝光之后，已经停止本书的发行，并于2009年6月19日发出《中央编译出版社关于一书出版的有关情况说明》，在说明中，出版方是这样解释出错过程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作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王奇集多年研究成果所著，为使该书更具客观性，作者在该书即将出版前，决定再收集一些世界各国关于书中所提问题的文献资料作为引证，其中涉及英、法、德、日等多个文种（共15 页）。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查找，经责任编辑和作者商量，决定不用简单的文后附录的方式，而是通过脚注的注释方式列出并将其译成中文列入文中。由于是临时加入的内容，又只是人名、书名的翻译，没有上下文的参照，给准确确定其具体译名带来困难。为此，责任编辑和审稿专家曾与作者多次沟通，作者确认‘这部分内容准确无误’。但是，在该书出版后，作者告知我社有读者反映该书存在译名问题，如在第82页，将《中国之命运》的作者蒋介石简单地以音译方法译成‘常凯申’。”
中央编译出版社称：“经与作者沟通，出版社采取了以下措施：停止该书发行，并由作者邀请业内专家严格核对书中译名，重新校对审定全书内容，并尽快修订出版；拟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院哲学所共同举办该书研讨会，就书中一些观点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严格审查我社校对、审读工作者队伍资质，完善图书质量责任制，严把图书质量关”，表示将以此事件为契机对全体编辑进行“质量安全”教育，同时决定把2008年开始的“图书质量年”活动继续下去。
在这份《情况说明》中，中央编译出版社对报道此事的媒体表示“衷心感谢各界对我社的关心和提出的各种宝贵意见”；“同时对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向读者表示由衷的歉意。我们一定认真检查工作中的失误，切实改进我们的工作，继续坚持出版的学术导向，固守学术品牌，以不辜负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厚爱”。
作者
王奇，女，1963年5月生，博士（1995年1月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教授（2000年8月、清华大学）。
1986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7月-1991年3月 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任教；
王奇
1991年3月-1995年1月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
1995年1月-今 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
2008年45岁的王奇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2000年，王奇晋升为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清华大学中俄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副秘书长等。
中国学术界浮躁之气日盛，常凯申、门修斯、桑卒等可见一斑。曾听前辈讲过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史明清方向的某教师（博士后），在本科生的古代文学史课堂上讲到明清小说大谈关云长、夏侯惇。诸如如此类教师如何能负担国家高等教育之重任。
误译一览
林海青（Hsia Ching-lin）→夏晋麟（作者还不如把Hsia Ching-lin还原成“林青霞”呢）；
罗金帮（Lo Jung-pang）→罗荣邦；
常凯申（Chiang Kai-shek）→蒋介石；
胡良辰（Hu Liang-chen）→胡良珍（这位台湾学者的论文《中俄尼布楚界约的检讨》在第25页著录过，可一换成韦氏拼音Hu Liang-chen，作者就认不出来了）；
程天方（Ch'eng T'ien-fang）→程天放；
费尔班德（J. K. Fairband）→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者多处把Fairbank误拼成Fairband）；
苏春月（Hsu Chung-yueh）→徐中约（Hsü Chung-yueh；关于“徐中约”，作者另外还有两个译法，见下文）；
楮东苏（Ch' Tung-tsu）→瞿同祖；
福罗舒（Fu Lo-shu）→傅乐淑；
克里斯德或奎斯特（R. K. I. Quested）→郭玟曼；
斯宾塞（Jonathan Spence）→史景迁；
林堂（Tang Lin）→董霖（William L. Tung；作者不仅颠倒了董霖的姓氏，而且把Tung误拼成Tang）；
林T. C. （T. C. Lin）→林同济；
陈方志（Agnes Fang-chih Chen）→陈芳芝；
赫萨（T. A. Hsia）→夏济安
二代
2012年1月5日，作家马伯庸发微博表示，看到一位学者在文章里再翻译了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并将作者译为“昆仑”，其认为，能与常凯申抗衡的误译终于出现了。该文作者陆兴华，文章于2006年5月11日上传到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学术网站“正来学堂”上。
在这篇文章中，陆兴华分析了德国现代学者施米特的政治理论，并13次提到毛泽东。在引用一句德文后，陆兴华写道：“施米特引用了中国诗人昆仑的诗句来展望这种世界革命或战斗下的真正的政治的斗争和和平：把革命和战斗的火种当礼物，一把送给欧罗巴，一把送给美利坚，一把留给中国自己，这样和平才会来主宰世界。”段尾注明：“这是本人的翻译，未查到昆仑原诗”。
著名翻译家林少华先生表示，毛泽东的诗词并不多，《念奴娇·昆仑》也非常有名，作为名校副教授出现如此误译，除了不能容忍，还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即使德国作者弄错了，确认起来也不困难。恐怕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对于“常凯申”和“昆仑”的出现，林少华认为，究其原因，是当下的学界缺乏严肃性、
优势在我是什么梗？
该词形容很有自信的样子。
该梗出自电影《大决战》，常凯申在淮海战役前说的话：“80万对60万，优势在我。”然后就被啪啪打脸。
运输大队长常凯申,蒋同志这么笨吗?哈哈?
常凯申同志生于1887年10月31日，卒于1975年4月5日，出身于一个盐商家庭，家道殷实。他青年时代便立志，要推翻剥削阶级统治，解放劳苦大众。怀揣这个理想，他加入了同盟会，投身轰轰烈烈的推翻满清腐朽统治的国民革命中去。
但革命成功后，他失望地发现，革命的果实被三大财阀集团所窃取，劳苦大众被剥削和压迫的命运依旧没能改变。九年后，我党上海小组成立，他将目光投向这个新兴的政治力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认为这个新政党的政治理想和自己相近，能够实现自己解救人民的理想，于是秘密加入了我党，但由于其情况特殊，并未正式宣誓。
1924年，常凯申就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悉心培养，为我党培养了大批如陈赓、粟裕、林彪这样的优秀军事人才。但对非左翼的学员，如一期的杜聿明便没有用心教育，以致日后解放战争竟打不过其学弟林彪，这都印证了 常凯申同志的良苦用心。
后来，他为了进一步学习社会主义，将长子尼古拉送往苏联学习，并在后来与苏联同志结为姻亲。
但由于其自身对社会主义的了解不足，亦误将国家社会主义也当成了社会主义，故又将次子送往德意志第三帝国学习。后幸好及时发现了这一错误，便急将次子召回。
克农同志曾暗示过常凯申同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些坏事来保护自己。1927年，由于斗争形势恶化，常凯申同志不得已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违心地杀害了一些同志，以麻痹反动派，才得以继续潜伏。
后来日军侵华，常凯申指示不抵抗，实际上是看透了日军兵力不足，占领区空虚的事实，故意留出地方以供我军发展壮大。
1938年，常凯申派尼古拉就任赣县县长。但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城府不深，到了赣县便行大刀阔斧之政策，不久尼古拉就被人举报在赣县大搞社会主义。面对即将暴露的危险，常凯申同志不得已将尼古拉撤回。
在整个抗战之中，常凯申几乎将杂牌军拼光，大大减少了日后我军解放全国的压力。
常凯申同志明锐地观察到，中国崛起之后，中苏利益不对称，关系必然走向紧张，甚至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故将外蒙独立，以规划为战略缓冲地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常凯申借两党会谈之机终于得以与主席会面，便乘机提供了大量国府重要情报，并参与筹划了日后解放战争的总体方略。
解放战争期间，国军飞机曾多次轰炸延安，但并未伤及主席，这实质上是常凯申有意向飞行员提供了错误情报造成的。后来引起了反动派的怀疑，不得已给飞行员提供了正确的坐标，但巧妙地让轰炸机装上哑弹，既保护了党中央，又保护了自己。
胡宗南，充其量不过一团长水平，却被多次赋予围剿陕北的重任，皆以失败收场。此前很多人都误以为胡是共谍，其实全错了。常凯申很清楚胡的水平，却总是派胡去围剿，用意何其明显。
解放战争中初期，孙立人在东北给我军造成不小的压力，常凯申立即将他打压。王耀武在济南被围而不施救，郑洞国于长春投降而不派援，这些都是常凯申同志有意为之。同时，将杜聿明从东北战场调到淮海战场，乃常凯申深知，粟裕才是杜聿明的宿命。后来，既不命令杜打，也不命令杜撤，只令杜部撤离徐州，将杜聿明置于进退不得的境地，以便粟裕歼灭。杜聿明弥留之际曾问郭汝槐当年是不是我党党员，其实，出卖他的人正是他的常校长啊。
常凯申命令傅作义撤到江南，其实就是有意施压将傅作义往人民的方向推，不然傅作义作个北平王以牵制我军还是可能的。
常凯申同志被主席任命为运输大队长，为我军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给养。
渡江战役开始后，常凯申同志组织将黄金美钞等运往台湾，以断绝宁沪守备部队的之念。同时，此举也因为他本人三年前目睹了国党在接收过程中腐化堕落，为了避免我党重蹈覆辙而作出的抉择。
常凯申同志曾想劝陈布雷投共，为我党送来一个理论家。但布雷先生对常公是我党党员惊谔不已，因思想上过于激烈而自杀。常凯申对此悲痛不已，便将布雷先生的的两个孩子交给组织培养。
朝鲜战争爆发后，常凯申有意出兵朝鲜，但被美国识破了他欲与志愿军会师于三千里江山的意图遭回绝，痛失机会！为防止常凯申同志暴露，其后若干年，两岸配合进行了金门炮战。
主席曾发公开通告，指示常凯申同志适当时机可自行撤离。但常凯申同志想到革命尚未成功，故决继续潜伏。
弥留之际，美龄女士曾问常公：“达令，你究竟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常凯申看着她说：“达令，你知道的，我们只是政见不同。”
常凯申同志故后，遵其遗嘱不下葬。因他坚信终有一天，红旗会漫卷西风！到那时，他会回归红色大陆，在娇艳党旗的覆盖下，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中。
蒋介石叛逃台湾，临走不忘带走这3位军官太太？她们后来怎么样了
1946年6月，蒋介石信心满满地发动内战，高喊“六个月内解决问题”的旗号。
直到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主力被解放军全方位包围，只剩下几个孤立的据点。淮海战役步入尾声，蒋介石见败局已定，只能退守台湾。
撤退会议上，蒋介石反复强调：“无论如何把这3位军官太太给我带到台湾去！”
蒋介石这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这3位军官太太又是何方神圣？她们去了台湾后，生活如何？
蔡若曙是正儿八经的“大家闺秀”，她的美貌堪比任何民国歌星，是江南大户人家走出来的女儿。她的丈夫是国民党的“得力干将”——黄维。黄维34岁就当上了国民党第12军团的军长，郎才女貌的两个人，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蜜里调油。
1948年黄维正和妻子在庐山避暑时，接到了蒋介石的军令——“立马赶回武汉”。
黄维虽然不舍大着肚子的娇妻蔡若曙，但他知道军令如山，他一定要走。于是他安慰自己的娇妻——“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孩子的名字等我回来再取。”
蔡若曙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等你回来。”
当时他们二人谁也没有料到，这一等，蔡若曙就苦等黄维长达27年。
1948年11月25日，黄维兵团被解放团围困在双堆集，杜聿明作为战役指挥官立刻给蒋介石发去电报：“放弃救援黄维，才可保住自己麾下三大主力兵团有序撤退。”
黄维就这样被国民党军队抛弃了，成为战俘的黄维变成解放军的战利品之后，蒋介石无颜面对万千将士。他没脸说：“黄维是我抛弃的棋子。”
于是蒋介石把黄维包装成了一个“死人”，他向全世界宣布：“黄维是国民党永远的英雄，但英雄已逝，忘节哀顺变。”
挺着大肚子的蔡若曙听到丈夫“去世”的消息后，哭到不能自已。
虽然国民政府为黄维举办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但蔡若曙始终觉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丈夫，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更何况，丈夫黄维去世之时恰好是国民党败退台湾的节点，蒋介石下令搞这么大的阵仗追悼自己的丈夫，似乎有点“掩耳盗铃”。
蔡若曙一个弱女子，虽然知道其中必然有阴谋，但一道军令下来。
“国民政府考虑到你们的安危，决定带你们一起先退到台湾，这样才好安置你们。”
蔡若曙迫不得已跟着国民党残兵败将就去了台湾。她去了台湾之后，也在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皇天不负苦心人，几个月后她终于得知，丈夫黄维没死，死讯只是国民党为了掩饰战略失误的借口。
她对满口谎话的国民党彻底失望了，为了丈夫，她一个弱女子决定放弃台湾安逸的养老生活，回到大陆。
回到大陆后，蔡若曙找了一份图书馆馆员的工作。从1951年到1975年的27年见，她无数次期待，国民党特赦名单中出现丈夫的名字，但她的期待却一次又一次落空。
黄维是出了名的老顽固，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曾动员12兵团的高级将领们一起给被围困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想借此“将功折罪”，早日解放重获自由。只有黄维不签名，还几乎破口大骂，他慷慨激昂地说：
“只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
“君子不事二主”
1959年12月4日，包括溥仪（伪满州国皇帝）、杜聿明（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王耀武（第2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在内的第一批获特赦人员，共计33人重获自由，名单中没有黄维；
1960年11月28日，包括李仙洲（第2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罗历戎（ 第3军中将军长）在内的第一批获特赦人员，共计50人重获自由，名单中没有黄维；
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获特赦人员的名单没有黄维；
1963年4月9日，第四批获特赦人员的名单没有黄维；
……
1975年3月19日，黄维才出现在第七批获特赦人员的名单里，他的妻子蔡若曙欣喜若狂。
蔡若曙等到了阔别二十七年的丈夫，可她的精神在这二十七年间经历了无数次大起大落，早就已经像一条没有弹性的橡皮筋了。
丈夫晚归，她会生气；
丈夫一会儿不见了，她会崩溃；
她的耳边充斥着抓走丈夫的声音，她崩溃了。
那天，她走到了护城河边，她一个大家闺秀，忍受不了“神经病”的生活，在她最后的清醒时刻，她一跃而下，给自己留下了最后的体面。
那时，黄维刚刚被释放不到一年，后来无数次他都在悔恨，如果自己不是那么固执，没让妻子苦等那么多年，也许妻子不会选择这么决绝的方式跟他告别，可惜，世上本无后悔药！
她本来也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却甘愿为爱“下嫁”张灵甫，成为他的第四任妻子。
1945年，王玉玲结识了抗日名将——张灵甫，她被这样炙热的灵魂吸引。
读过书的王玉玲见过些世面，她看不上那些纨绔的公子哥儿，她爱那些冰清玉洁的灵魂，爱有骨气、有志向的生命。
张灵甫自然也被才貌双全、气质清新脱俗的王玉玲迷住。抗战胜利这一年，王玉玲和张灵甫喜结连理，当时王玉玲17岁，张灵甫42岁。
两人婚后，没能过上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神仙日子，内乱就开始了。张灵甫是蒋介石的心腹，要跟着老蒋东征西走，那两年虽然是“颠沛流离”，但他们的日子也算得上温馨。
1947年，孟良崮战役开打，张灵甫带领74师浴血奋战至最后一刻，却不幸全军覆没。蒋介石命令83整编师长李天霞、第二十五整编师长黄伯韬，率领援军支援张灵甫，但黄伯韬实力有限，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拿下马天岭，更别说要去支援张灵甫了。
张灵甫战败，蒋介石元气大伤。但他到最后还是决定保全大局，隐瞒张灵甫战败的真正原因，只是悄悄将罪魁祸首黄伯韬撤职留任，“元凶”李天霞撤职入狱。
王玉玲一介女流之辈自然不懂这些内斗，她只知道丈夫张灵甫走后，蒋介石发了一大笔的慰问金，说会管他们到底。
为了坐实“张灵甫国民党第一忠烈”的旗号，蒋介石把遗属王玉玲亲手打造成了“第一烈属”。有了这样的称号，王玉玲成了军中明星。
1948年国民党兵败之后，蒋介石自然要把王玉玲和张灵甫遗脉这样的“宣传杀手锏”带到台湾，这样才能让国民党军相信，他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王玉玲到了台湾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她顶着第一烈属的称号，不仅没办法出去工作。每个月只能领到少得可怜的抚恤金，和不够温饱的食材。
国民党作为逃兵去往台湾，自然不可能事事周全，所以就开始克扣烈属口粮。张灵甫身份特殊，王玉玲在每年的5月16日，还要作为工具人参加国民党“精心准备”的张灵甫追悼会，看到一张张平日丑陋的嘴脸，假装真诚的悼念亡夫。
王玉玲也算读过些书，她非常看不起这些两面三刀的国民党人。一有机会就逃到了美国，在美国有了喘息的机会之后，她这才将国民党的虚伪公之于众！
在美国，王玉玲过得很艰辛，动荡中一个女子孤身去往一无所知的大陆，需要莫大的勇气。王玉玲虽然精神强大，但还是被现实的穷困难倒了。
她也曾在美国的深夜，对着孩子说：“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啊。”
1970年，共产党得知王玉玲现状之后，立刻给她发出邀请函，请她回国，并承诺我们会善待烈属。王玉玲感激涕零，带着孩子就投奔了祖国的怀抱，自此衣食无忧。
王玉玲回国之后，共产党还将给“张灵甫”正名的事情提上了日程。2005年，王玉玲替自己的丈夫在抗日60周年典礼上领取了“抗战奖章”。
为了纪念丈夫，王玉玲终身未嫁，晚年定居大陆的她，儿孙绕膝好不自在。
叶霞翟不是传统的女孩子，她是军统局出身的“女特工”，用英姿飒爽来形容她一点都不夸张。
胡宗南拜访戴笠时，对这位女特工“一眼万年”。戴笠城府极深，发觉胡宗南有这样的小心思之后，就把叶霞翟变成了自己的“诱饵”，引诱胡宗南入套。
胡宗南和叶霞翟恋爱谈的热火朝天之际，深谋远虑的戴笠一出手就把叶霞翟送到了美国去留学。
这便是戴笠的高明之处，洞察人心的他知道“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戴笠用这样的方式留住了胡宗南的心。
叶霞翟回国之后，发现早已过了娶妻年龄的胡宗南，尽管已经位至高官，却痴心一片地等她回国，立刻感动得稀里糊涂的。
1947年，52岁的胡宗南去求了蒋介石，终于把年轻貌美有才华的叶霞翟娶到了家。
胡宗南说：“我老了，你其实有更好的选择。”
叶霞翟回他：“放弃你，将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等到你证明我没白等那么多年。”
叶霞翟是痴妹情深，尽管胡宗南已经年过半百，但她还是看到了胡宗南的赤子之心。对她来说，特务这个身份是她的铠甲，她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可以给她幸福，但她还是败给了胡宗南的真心。
她明白，戴笠把她送去美国是为了用她挟制胡宗南，但她还是被胡宗南感化，想要摆脱棋子的命运，这才有了他们这段凄美绝恋。
1949年，蒋介石带着残部退回台湾，胡宗南也跟着回了台湾。作为蒋介石的心腹，胡宗南为了分忧，将自己的大部分工资都花在了“安内”之上。厚待下属，收买人心这都是用钱的大头，虽然他顶了“总统府战略顾问”的头目，但谁都看得出来蒋介石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活不长了。自然对胡宗南也是横眉冷对千夫指。
好在叶霞翟始终陪伴身侧，不嫌弃他年老、无权、无钱，将自己的首饰变卖以养家糊口。叶霞翟知道，丈夫的无奈，手中没有实权的将军，甚至不如一名士兵。可叶霞翟没有任何怨言，她只是默默的，用陪伴、用耐心融化了这一切。
后来胡宗南年迈，生了重病于1962年逝世。叶霞翟作为遗孀，终身郁郁不得。她始终难从丈夫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1981年她终于随着丈夫走了。
叶霞翟、王玉玲、蔡若曙都是巾帼须眉一样的“女英雄”，她们在丈夫出事之后，就充当了家里的顶梁柱，一介女流用孱弱的肩膀扛起沉重的责任，让人唏嘘，让人敬佩！
想知道常凯申是什么梗？
常凯申是翻译领域的一种典型的人名翻译不准确的现象。也叫做“门修斯现象”。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人们把类似“著名人物姓名错误翻译为常凯申”的现象称为“门修斯现象”。简单地说，这种现象是指：中国名人的名字被外国汉学家翻译过去后，再由中国人翻译回来时闹出了笑话。
为什么冠以“门修斯现象”的叫法，原因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Anthtony Giddens)著作的社会理论三部曲的第二卷《民族-国家与暴力》（第一卷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三卷为《超越左与右》），由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与硕士、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胡宗泽和赵立涛负责翻译，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进行校对，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5月出版。
译者在“译后记”中信誓旦旦地称，对于人名，“尽量沿用了国内的固有译法”。但是，书中并未体现出这一原则，屡有弃习惯译法于不顾的地方。
例如，其将19 世纪著名军事学家、《战争艺术》的作者、瑞士人约尼(Jomini) 译成了“乔米尼”；把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Herodotus)译成“黑罗多特思”；另外，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 被译成“阿肖卡”；公元742-814年在位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被译成“夏勒马涅”。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译、校者对西方历史常识有所欠缺。
但安东尼吉登斯在书中引用了中国古代一位名叫Mencius的哲人的一句话，胡宗泽和赵立涛却是这样翻译的： 门修斯(即安东尼吉登斯提到的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子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
即使是普通读者，读到这儿也要懵逼了。门修斯？中国古代哪有一位名叫门修斯的哲人？其实，吉登斯在书中也做了注释，即这条材料引自The Plltal History of Chn.1840-1928一书，作者是LChen-un(李剑农)。译者既不知Mencius是谁，查一查李剑农的原作也就知道答案了，但他们偏不，用了一个洋气满满的“门修斯”！
Mencius是谁呢？就是中国先秦思想家孟子！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子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原文出自《孟子万章章句上》中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出现这样的错误，而且，是出现北京大学、哈佛大学、三联书店这些品牌人士的身上，太不应该了。
以上内容参考：常凯申 - 百科
常凯申的相关事件
出版方：出错章节是仓促赶就
高山杉的批评文章中写道，仅以第三章（第80-95页）为例，就能挑出这么些荒唐的错误，“是不是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
记者昨日通过中央编译出版社找到了该书的责编陈琼女士，她并不感到意外：“前几天，作者王奇就告诉我书出问题了，网上的各种批评我也看到了。”
陈琼告诉记者，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
出版社则没有校对这15页的内容。“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么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陈琼的声音中流露出不安与忧郁，她承认自己不懂俄语，“但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是由我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的”。书作者：婉拒采访正专心勘误
身处风暴中心的书作者王奇副教授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记者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资队伍网页上看到，她著有20万字的《二战后中苏（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主编过《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等学术著作。
然而遗憾发生了。先前的一切看起来堪称学术佳话，如今变为万分尴尬。据知情人透露，王奇现正在“紧急回炉”，将“高山杉”等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最终给读者一个准确的订正本。只要用心查查工具书就能免错
犹记得2001年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刻，从他老人家口中吐出来的是Peking这个韦氏拼音单词，曾让不少中国人愣了千分之几秒后才开始欢呼。
“韦氏拼音在我国已经不再使用，但在国外流传甚广。”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蓝介绍说，“韦氏拼音”的创始人T・F・威妥玛是英国人，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在华期间，他根据北京读音制订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这个方案以后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
比如孙中山的名字，在英文中是用客家话发音的“孙逸仙”三个字的字音，即SunYat-sen，如今缺乏这方面学术常识的人看了就不知道是谁。当时一些在华传教士的中文发音受到各地方言影响，因此他们著作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偏差很大，容易造成误解。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以汉语拼音取代韦氏拼音；国际标准化组织则于1982年开始以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仍有一些外国学者习惯用韦氏拼音，而在涉华历史文献中，用韦氏拼音拼写的中国人名、地名更比比皆是。
然而，韦氏拼音并非“鬼门关”，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文飞告诉记者，通过查阅韦氏拼音与汉语拼音对照表，以及俄汉译名辞典、英汉译名辞典等工具书，完全可以避免犯错。
“现在的学风浮躁！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里都能把自己导师的名字写错，蒋介石变成‘常凯申’又有什么稀奇呢？”刘文飞无奈地幽了一默，他的表情，希望对学界不仅是苦涩的嘲笑，也是警示！
猜猜“常凯申”是谁
狗度你猜我猜不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