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雄》中，残剑对飞雪说，秦王不能杀，理由是他统一六国便可让百姓免受战争之苦，舆论便说张艺谋为权利辩护，当《三枪》《山楂树》出来后，张艺谋不是被批为堕落就是小儿科……但是，张艺谋不能杀，因为他的功绩不在于艺术性的高下（当然，我认为张艺谋电影的艺术形式感内地导演无人能及），而在于示范作用，他用自己的一张名片不断触碰中国电影的边界，大片可否救市？本土喜剧是否可以如此疯狂？新晋演员可否造就票房？如果不可以，小辈们就别去尝试了。
当《英雄》中的陈道明从秦王摇身一变，成为《一九四二》中的蒋介石时，冯小刚为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声音，蒋介石不能杀，他也为抗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若论电影的艺术形式感，冯小刚只能算是电视剧导演水平，《一九四二》更是如此。但是冯小刚也不能杀，原因跟张艺谋一样。《一九四二》不是一部可以用艺术品质去评价的电影，但是却试探了中国电影的内容底线——银幕上可以把中国现代史、中国抗战史呈现到何种地步？
看完《一九四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冯小刚这个级别的导演还对影片能否过审战战兢兢。它的过审是一次电影对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对民族性反思的胜利。
《一九四二》是这样一部特别的电影：在抗战和民族灾难之时，我们的党和我军将领完全缺席，而忙前忙后的主角变成了国民党极其及其军队。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这在以前内地的主流电影中绝少出现的。记忆中，这种我党我军在重大历史面前缺席而把主角让位于国民党的电影，还算是1986年的《血战台儿庄》；《建国大业》在这方面也做了历史性的进步，国共有了平分银幕的机会，并难能可贵地对蒋介石进行了人性化处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抗战的也只是国民党军官和战士，但却在身份上做了模糊处理，且只作为电影的时代背景。在《一九四二》中，虽然也表现了蒋鼎文等国民党将领的麻木不仁，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但同时，你可以感受到蒋介石在内政外交上的无奈，他也需要向国际力量寻求庇护，也需要向地方财团寻求帮助，影片施与了这个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中的异端分子以同情。这种表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也说明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正在逐步软化，很多创作禁区正在被逐步打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这些正是在以冯小刚为代表的电影人逐步争取下实现的。
我一直认为，如果从电影的艺术形式感来说，冯小刚还只是停留在电视剧创作的水平。《唐山大地震》和《一九四二》皆是如此。同样都是灾难题材，同样都是电视剧的表演，电视剧的调度。相对于《唐山大地震》的过度煽情，《一九四二》还算是收了很多，冯小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一场戏，徐帆饰演的角色在得知男人要把自己的孩子卖掉后，呼天抢地，这种表演被冯小刚拒绝，二人为此还发生争执，最后影片呈现出来的结果还是徐帆个人的表演方式。我支持冯小刚的处理。本该发生的事情自然地发生了，本该爆发的情绪被期待地爆发了，这不是高明的手法，电影需要一种非常规化表达，需要呈现出生活中的错位，让人看到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东西。王家卫在《一代宗师》中说的，功夫无非两笔，一横一竖。导演场面调度的功力也无外乎两个字——控制，李安之所以是大师，就是深谙控制的道理，很多人看完《少年pi》之后，最郁闷的是，为什么那只老虎不回头？如果回头，盯着观众，流露出被我们期待的情绪，岂不流俗了么？
说冯小刚是电视剧导演，除了演员和情绪控制之外，还在于他的镜头一贯都是没有力量感，他吸引观众的是通俗的剧情，而这些，只要是会讲故事、能控制拍摄场面、运气好的人就可以完成。在没有力量感的镜头下，所有的灾难呈现出来的都是视觉上的产物，不会走心。冯小刚和张艺谋在拍电影时一定是两个套路：冯考虑一场戏会先从故事性和人物角度出发，而张的出发点则是在保证视觉效果之后再讲故事。从电影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角度出发，无疑张艺谋更接近电影的本体，而听故事是人的天性，对视觉接受需要一定的修养，这就是为什么冯比张的群众基础要牢靠的一个很大原因。
这是一部“在路上”的电影，灾民因饥荒而流徙。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采取了灾民、军队、政府、宗教、记者五条线索并行推进的叙事手法，让这五类人面对饥荒，从而做出反应。从剧作的角度来说，19个主角，50个次要角色，这不论在戏剧，还是电影中都是大忌，何况各方面人物又互不交叉，这对影片的戏剧性提出了巨大的考验，风险性极高。事实也确实如此，多线叙事必然会分散角色的情感力量，让习惯于追随几个人物命运的观众无所适从，而且从成片来看，张涵予和蒂姆·罗宾斯饰演的两个神父的线索是可以被砍掉的，太游离于故事主线之外，我想，冯小刚在最初的故事设计中应该有更多的想法，但碍于整体结构，无奈剪掉了很多的戏份。
多线并进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是会形成一种大气的格局。而这种格局对历史题材来说是提升水准的一个要求。一位传媒学者曾如此描述过理想化的传媒品格：“一种仰天俯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我无意用这种品格去对应任何一个导演或者是作品，因为那是一种理想。在《一九四二》中，冯小刚反其道而行，他的立意不在于追求这种理想，更多的是暴露丑恶。他曾说，《一九四二》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面他的脸很丑，不好看，但是最起码它能让他“知丑”，总比糊里糊涂地臭美好。拍完《一九四二》，他也不会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在向历史学习的过程中，他学会了“知耻”。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在面对饥荒的时候，国人的猥琐、自私都呈现出来。这种批判跟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对犹太人的批判有着相似之处，在那部影片中，犹太人即使是遭遇死亡，依旧不忘记贪财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