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嬴政在38岁这年登基成为帝国的皇帝，设置了三公九卿，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同时他还征辟了大量的东方学者到了咸阳，想让全国人民都认同他的帝国，认可只有帝制专政才能改变春秋战国以来乱糟糟的政治局面，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嬴政的工作效率极高，在短时间内，改制诏书伴随着秦国官吏担任之前由六国贵族充任的地方官吏的角色，密集地从咸阳发出，颁行全国。
（秦始皇的工作效率极高）
与嬴政满心期待帝国即将以来兴旺发达，人们安居乐业的盛世不同，秦帝国表面平稳下，复辟势力却暗流汹涌。最终他选择巡游天下来震慑不服，并检视秦法执行的情况，然而针对嬴政的刺杀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从博浪沙的铁锥，到陨石上刻字“始皇死而地分”，再到楚地的叛乱，来自民间蛰伏的野心家的诅咒和阴谋让嬴政逐渐失去了耐心。
嬴政改变了此前的仁政手段，开始利用大秦帝国的军事机器强行推行秦法，对腹诽新政的人，倡导恢复周礼王政的人，执行了惨酷的压迫政策，“焚书坑儒”是这种理念的外在表现。长子扶苏因此劝说秦始皇，说：“天下刚刚安定，边远地区百姓尚未归附，儒生们全诵读并效法孔子的言论，而今陛下却用严厉的刑法处置他们，臣担心天下会因此不安定。希望陛下明察。”
（温文儒雅的扶苏公子）
这时已经是公元前212年了，大秦帝国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嬴政也已经48岁了。他费尽心力，意图打造的帝制专制的社会管理体系，仍然不得人心。东方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不可能用仁义道德来笼络了，他们从内心里的文化优越感，使得他们不可能认同秦帝国的务实政治。天下人都痛斥秦始皇为“独夫民贼”，始皇帝可以用威风来压服他们。可是，作为寄予厚望的扶苏也如此沽名钓誉，不理解他，让秦始皇感到不可托付大事。儒家的一套，始皇帝何尝没有尝试过？
东方六国的学者，始皇帝好生伺候，可是他们厚古薄今，与皇朝非暴力不合作，对皇帝缺乏敬畏之心。正如汉宣帝对太子的教导“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汉朝时皇权已经取得了儒家的臣服，董仲舒本来想用“天人感应”来限制约束皇权，结果被汉武帝投进了监狱。后来托人说项，从监狱出来后，就再也不提“天人感应”了。秦朝时，始皇帝的威风并没有压服这些东方学者，而秦帝国有孔武有力的军人、精通秦法的官吏、熟悉稼穑的农民，却单单缺少有影响力的学者，这使得始皇帝的社会管理体系缺少文化上的优势。如果任由这些学者议论朝政，人心思乱，秦帝国将无法顺利建成帝制专政。
（焚书事业须商量）
对于扶苏的书生之见，始皇帝深感痛心。他让扶苏去长城监军，迁出咸阳，已有贬谪的意味。此后，秦帝国的大型工程项目集中上马，秦始皇意图用这种方式来昭示他的帝制专政制度的伟大和正确。为了确保这些工程的顺利进行，秦法得到普遍的贯彻和执行是前提和保障。因此，深合始皇帝心意的赵高成为了中车府令，而赵高的学生，秦始皇的少子胡亥也经常伴随始皇帝出巡。
秦始皇晚年，究竟有没有想过立太子的事？历代以来，秦始皇是执行零分封最为彻底的皇帝，他不立皇后，不立太子，不封公族，他想把帝国变成职业官僚管理的，可以由皇帝进行绩效考核的一个管理体系。这样的政治设计，确实过于超前，但也因此埋下了隐患。公族势力弱小，外戚也不能提供外援，缺乏势力根基，新任的皇帝凭借什么能够控制局势呢？留给嬴政的时间实在太短，他已经做了太多的开创性的工作，不可能事无巨细都能一一想到。在这里，嬴政似乎是真的犯下了大错。
由于嬴政身边没有任何可以显示皇帝属意的接班人的迹象，根据皇帝晚年对秦法的信任以及少子胡亥的老师赵高充任中车府令，这些迹象都表明皇帝想立少子继位。秦始皇既然事事创新，从不法古，那么周王朝的嫡长子世袭制也肯定不会在秦始皇的考虑之内。所以，胡亥作为少子，一样具有合乎“嬴政逻辑”的继承权。
（二世胡亥）
那么为什么《史记》里会有证据凿凿的沙丘之变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至沙丘，突然病情加重。秦始皇很厌恶谈论“死”，因此群臣中没有人敢于提关于死的事。待到他病势更加沉重时，才命中车府令、兼掌符玺事务的赵高写诏书给长子扶苏说：“参加丧事处理，灵柩到咸阳后安葬。”
诏书已封好，但却搁置在赵高处，没有交给使者送出。秋季，七月，丙寅，始皇在沙丘宫平台驾崩。丞相李斯因皇帝在都城外病逝，唯恐各位皇子及天下发生什么变故，于是就秘不发丧，将棺材停放在能调节冷暖的凉车中，由始皇生前最宠信的宦官在车的右边陪乘。所到一地，上呈餐饭、百官奏报事务与过去一样，宦官即从车中接受并批复奏事，只有胡亥、赵高及受宠幸的宦官五六个人知道内情。
可是问题是，司马迁写史时，已经过去了百多年，当年参与密谋的赵高、李斯等人不可能把这等密谋堂而皇之的公布天下。李斯在被赵高处死时，也没有把这件事当做要挟，只是感慨不能再牵狗逐兔了。
陈胜、吴广起事时，曾密谋说：“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可见，陈胜的这个建议，主要是站在争取人心，瓦解秦军的抵抗意志。因此在秦末之际，扶苏“含冤被杀”这个桥段，经由起义军的推波助澜，逐渐成为社会公论。司马迁写史时，不可能不参考这种意见。当时参与密谋之人都已死无对证，“三人不能守密,两人谋事一人当殉”。
司马公从何处得知如此详情？《史记》中写到这段时，司马公如当场目击一样。秦汉之间的故事，涉及到很多密谋之事时，大多都是采用如此写法。
（沙丘之谋）
公元前215年，是秦始皇时期的转折点。始皇帝在前期的施政理念，应该是以“仁德”来感化六国之人，从而开创统一的帝制国家。这从始皇帝对六国贵族不加诛戮，征辟大量山东学者就可以看出来。始皇帝希望用山东的文化和秦国的法治一起为新的帝国剪彩，融合成一个国家。然而，此后却画风突变，秦始皇疾风骤雨一般集中上马了大量的工程，后来还“焚书坑儒”，这说明秦始皇对国家治理的理念已经发生了转变。他改变了怀柔远人的做法，代之以凌厉的霸道。在秦始皇后期，丝毫没有见到有收敛的迹象。始皇帝的霸道与朱元璋的凶狠还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朱元璋的敌人都是淮西勋贵，在明处。而始皇帝的敌人都蛰伏在民间，在暗处。所以，始皇帝的残酷和霸道，并没有起到类似朱元璋整顿吏治的效果。因此，也说不上始皇帝是为了扶苏把难做的事情都给做完，从而交给扶苏一个能拿得起的天下。
公元前215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史记》中寥寥几笔的记载，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寻求六国精英人物对帝国的支持而不得，转而进行了土地革命，“令黔首自实田”，意思是让老百姓自己报田亩数，国家都给承认。这样的一个土地革命，结果却是秦帝国经济通货膨胀，粮价涨到1600钱一石，民众生存日益艰难。秦始皇争取底层民众的努力，也化为泡影。
（阿旁宫秦始皇兴建的人间乐国）
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丰功伟业，想践行仁政都不免受到山东六国的冷落与敌对，何况扶苏一个没有赫赫声威的升平公子？这些六国旧贵族连秦始皇的账都不买，又怎么会对扶苏恭谨从命呢？在这些贵族眼中，除非秦国取消帝位，恢复他们的贵族爵位，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和解。这从秦帝国的军事机器稍有松动，六国贵族几乎一夜之间，全都复国就足以说明反秦势力在民间勾结已久。与周王朝建立后仍然需要进行再征服一样，没有把六国的复国根基彻底铲除，六国复国之心不会死。秦始皇可能是对自己的铁血军团过于自负了，而事实上，章邯也确实差一点就完成了再征服，可谁知道出现了项羽这样的兵家妖孽？
项羽短暂的一生，似乎就是为了灭秦而来。秦帝国命数当此，完成再征服的任务，最后只能交给刘邦了（项羽开了历史的倒车，恢复了分封）。在秦帝国的政治体制的继承的问题上，小秦始皇3岁的沛县亭长刘邦，才是秦始皇真正的继承人。
谢邀！
我个人觉得未必会二世而亡。我人一说二世而亡，头脑中立即会反应出两个朝代，一是秦，二是隋。这两个朝代也都有共同特点，比如一统天下，比如政权极其强大，比如人民生活尚好，比如二世而斩，最重要的是，秦二世和隋二世都像神经病一样，似乎不是别人要灭了他的王朝，而是他们自己要灭了自己的王朝。
秦始皇于前221年统一天下，做了很多大事，甚至是劳民伤财的大事，然而，百姓没有造反。二世就上台两年，造反的风起云涌。但有一条，所有的造反都在陈胜起义之后，而陈胜起义，二世居然没有派人剿灭，这件事实在是不可思议。其他的野心家们，都是看陈胜这种二货都称王了，居然也没事儿，那我为什么不反？于是，天下乱成一锅粥。
如果扶苏上台，这个公子，似乎有点儒家的仁政思想，而且，颇有人望，君不见，陈胜造反，居然也是打着扶苏的旗号，可见，如果扶苏上台，一是人民群众未必会反，二是有蒙恬这样的大将，还有章邯这样的军事奇才，很快就可平息。之后，以扶苏的性格和政治主张，行仁政的可能性很大，人民群众只要有口饭吃，造反的可能性并不大。高祖恐怕当亭长会当到死，项羽要闹事，可能早就被干掉了。
当然，即使扶苏为秦二世，秦也传不到万世，但支撑个一两百年，恐怕不在话下
秦王嬴政在38岁这年登基成为帝国的皇帝，设置了三公九卿，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同时他还征辟了大量的东方学者到了咸阳，想让全国人民都认同他的帝国，认可只有帝制专政才能改变春秋战国以来乱糟糟的政治局面，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嬴政的工作效率极高，在短时间内，改制诏书伴随着秦国官吏担任之前由六国贵族充任的地方官吏的角色，密集地从咸阳发出，颁行全国。
（秦始皇的工作效率极高）
与嬴政满心期待帝国即将以来兴旺发达，人们安居乐业的盛世不同，秦帝国表面平稳下，复辟势力却暗流汹涌。最终他选择巡游天下来震慑不服，并检视秦法执行的情况，然而针对嬴政的刺杀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从博浪沙的铁锥，到陨石上刻字“始皇死而地分”，再到楚地的叛乱，来自民间蛰伏的野心家的诅咒和阴谋让嬴政逐渐失去了耐心。
嬴政改变了此前的仁政手段，开始利用大秦帝国的军事机器强行推行秦法，对腹诽新政的人，倡导恢复周礼王政的人，执行了惨酷的压迫政策，“焚书坑儒”是这种理念的外在表现。长子扶苏因此劝说秦始皇，说：“天下刚刚安定，边远地区百姓尚未归附，儒生们全诵读并效法孔子的言论，而今陛下却用严厉的刑法处置他们，臣担心天下会因此不安定。希望陛下明察。”
（温文儒雅的扶苏公子）
这时已经是公元前212年了，大秦帝国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嬴政也已经48岁了。他费尽心力，意图打造的帝制专制的社会管理体系，仍然不得人心。东方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不可能用仁义道德来笼络了，他们从内心里的文化优越感，使得他们不可能认同秦帝国的务实政治。天下人都痛斥秦始皇为“独夫民贼”，始皇帝可以用威风来压服他们。可是，作为寄予厚望的扶苏也如此沽名钓誉，不理解他，让秦始皇感到不可托付大事。儒家的一套，始皇帝何尝没有尝试过？
东方六国的学者，始皇帝好生伺候，可是他们厚古薄今，与皇朝非暴力不合作，对皇帝缺乏敬畏之心。正如汉宣帝对太子的教导“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汉朝时皇权已经取得了儒家的臣服，董仲舒本来想用“天人感应”来限制约束皇权，结果被汉武帝投进了监狱。后来托人说项，从监狱出来后，就再也不提“天人感应”了。秦朝时，始皇帝的威风并没有压服这些东方学者，而秦帝国有孔武有力的军人、精通秦法的官吏、熟悉稼穑的农民，却单单缺少有影响力的学者，这使得始皇帝的社会管理体系缺少文化上的优势。如果任由这些学者议论朝政，人心思乱，秦帝国将无法顺利建成帝制专政。
（焚书事业须商量）
对于扶苏的书生之见，始皇帝深感痛心。他让扶苏去长城监军，迁出咸阳，已有贬谪的意味。此后，秦帝国的大型工程项目集中上马，秦始皇意图用这种方式来昭示他的帝制专政制度的伟大和正确。为了确保这些工程的顺利进行，秦法得到普遍的贯彻和执行是前提和保障。因此，深合始皇帝心意的赵高成为了中车府令，而赵高的学生，秦始皇的少子胡亥也经常伴随始皇帝出巡。
秦始皇晚年，究竟有没有想过立太子的事？历代以来，秦始皇是执行零分封最为彻底的皇帝，他不立皇后，不立太子，不封公族，他想把帝国变成职业官僚管理的，可以由皇帝进行绩效考核的一个管理体系。这样的政治设计，确实过于超前，但也因此埋下了隐患。公族势力弱小，外戚也不能提供外援，缺乏势力根基，新任的皇帝凭借什么能够控制局势呢？留给嬴政的时间实在太短，他已经做了太多的开创性的工作，不可能事无巨细都能一一想到。在这里，嬴政似乎是真的犯下了大错。
由于嬴政身边没有任何可以显示皇帝属意的接班人的迹象，根据皇帝晚年对秦法的信任以及少子胡亥的老师赵高充任中车府令，这些迹象都表明皇帝想立少子继位。秦始皇既然事事创新，从不法古，那么周王朝的嫡长子世袭制也肯定不会在秦始皇的考虑之内。所以，胡亥作为少子，一样具有合乎“嬴政逻辑”的继承权。
（二世胡亥）
那么为什么《史记》里会有证据凿凿的沙丘之变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至沙丘，突然病情加重。秦始皇很厌恶谈论“死”，因此群臣中没有人敢于提关于死的事。待到他病势更加沉重时，才命中车府令、兼掌符玺事务的赵高写诏书给长子扶苏说：“参加丧事处理，灵柩到咸阳后安葬。”
诏书已封好，但却搁置在赵高处，没有交给使者送出。秋季，七月，丙寅，始皇在沙丘宫平台驾崩。丞相李斯因皇帝在都城外病逝，唯恐各位皇子及天下发生什么变故，于是就秘不发丧，将棺材停放在能调节冷暖的凉车中，由始皇生前最宠信的宦官在车的右边陪乘。所到一地，上呈餐饭、百官奏报事务与过去一样，宦官即从车中接受并批复奏事，只有胡亥、赵高及受宠幸的宦官五六个人知道内情。
可是问题是，司马迁写史时，已经过去了百多年，当年参与密谋的赵高、李斯等人不可能把这等密谋堂而皇之的公布天下。李斯在被赵高处死时，也没有把这件事当做要挟，只是感慨不能再牵狗逐兔了。
陈胜、吴广起事时，曾密谋说：“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可见，陈胜的这个建议，主要是站在争取人心，瓦解秦军的抵抗意志。因此在秦末之际，扶苏“含冤被杀”这个桥段，经由起义军的推波助澜，逐渐成为社会公论。司马迁写史时，不可能不参考这种意见。当时参与密谋之人都已死无对证，“三人不能守密,两人谋事一人当殉”。
司马公从何处得知如此详情？《史记》中写到这段时，司马公如当场目击一样。秦汉之间的故事，涉及到很多密谋之事时，大多都是采用如此写法。
（沙丘之谋）
公元前215年，是秦始皇时期的转折点。始皇帝在前期的施政理念，应该是以“仁德”来感化六国之人，从而开创统一的帝制国家。这从始皇帝对六国贵族不加诛戮，征辟大量山东学者就可以看出来。始皇帝希望用山东的文化和秦国的法治一起为新的帝国剪彩，融合成一个国家。然而，此后却画风突变，秦始皇疾风骤雨一般集中上马了大量的工程，后来还“焚书坑儒”，这说明秦始皇对国家治理的理念已经发生了转变。他改变了怀柔远人的做法，代之以凌厉的霸道。在秦始皇后期，丝毫没有见到有收敛的迹象。始皇帝的霸道与朱元璋的凶狠还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朱元璋的敌人都是淮西勋贵，在明处。而始皇帝的敌人都蛰伏在民间，在暗处。所以，始皇帝的残酷和霸道，并没有起到类似朱元璋整顿吏治的效果。因此，也说不上始皇帝是为了扶苏把难做的事情都给做完，从而交给扶苏一个能拿得起的天下。
公元前215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史记》中寥寥几笔的记载，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寻求六国精英人物对帝国的支持而不得，转而进行了土地革命，“令黔首自实田”，意思是让老百姓自己报田亩数，国家都给承认。这样的一个土地革命，结果却是秦帝国经济通货膨胀，粮价涨到1600钱一石，民众生存日益艰难。秦始皇争取底层民众的努力，也化为泡影。
（阿旁宫秦始皇兴建的人间乐国）
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丰功伟业，想践行仁政都不免受到山东六国的冷落与敌对，何况扶苏一个没有赫赫声威的升平公子？这些六国旧贵族连秦始皇的账都不买，又怎么会对扶苏恭谨从命呢？在这些贵族眼中，除非秦国取消帝位，恢复他们的贵族爵位，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和解。这从秦帝国的军事机器稍有松动，六国贵族几乎一夜之间，全都复国就足以说明反秦势力在民间勾结已久。与周王朝建立后仍然需要进行再征服一样，没有把六国的复国根基彻底铲除，六国复国之心不会死。秦始皇可能是对自己的铁血军团过于自负了，而事实上，章邯也确实差一点就完成了再征服，可谁知道出现了项羽这样的兵家妖孽？
项羽短暂的一生，似乎就是为了灭秦而来。秦帝国命数当此，完成再征服的任务，最后只能交给刘邦了（项羽开了历史的倒车，恢复了分封）。在秦帝国的政治体制的继承的问题上，小秦始皇3岁的沛县亭长刘邦，才是秦始皇真正的继承人。
谢邀！
我个人觉得未必会二世而亡。我人一说二世而亡，头脑中立即会反应出两个朝代，一是秦，二是隋。这两个朝代也都有共同特点，比如一统天下，比如政权极其强大，比如人民生活尚好，比如二世而斩，最重要的是，秦二世和隋二世都像神经病一样，似乎不是别人要灭了他的王朝，而是他们自己要灭了自己的王朝。
秦始皇于前221年统一天下，做了很多大事，甚至是劳民伤财的大事，然而，百姓没有造反。二世就上台两年，造反的风起云涌。但有一条，所有的造反都在陈胜起义之后，而陈胜起义，二世居然没有派人剿灭，这件事实在是不可思议。其他的野心家们，都是看陈胜这种二货都称王了，居然也没事儿，那我为什么不反？于是，天下乱成一锅粥。
如果扶苏上台，这个公子，似乎有点儒家的仁政思想，而且，颇有人望，君不见，陈胜造反，居然也是打着扶苏的旗号，可见，如果扶苏上台，一是人民群众未必会反，二是有蒙恬这样的大将，还有章邯这样的军事奇才，很快就可平息。之后，以扶苏的性格和政治主张，行仁政的可能性很大，人民群众只要有口饭吃，造反的可能性并不大。高祖恐怕当亭长会当到死，项羽要闹事，可能早就被干掉了。
当然，即使扶苏为秦二世，秦也传不到万世，但支撑个一两百年，恐怕不在话下
王离的正规军没有打赢章邯的刑徒军，其中有兵的原因，也有将的原因。
王离爷爷是秦国强大的战将王翦，父亲是战功赫赫的王贲。他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优良的军事家庭中，可以说是耳目渲染之下，水平还是有的。
至于章邯，他放出七十万刑徒之前，秦国这号人并不出名，可以说是横空出世的巨星。
蒙恬死后，王离接手了他的北方长城军团。长城军团主要是为了应对匈奴作战而存在的，主要能力在抵御骑兵，适合大面积的正规作战。
反观章邯的刑徒军，在牢里的人。本来就是非常厉害的，说不上穷凶极恶都能是战斗力很强的。对于突发事件的反秦势力，他们有动力去为秦国拼命，因为他们不但可以摆脱被囚禁的命运，还有机会平步青云。这是刑徒们的强大源动力的一个因素。
另一方面，王离的个人水平比不上章邯。这是将领的问题。王离虽然出身名门，但是实战经验不够。而章邯必定是从小兵一步步上来的，经验一定无比丰富。
秦王嬴政在38岁这年登基成为帝国的皇帝，设置了三公九卿，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同时他还征辟了大量的东方学者到了咸阳，想让全国人民都认同他的帝国，认可只有帝制专政才能改变春秋战国以来乱糟糟的政治局面，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嬴政的工作效率极高，在短时间内，改制诏书伴随着秦国官吏担任之前由六国贵族充任的地方官吏的角色，密集地从咸阳发出，颁行全国。
（秦始皇的工作效率极高）
与嬴政满心期待帝国即将以来兴旺发达，人们安居乐业的盛世不同，秦帝国表面平稳下，复辟势力却暗流汹涌。最终他选择巡游天下来震慑不服，并检视秦法执行的情况，然而针对嬴政的刺杀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从博浪沙的铁锥，到陨石上刻字“始皇死而地分”，再到楚地的叛乱，来自民间蛰伏的野心家的诅咒和阴谋让嬴政逐渐失去了耐心。
嬴政改变了此前的仁政手段，开始利用大秦帝国的军事机器强行推行秦法，对腹诽新政的人，倡导恢复周礼王政的人，执行了惨酷的压迫政策，“焚书坑儒”是这种理念的外在表现。长子扶苏因此劝说秦始皇，说：“天下刚刚安定，边远地区百姓尚未归附，儒生们全诵读并效法孔子的言论，而今陛下却用严厉的刑法处置他们，臣担心天下会因此不安定。希望陛下明察。”
（温文儒雅的扶苏公子）
这时已经是公元前212年了，大秦帝国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嬴政也已经48岁了。他费尽心力，意图打造的帝制专制的社会管理体系，仍然不得人心。东方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不可能用仁义道德来笼络了，他们从内心里的文化优越感，使得他们不可能认同秦帝国的务实政治。天下人都痛斥秦始皇为“独夫民贼”，始皇帝可以用威风来压服他们。可是，作为寄予厚望的扶苏也如此沽名钓誉，不理解他，让秦始皇感到不可托付大事。儒家的一套，始皇帝何尝没有尝试过？
东方六国的学者，始皇帝好生伺候，可是他们厚古薄今，与皇朝非暴力不合作，对皇帝缺乏敬畏之心。正如汉宣帝对太子的教导“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汉朝时皇权已经取得了儒家的臣服，董仲舒本来想用“天人感应”来限制约束皇权，结果被汉武帝投进了监狱。后来托人说项，从监狱出来后，就再也不提“天人感应”了。秦朝时，始皇帝的威风并没有压服这些东方学者，而秦帝国有孔武有力的军人、精通秦法的官吏、熟悉稼穑的农民，却单单缺少有影响力的学者，这使得始皇帝的社会管理体系缺少文化上的优势。如果任由这些学者议论朝政，人心思乱，秦帝国将无法顺利建成帝制专政。
（焚书事业须商量）
对于扶苏的书生之见，始皇帝深感痛心。他让扶苏去长城监军，迁出咸阳，已有贬谪的意味。此后，秦帝国的大型工程项目集中上马，秦始皇意图用这种方式来昭示他的帝制专政制度的伟大和正确。为了确保这些工程的顺利进行，秦法得到普遍的贯彻和执行是前提和保障。因此，深合始皇帝心意的赵高成为了中车府令，而赵高的学生，秦始皇的少子胡亥也经常伴随始皇帝出巡。
秦始皇晚年，究竟有没有想过立太子的事？历代以来，秦始皇是执行零分封最为彻底的皇帝，他不立皇后，不立太子，不封公族，他想把帝国变成职业官僚管理的，可以由皇帝进行绩效考核的一个管理体系。这样的政治设计，确实过于超前，但也因此埋下了隐患。公族势力弱小，外戚也不能提供外援，缺乏势力根基，新任的皇帝凭借什么能够控制局势呢？留给嬴政的时间实在太短，他已经做了太多的开创性的工作，不可能事无巨细都能一一想到。在这里，嬴政似乎是真的犯下了大错。
由于嬴政身边没有任何可以显示皇帝属意的接班人的迹象，根据皇帝晚年对秦法的信任以及少子胡亥的老师赵高充任中车府令，这些迹象都表明皇帝想立少子继位。秦始皇既然事事创新，从不法古，那么周王朝的嫡长子世袭制也肯定不会在秦始皇的考虑之内。所以，胡亥作为少子，一样具有合乎“嬴政逻辑”的继承权。
（二世胡亥）
那么为什么《史记》里会有证据凿凿的沙丘之变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至沙丘，突然病情加重。秦始皇很厌恶谈论“死”，因此群臣中没有人敢于提关于死的事。待到他病势更加沉重时，才命中车府令、兼掌符玺事务的赵高写诏书给长子扶苏说：“参加丧事处理，灵柩到咸阳后安葬。”
诏书已封好，但却搁置在赵高处，没有交给使者送出。秋季，七月，丙寅，始皇在沙丘宫平台驾崩。丞相李斯因皇帝在都城外病逝，唯恐各位皇子及天下发生什么变故，于是就秘不发丧，将棺材停放在能调节冷暖的凉车中，由始皇生前最宠信的宦官在车的右边陪乘。所到一地，上呈餐饭、百官奏报事务与过去一样，宦官即从车中接受并批复奏事，只有胡亥、赵高及受宠幸的宦官五六个人知道内情。
可是问题是，司马迁写史时，已经过去了百多年，当年参与密谋的赵高、李斯等人不可能把这等密谋堂而皇之的公布天下。李斯在被赵高处死时，也没有把这件事当做要挟，只是感慨不能再牵狗逐兔了。
陈胜、吴广起事时，曾密谋说：“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可见，陈胜的这个建议，主要是站在争取人心，瓦解秦军的抵抗意志。因此在秦末之际，扶苏“含冤被杀”这个桥段，经由起义军的推波助澜，逐渐成为社会公论。司马迁写史时，不可能不参考这种意见。当时参与密谋之人都已死无对证，“三人不能守密,两人谋事一人当殉”。
司马公从何处得知如此详情？《史记》中写到这段时，司马公如当场目击一样。秦汉之间的故事，涉及到很多密谋之事时，大多都是采用如此写法。
（沙丘之谋）
公元前215年，是秦始皇时期的转折点。始皇帝在前期的施政理念，应该是以“仁德”来感化六国之人，从而开创统一的帝制国家。这从始皇帝对六国贵族不加诛戮，征辟大量山东学者就可以看出来。始皇帝希望用山东的文化和秦国的法治一起为新的帝国剪彩，融合成一个国家。然而，此后却画风突变，秦始皇疾风骤雨一般集中上马了大量的工程，后来还“焚书坑儒”，这说明秦始皇对国家治理的理念已经发生了转变。他改变了怀柔远人的做法，代之以凌厉的霸道。在秦始皇后期，丝毫没有见到有收敛的迹象。始皇帝的霸道与朱元璋的凶狠还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朱元璋的敌人都是淮西勋贵，在明处。而始皇帝的敌人都蛰伏在民间，在暗处。所以，始皇帝的残酷和霸道，并没有起到类似朱元璋整顿吏治的效果。因此，也说不上始皇帝是为了扶苏把难做的事情都给做完，从而交给扶苏一个能拿得起的天下。
公元前215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史记》中寥寥几笔的记载，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寻求六国精英人物对帝国的支持而不得，转而进行了土地革命，“令黔首自实田”，意思是让老百姓自己报田亩数，国家都给承认。这样的一个土地革命，结果却是秦帝国经济通货膨胀，粮价涨到1600钱一石，民众生存日益艰难。秦始皇争取底层民众的努力，也化为泡影。
（阿旁宫秦始皇兴建的人间乐国）
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丰功伟业，想践行仁政都不免受到山东六国的冷落与敌对，何况扶苏一个没有赫赫声威的升平公子？这些六国旧贵族连秦始皇的账都不买，又怎么会对扶苏恭谨从命呢？在这些贵族眼中，除非秦国取消帝位，恢复他们的贵族爵位，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和解。这从秦帝国的军事机器稍有松动，六国贵族几乎一夜之间，全都复国就足以说明反秦势力在民间勾结已久。与周王朝建立后仍然需要进行再征服一样，没有把六国的复国根基彻底铲除，六国复国之心不会死。秦始皇可能是对自己的铁血军团过于自负了，而事实上，章邯也确实差一点就完成了再征服，可谁知道出现了项羽这样的兵家妖孽？
项羽短暂的一生，似乎就是为了灭秦而来。秦帝国命数当此，完成再征服的任务，最后只能交给刘邦了（项羽开了历史的倒车，恢复了分封）。在秦帝国的政治体制的继承的问题上，小秦始皇3岁的沛县亭长刘邦，才是秦始皇真正的继承人。
谢邀！
我个人觉得未必会二世而亡。我人一说二世而亡，头脑中立即会反应出两个朝代，一是秦，二是隋。这两个朝代也都有共同特点，比如一统天下，比如政权极其强大，比如人民生活尚好，比如二世而斩，最重要的是，秦二世和隋二世都像神经病一样，似乎不是别人要灭了他的王朝，而是他们自己要灭了自己的王朝。
秦始皇于前221年统一天下，做了很多大事，甚至是劳民伤财的大事，然而，百姓没有造反。二世就上台两年，造反的风起云涌。但有一条，所有的造反都在陈胜起义之后，而陈胜起义，二世居然没有派人剿灭，这件事实在是不可思议。其他的野心家们，都是看陈胜这种二货都称王了，居然也没事儿，那我为什么不反？于是，天下乱成一锅粥。
如果扶苏上台，这个公子，似乎有点儒家的仁政思想，而且，颇有人望，君不见，陈胜造反，居然也是打着扶苏的旗号，可见，如果扶苏上台，一是人民群众未必会反，二是有蒙恬这样的大将，还有章邯这样的军事奇才，很快就可平息。之后，以扶苏的性格和政治主张，行仁政的可能性很大，人民群众只要有口饭吃，造反的可能性并不大。高祖恐怕当亭长会当到死，项羽要闹事，可能早就被干掉了。
当然，即使扶苏为秦二世，秦也传不到万世，但支撑个一两百年，恐怕不在话下
王离的正规军没有打赢章邯的刑徒军，其中有兵的原因，也有将的原因。
王离爷爷是秦国强大的战将王翦，父亲是战功赫赫的王贲。他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优良的军事家庭中，可以说是耳目渲染之下，水平还是有的。
至于章邯，他放出七十万刑徒之前，秦国这号人并不出名，可以说是横空出世的巨星。
蒙恬死后，王离接手了他的北方长城军团。长城军团主要是为了应对匈奴作战而存在的，主要能力在抵御骑兵，适合大面积的正规作战。
反观章邯的刑徒军，在牢里的人。本来就是非常厉害的，说不上穷凶极恶都能是战斗力很强的。对于突发事件的反秦势力，他们有动力去为秦国拼命，因为他们不但可以摆脱被囚禁的命运，还有机会平步青云。这是刑徒们的强大源动力的一个因素。
另一方面，王离的个人水平比不上章邯。这是将领的问题。王离虽然出身名门，但是实战经验不够。而章邯必定是从小兵一步步上来的，经验一定无比丰富。
想办法好好查一下吧，有些不太正常，应加以警觉。
秦王嬴政在38岁这年登基成为帝国的皇帝，设置了三公九卿，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同时他还征辟了大量的东方学者到了咸阳，想让全国人民都认同他的帝国，认可只有帝制专政才能改变春秋战国以来乱糟糟的政治局面，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嬴政的工作效率极高，在短时间内，改制诏书伴随着秦国官吏担任之前由六国贵族充任的地方官吏的角色，密集地从咸阳发出，颁行全国。
（秦始皇的工作效率极高）
与嬴政满心期待帝国即将以来兴旺发达，人们安居乐业的盛世不同，秦帝国表面平稳下，复辟势力却暗流汹涌。最终他选择巡游天下来震慑不服，并检视秦法执行的情况，然而针对嬴政的刺杀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从博浪沙的铁锥，到陨石上刻字“始皇死而地分”，再到楚地的叛乱，来自民间蛰伏的野心家的诅咒和阴谋让嬴政逐渐失去了耐心。
嬴政改变了此前的仁政手段，开始利用大秦帝国的军事机器强行推行秦法，对腹诽新政的人，倡导恢复周礼王政的人，执行了惨酷的压迫政策，“焚书坑儒”是这种理念的外在表现。长子扶苏因此劝说秦始皇，说：“天下刚刚安定，边远地区百姓尚未归附，儒生们全诵读并效法孔子的言论，而今陛下却用严厉的刑法处置他们，臣担心天下会因此不安定。希望陛下明察。”
（温文儒雅的扶苏公子）
这时已经是公元前212年了，大秦帝国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嬴政也已经48岁了。他费尽心力，意图打造的帝制专制的社会管理体系，仍然不得人心。东方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不可能用仁义道德来笼络了，他们从内心里的文化优越感，使得他们不可能认同秦帝国的务实政治。天下人都痛斥秦始皇为“独夫民贼”，始皇帝可以用威风来压服他们。可是，作为寄予厚望的扶苏也如此沽名钓誉，不理解他，让秦始皇感到不可托付大事。儒家的一套，始皇帝何尝没有尝试过？
东方六国的学者，始皇帝好生伺候，可是他们厚古薄今，与皇朝非暴力不合作，对皇帝缺乏敬畏之心。正如汉宣帝对太子的教导“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汉朝时皇权已经取得了儒家的臣服，董仲舒本来想用“天人感应”来限制约束皇权，结果被汉武帝投进了监狱。后来托人说项，从监狱出来后，就再也不提“天人感应”了。秦朝时，始皇帝的威风并没有压服这些东方学者，而秦帝国有孔武有力的军人、精通秦法的官吏、熟悉稼穑的农民，却单单缺少有影响力的学者，这使得始皇帝的社会管理体系缺少文化上的优势。如果任由这些学者议论朝政，人心思乱，秦帝国将无法顺利建成帝制专政。
（焚书事业须商量）
对于扶苏的书生之见，始皇帝深感痛心。他让扶苏去长城监军，迁出咸阳，已有贬谪的意味。此后，秦帝国的大型工程项目集中上马，秦始皇意图用这种方式来昭示他的帝制专政制度的伟大和正确。为了确保这些工程的顺利进行，秦法得到普遍的贯彻和执行是前提和保障。因此，深合始皇帝心意的赵高成为了中车府令，而赵高的学生，秦始皇的少子胡亥也经常伴随始皇帝出巡。
秦始皇晚年，究竟有没有想过立太子的事？历代以来，秦始皇是执行零分封最为彻底的皇帝，他不立皇后，不立太子，不封公族，他想把帝国变成职业官僚管理的，可以由皇帝进行绩效考核的一个管理体系。这样的政治设计，确实过于超前，但也因此埋下了隐患。公族势力弱小，外戚也不能提供外援，缺乏势力根基，新任的皇帝凭借什么能够控制局势呢？留给嬴政的时间实在太短，他已经做了太多的开创性的工作，不可能事无巨细都能一一想到。在这里，嬴政似乎是真的犯下了大错。
由于嬴政身边没有任何可以显示皇帝属意的接班人的迹象，根据皇帝晚年对秦法的信任以及少子胡亥的老师赵高充任中车府令，这些迹象都表明皇帝想立少子继位。秦始皇既然事事创新，从不法古，那么周王朝的嫡长子世袭制也肯定不会在秦始皇的考虑之内。所以，胡亥作为少子，一样具有合乎“嬴政逻辑”的继承权。
（二世胡亥）
那么为什么《史记》里会有证据凿凿的沙丘之变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至沙丘，突然病情加重。秦始皇很厌恶谈论“死”，因此群臣中没有人敢于提关于死的事。待到他病势更加沉重时，才命中车府令、兼掌符玺事务的赵高写诏书给长子扶苏说：“参加丧事处理，灵柩到咸阳后安葬。”
诏书已封好，但却搁置在赵高处，没有交给使者送出。秋季，七月，丙寅，始皇在沙丘宫平台驾崩。丞相李斯因皇帝在都城外病逝，唯恐各位皇子及天下发生什么变故，于是就秘不发丧，将棺材停放在能调节冷暖的凉车中，由始皇生前最宠信的宦官在车的右边陪乘。所到一地，上呈餐饭、百官奏报事务与过去一样，宦官即从车中接受并批复奏事，只有胡亥、赵高及受宠幸的宦官五六个人知道内情。
可是问题是，司马迁写史时，已经过去了百多年，当年参与密谋的赵高、李斯等人不可能把这等密谋堂而皇之的公布天下。李斯在被赵高处死时，也没有把这件事当做要挟，只是感慨不能再牵狗逐兔了。
陈胜、吴广起事时，曾密谋说：“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可见，陈胜的这个建议，主要是站在争取人心，瓦解秦军的抵抗意志。因此在秦末之际，扶苏“含冤被杀”这个桥段，经由起义军的推波助澜，逐渐成为社会公论。司马迁写史时，不可能不参考这种意见。当时参与密谋之人都已死无对证，“三人不能守密,两人谋事一人当殉”。
司马公从何处得知如此详情？《史记》中写到这段时，司马公如当场目击一样。秦汉之间的故事，涉及到很多密谋之事时，大多都是采用如此写法。
（沙丘之谋）
公元前215年，是秦始皇时期的转折点。始皇帝在前期的施政理念，应该是以“仁德”来感化六国之人，从而开创统一的帝制国家。这从始皇帝对六国贵族不加诛戮，征辟大量山东学者就可以看出来。始皇帝希望用山东的文化和秦国的法治一起为新的帝国剪彩，融合成一个国家。然而，此后却画风突变，秦始皇疾风骤雨一般集中上马了大量的工程，后来还“焚书坑儒”，这说明秦始皇对国家治理的理念已经发生了转变。他改变了怀柔远人的做法，代之以凌厉的霸道。在秦始皇后期，丝毫没有见到有收敛的迹象。始皇帝的霸道与朱元璋的凶狠还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朱元璋的敌人都是淮西勋贵，在明处。而始皇帝的敌人都蛰伏在民间，在暗处。所以，始皇帝的残酷和霸道，并没有起到类似朱元璋整顿吏治的效果。因此，也说不上始皇帝是为了扶苏把难做的事情都给做完，从而交给扶苏一个能拿得起的天下。
公元前215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史记》中寥寥几笔的记载，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寻求六国精英人物对帝国的支持而不得，转而进行了土地革命，“令黔首自实田”，意思是让老百姓自己报田亩数，国家都给承认。这样的一个土地革命，结果却是秦帝国经济通货膨胀，粮价涨到1600钱一石，民众生存日益艰难。秦始皇争取底层民众的努力，也化为泡影。
（阿旁宫秦始皇兴建的人间乐国）
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丰功伟业，想践行仁政都不免受到山东六国的冷落与敌对，何况扶苏一个没有赫赫声威的升平公子？这些六国旧贵族连秦始皇的账都不买，又怎么会对扶苏恭谨从命呢？在这些贵族眼中，除非秦国取消帝位，恢复他们的贵族爵位，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和解。这从秦帝国的军事机器稍有松动，六国贵族几乎一夜之间，全都复国就足以说明反秦势力在民间勾结已久。与周王朝建立后仍然需要进行再征服一样，没有把六国的复国根基彻底铲除，六国复国之心不会死。秦始皇可能是对自己的铁血军团过于自负了，而事实上，章邯也确实差一点就完成了再征服，可谁知道出现了项羽这样的兵家妖孽？
项羽短暂的一生，似乎就是为了灭秦而来。秦帝国命数当此，完成再征服的任务，最后只能交给刘邦了（项羽开了历史的倒车，恢复了分封）。在秦帝国的政治体制的继承的问题上，小秦始皇3岁的沛县亭长刘邦，才是秦始皇真正的继承人。
谢邀！
我个人觉得未必会二世而亡。我人一说二世而亡，头脑中立即会反应出两个朝代，一是秦，二是隋。这两个朝代也都有共同特点，比如一统天下，比如政权极其强大，比如人民生活尚好，比如二世而斩，最重要的是，秦二世和隋二世都像神经病一样，似乎不是别人要灭了他的王朝，而是他们自己要灭了自己的王朝。
秦始皇于前221年统一天下，做了很多大事，甚至是劳民伤财的大事，然而，百姓没有造反。二世就上台两年，造反的风起云涌。但有一条，所有的造反都在陈胜起义之后，而陈胜起义，二世居然没有派人剿灭，这件事实在是不可思议。其他的野心家们，都是看陈胜这种二货都称王了，居然也没事儿，那我为什么不反？于是，天下乱成一锅粥。
如果扶苏上台，这个公子，似乎有点儒家的仁政思想，而且，颇有人望，君不见，陈胜造反，居然也是打着扶苏的旗号，可见，如果扶苏上台，一是人民群众未必会反，二是有蒙恬这样的大将，还有章邯这样的军事奇才，很快就可平息。之后，以扶苏的性格和政治主张，行仁政的可能性很大，人民群众只要有口饭吃，造反的可能性并不大。高祖恐怕当亭长会当到死，项羽要闹事，可能早就被干掉了。
当然，即使扶苏为秦二世，秦也传不到万世，但支撑个一两百年，恐怕不在话下
王离的正规军没有打赢章邯的刑徒军，其中有兵的原因，也有将的原因。
王离爷爷是秦国强大的战将王翦，父亲是战功赫赫的王贲。他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优良的军事家庭中，可以说是耳目渲染之下，水平还是有的。
至于章邯，他放出七十万刑徒之前，秦国这号人并不出名，可以说是横空出世的巨星。
蒙恬死后，王离接手了他的北方长城军团。长城军团主要是为了应对匈奴作战而存在的，主要能力在抵御骑兵，适合大面积的正规作战。
反观章邯的刑徒军，在牢里的人。本来就是非常厉害的，说不上穷凶极恶都能是战斗力很强的。对于突发事件的反秦势力，他们有动力去为秦国拼命，因为他们不但可以摆脱被囚禁的命运，还有机会平步青云。这是刑徒们的强大源动力的一个因素。
另一方面，王离的个人水平比不上章邯。这是将领的问题。王离虽然出身名门，但是实战经验不够。而章邯必定是从小兵一步步上来的，经验一定无比丰富。
想办法好好查一下吧，有些不太正常，应加以警觉。
兄弟齐心其力断金固然不假，但有句更现实的话叫做无情最是帝王家。
袁绍虽然没有称帝，但在当时诸侯中是实力最强的，而且也最有一统天下的面相，在他活着的时候三个儿子背后的势力为了权力地盘，就已经在明争暗斗。
袁绍传位并没有遵守当时立嫡的原则，而是传给了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而且这个小儿子还不是原配所生，结果就是众人皆不服。
而且袁绍为了平衡各个儿子的感情，把自己封地分成了四份，除了三个儿子每人一份外甥还得了一份，结果是每个儿子手中都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互相不服。
袁谭袁熙袁尚三兄弟之间反目已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