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抱着回忆的情怀去看这部电影的，然而让人似曾相识的只有家长集体送饭、有年代感的手机这两个场景。电影中的情感纠葛和因果报复似乎都显得那样戏剧化，让人无从适应。现在想来，曾经看小说的时候也并没有太多的共鸣，更多地是一种猎奇心理。加之高三时学业紧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一睹“墙外”的风景，故而才会感兴趣。
而今，长大成人之后，自然对这样颇有争议的戏剧冲突感到不适。说是悼念青春，但是电影中表现出的十七岁的孩子们如此有心机真是让我心有余悸。我不知道自己是老了还是曾经的自己太过单纯，读书读傻了。
只记得曾经的高三生活并非无趣，但充其量也就是互相传递纸条书写心情，在纷繁的试题、作业中会有短暂的小小抗争，而那些早早谈恋爱的孩子们也都满带着美好，并没有相互利用的阴暗心理。所以，当我看到电影中如此黑暗的一面时，甚至会怀疑：这还是青春吗？
他们，或许因为太单纯，所以才会向往更为复杂的一面。人往往生活在幸福中而不自知，只有经历了痛苦才知晓幸福的可贵。所以，当到了我这个年龄再去审视这样一个完全不接地气的青春影像，难免会如鲠在喉——如果十七岁的孩子就有如此心机，能做到暗中操作就能气死家长改变彼此的命运，那还真是有所作为，堪当大任，今后封疆拜相、玩弄政治绝对不在话下。
走出影院，我问几个朋友是否有共鸣有同感，他们纷纷摇头。我也有同感，看着人家的青春，轰轰烈烈，自己好似白开水一样温吞。结果还是同行者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长得好看的那叫青春，长得丑的叫高三。”于是乎，立刻恍然大悟，原来青春也是有条件的。所以，我还是安然享受自己的高三吧。因为颜值低，这青春，注定与我无关。
有一个电影里某位明星的粉丝过来留言，说：“你一看就是70后，不知道我们90后的青春就是这样的吗，我们的校园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吗？”
当时，我有一瞬间的冲动，想人肉这个90后，特别想找她的父母谈谈。主要是跟她父母谈谈，你知道你的小孩整天都在学校干什么事么？
《左耳》是个改编自小说的电影，饶雪漫的原著，我没看过，那堆青春作家，我的确看得少。有些脑残粉经常对我说一句话，XXX这片是拍给粉丝看的，你没看过小说就没发言权。那我想对这些脑残粉说两句话：一，电影院公开卖票的电影我想看就看，除非在售票处写着“本片只供原著小说读者观看，非书迷乱枪扫死”；二，我没看过小说就没发言权的话，你没被我操过也没批评我的权利。用郭德纲的话说，耍流氓谁不会啊！
我以纯粹电影爱好者的心态，来看这部电影，感觉就俩字：荒唐。
《左耳》这片有个挺小清新的设定：女主角李珥的听力不好，站在左边说话会听不见。我觉得这个设定挺迷人的，发展成《蓝色大门》《怦然心动》这类小清新爱情电影应该挺舒服的。可偏偏电影里面有婊子，有勾心斗角，有整人报复，有毫不意外的上床，三角恋，抢男人，撕逼……这个重口味的校园青春题材，怎么引起了我上述那类90后的“共鸣”，实在是个很奇特的现象。
我想可能是当年的确她们看了书，喜欢书，一个个在被考试和名词压得透不过气的男男女女，在被催着中考、高考、上大学的千篇一律人生里过得毫无特色的中国青少年，在这类描述各种神奇诡异的校园生活书籍里，得到了一种意淫式的发泄。毕竟这种生活和自己枯燥无聊的生活相差太远，看着李珥在一群男男女女的勾心斗角里周旋，感受疼痛青春，也好过自己晚自习做的本周第三张黄冈考卷。所以，她们考完高考，终于挣脱了当年的沉闷校园生活时，看到这部电影上映，拿来怀念怀念，可以理解。
总的说来，这是一场被架空的青春戏。让我先来用考据的方法来证明：《左耳》出版于2006年，描写的是高三到大一的校园生活，因此主角们的虚拟出生年代因该是85后（最精确的是87年）。作者本人饶雪漫是1972年出生，因为有年龄差异存在，纵然“长期倾听女孩心声，每年举办‘我不是坏女生’夏令营，关注女孩成长问题，执笔写出最真实的女生故事，成为万千女生心目中最喜爱、最信任的作家。
所有的一切都是间接经验。当然，并不是间接素材就无法写出好作品，而是，当加工这些素材的时候难免会有再创作的因素。而作为导演的苏有朋是73年人，可以说是从台湾偶像明星成长起来的，他所接触和体会到的校园生活更多充满了台式小清新的气息，这与大陆的校园氛围又呈现出一些差异。加之所有的主演都是90后，可能在他们演绎的时候，更多地是带入了自己的青春回忆。这三点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理应属于85后却被70后写作被90后演绎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