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皇帝是真正的“黑心皇帝”，小说家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王朝》从小说来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也误导了许多人对雍正帝的认识。
雍正帝是对民众非常吝啬的皇帝，他在位十三年，专注的是怎么为清政府“搞钱”。
我这里可以简单说一下雍正帝的“吝啬”。
首先要说，所谓康熙帝死时国库存银只有“700万两”是100%谣言！
因为雍正三年，怡亲王胤祥以亲王身份亲自盘点国库，结果胤祥的报告是康熙六十一年国库存银2710万两。
查得六十一年奏销册内实在金二千五百五十四两五钱二分八厘，内亏空四百九十八两五钱……实在银二千七百一十万九千二百八十六两七钱五分，内亏空银二百五十九万二千九百五十七两六钱三分一厘。
换句话说，雍正帝继位时，国库里至少有2700万两现银的。
结果雍正元年江南地区豪雨成灾，廉亲王胤禩以及怡亲王胤祥联合给雍正帝写奏折，要求雍正帝同意国库拨款在江南各地修石堤预防水患；结果雍正帝心疼钱，舍不得修石堤，只让修土堤。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准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奏请修筑海宁塘堤。……于不当修筑处修筑。以至随修随坏。又闻赭山有三处海口。今一处淤沙壅塞。水不通流。若浚治疏通。使潮汐不致留沙壅塞。则海宁一带塘工方可保固。言之者 虽未必稔知。然不可不留意。抑或地方大臣、恐糜费钱粮。此等处、虽明知而不顾也。传谕该督抚知之。
结果就是雍正二年，江南再次发大水，结果土堤纷纷被大水冲毁，只有康熙时期修的一段石堤完好。
这次江南水患直接导致十几万人流离失所，四万九千多人被直接淹死。
（雍正元年，胤禩、胤祥请求拨款奏折原文）
雍正帝为了给自己“吝啬”找借口，推卸因为他不愿意出修石堤的钱才导致小五万人被淹死的责任，雍正帝直接在上谕里说这些人之所以被淹死，是因为他们平时不敬鬼神的原因。
近者江南奏报上海、崇明诸处、海水泛溢。浙江又奏报海宁、海盐、平湖、会稽等处、海水冲决堤防。致伤田禾。朕痛切民隐。忧心孔殷。水患虽关乎天数。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澜之福。绝不念神明庇护之力、傲慢亵渎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当然。而趋福避祸之道、即在乎此。能敬则谓之顺天。不敬则谓之亵天。亵天之人、顾可望绥宁之福乎？
雍正帝在赈灾上绝对比他儿子乾隆吝啬得多，雍正八年河南多地被淹，灾民达十万人之多，结果雍正帝居然没有拨款赈济，还把责任推给田文镜；并且表示田文镜不允许受灾民众卖儿卖女，是断绝灾民生活。
上年山东有水患，河南亦有数县被水，朕以田文镜自能料理，未别遣员治赈。近闻祥符、封丘等州县民有鬻子女者。文镜年老多病，为属吏欺诳，不能抚绥安集，而但禁其鬻子女，是绝其生路也。岂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
如果我们公正客观的评价清世宗雍正帝，那么我们就能发现雍正帝真正感兴趣的是如何增加中枢的收入，而不是关心民生。
小说《雍正王朝》里把康熙、雍正两朝地方衙门普遍性亏空归咎于官员贪污，然而这根本不是事实。
事实上清朝在财政收入分配上存在严重问题，以清朝某县举例，假设悟空县，我们假设悟空县每年税收是一万两白银，按照清朝财政制度，至少有8000两白银要上缴户部，剩下2000两里又有1500两用于维护驿站以及当地绿营军饷。
真正用在地方开支的只有500两。
这500两是绝对不够地方开支的，那么地方衙门总要办公，总要发薪水，怎么办？只能从上缴户部的8000两银子里挪用。
这就是康雍两朝地方衙门普遍亏空的原因。
最有利的证据是雍正、乾隆两朝著名的清官，野史里乾隆皇帝的生父陈世倌，在雍正四年奉雍正帝之名去山东担任巡抚，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山东官场亏空。
结果等雍正六年他离任的时候，根据新任山东巡抚报告，陈世倌本人在两年山东巡抚任上还创造了12.7万两的亏空。
雍正帝不知道实际情况吗？他知道的。
谕户部。京师大兴宛平二县知县。常以亏空被参。朕体察其故。二县在辇谷之下。每有一时速办之公事、不能迟缓者。那移库银以济用。而支领还项、未免迟延时日。其上司察知库帑有亏。不得不行参劾。此等亏空实有可原之情。
但是，他依然从雍正元年开始要求各省官员必须弥补亏空，而最后他想出的办法就是“耗羡归公”。
“耗羡归公”其实不是什么创举，早在康熙末年就有督抚提出可以用“耗羡归公”方式弥补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结果被康熙帝痛斥。
说实话，康熙帝晚年好名，不算多英明；但是好名也不算是坏事，因为康熙帝不愿意承担“盘剥”的坏名声，所以康熙帝拒绝了“耗羡归公”的提议：
火耗一项， 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 故于正项之外， 量加些微， 原是私事……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 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
康熙帝对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原因是非常清楚的，“州县官用度不敷”嘛，用度为什么不敷？
不就是存留太少，起运太多？
所以真正要解决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最根本的办法是修改不合理的起运和存留的比例。
但是雍正帝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耗羡归公”。
“我把整个税款的盘子做大不就可以了？钱收得多了，地方政府到手的钱不就多了？！”
雍正帝还真他娘的是个天才。
实际上在雍正帝准备实施“耗羡归公”之前，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就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耗羡之外再添耗羡。”
沈近思说对了吗？
说对了。
四川省开始“耗羡归公”第一年，就以“余平银”名义征收额外“耗羡”。
耗羡归公看似没有增加清朝老百姓的负担，但事实上一旦把灰色收入变成政府常规收入，那么地方胥吏和官员必然会开拓新的“灰色收入”财源，四川在“耗羡归公”之外加征“余平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么，“耗羡归公”不就变成了一项新税了吗？
事实上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已经要求各省把征收的“火耗银”登记在册，账册上缴户部了；这其实就是把“耗羡归公”彻底变成一种新税。
还有人说“耗羡归公”明确耗羡征收比例，至少可以遏制贪污，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雍正六年，山西省终于“还清”欠国库的四十万“亏空”后，雍正帝提出山西应该降低火耗征收比例，于是雍正帝自己给山西定了一个“13%”的比例，结果根据当年户科给事中的报告，山西没有一个县遵守了皇帝制定的火耗征收比例，全部都超过了13%：
钱粮耗羡，定议加一有三（13%），臣巡察所至之州县，有加一四五（14%、15%），加一七八（17%、18%）以及加二者。（20%）
换句话说，《雍正王朝》里把官员管理服服帖帖不敢贪污的雍正帝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他亲自给山西全省官员划定的“火耗”红线，山西全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遵守。
最后，我们来重温《清高宗实录》里的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充分说明真正对民众好的是乾隆帝，而非雍正帝：
即如上年命户部查奏，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米称是。——《清高宗实录》卷505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清朝雍正皇帝是真正的“黑心皇帝”，小说家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王朝》从小说来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也误导了许多人对雍正帝的认识。
雍正帝是对民众非常吝啬的皇帝，他在位十三年，专注的是怎么为清政府“搞钱”。
我这里可以简单说一下雍正帝的“吝啬”。
首先要说，所谓康熙帝死时国库存银只有“700万两”是100%谣言！
因为雍正三年，怡亲王胤祥以亲王身份亲自盘点国库，结果胤祥的报告是康熙六十一年国库存银2710万两。
查得六十一年奏销册内实在金二千五百五十四两五钱二分八厘，内亏空四百九十八两五钱……实在银二千七百一十万九千二百八十六两七钱五分，内亏空银二百五十九万二千九百五十七两六钱三分一厘。
换句话说，雍正帝继位时，国库里至少有2700万两现银的。
结果雍正元年江南地区豪雨成灾，廉亲王胤禩以及怡亲王胤祥联合给雍正帝写奏折，要求雍正帝同意国库拨款在江南各地修石堤预防水患；结果雍正帝心疼钱，舍不得修石堤，只让修土堤。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准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奏请修筑海宁塘堤。……于不当修筑处修筑。以至随修随坏。又闻赭山有三处海口。今一处淤沙壅塞。水不通流。若浚治疏通。使潮汐不致留沙壅塞。则海宁一带塘工方可保固。言之者 虽未必稔知。然不可不留意。抑或地方大臣、恐糜费钱粮。此等处、虽明知而不顾也。传谕该督抚知之。
结果就是雍正二年，江南再次发大水，结果土堤纷纷被大水冲毁，只有康熙时期修的一段石堤完好。
这次江南水患直接导致十几万人流离失所，四万九千多人被直接淹死。
（雍正元年，胤禩、胤祥请求拨款奏折原文）
雍正帝为了给自己“吝啬”找借口，推卸因为他不愿意出修石堤的钱才导致小五万人被淹死的责任，雍正帝直接在上谕里说这些人之所以被淹死，是因为他们平时不敬鬼神的原因。
近者江南奏报上海、崇明诸处、海水泛溢。浙江又奏报海宁、海盐、平湖、会稽等处、海水冲决堤防。致伤田禾。朕痛切民隐。忧心孔殷。水患虽关乎天数。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澜之福。绝不念神明庇护之力、傲慢亵渎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当然。而趋福避祸之道、即在乎此。能敬则谓之顺天。不敬则谓之亵天。亵天之人、顾可望绥宁之福乎？
雍正帝在赈灾上绝对比他儿子乾隆吝啬得多，雍正八年河南多地被淹，灾民达十万人之多，结果雍正帝居然没有拨款赈济，还把责任推给田文镜；并且表示田文镜不允许受灾民众卖儿卖女，是断绝灾民生活。
上年山东有水患，河南亦有数县被水，朕以田文镜自能料理，未别遣员治赈。近闻祥符、封丘等州县民有鬻子女者。文镜年老多病，为属吏欺诳，不能抚绥安集，而但禁其鬻子女，是绝其生路也。岂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
如果我们公正客观的评价清世宗雍正帝，那么我们就能发现雍正帝真正感兴趣的是如何增加中枢的收入，而不是关心民生。
小说《雍正王朝》里把康熙、雍正两朝地方衙门普遍性亏空归咎于官员贪污，然而这根本不是事实。
事实上清朝在财政收入分配上存在严重问题，以清朝某县举例，假设悟空县，我们假设悟空县每年税收是一万两白银，按照清朝财政制度，至少有8000两白银要上缴户部，剩下2000两里又有1500两用于维护驿站以及当地绿营军饷。
真正用在地方开支的只有500两。
这500两是绝对不够地方开支的，那么地方衙门总要办公，总要发薪水，怎么办？只能从上缴户部的8000两银子里挪用。
这就是康雍两朝地方衙门普遍亏空的原因。
最有利的证据是雍正、乾隆两朝著名的清官，野史里乾隆皇帝的生父陈世倌，在雍正四年奉雍正帝之名去山东担任巡抚，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山东官场亏空。
结果等雍正六年他离任的时候，根据新任山东巡抚报告，陈世倌本人在两年山东巡抚任上还创造了12.7万两的亏空。
雍正帝不知道实际情况吗？他知道的。
谕户部。京师大兴宛平二县知县。常以亏空被参。朕体察其故。二县在辇谷之下。每有一时速办之公事、不能迟缓者。那移库银以济用。而支领还项、未免迟延时日。其上司察知库帑有亏。不得不行参劾。此等亏空实有可原之情。
但是，他依然从雍正元年开始要求各省官员必须弥补亏空，而最后他想出的办法就是“耗羡归公”。
“耗羡归公”其实不是什么创举，早在康熙末年就有督抚提出可以用“耗羡归公”方式弥补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结果被康熙帝痛斥。
说实话，康熙帝晚年好名，不算多英明；但是好名也不算是坏事，因为康熙帝不愿意承担“盘剥”的坏名声，所以康熙帝拒绝了“耗羡归公”的提议：
火耗一项， 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 故于正项之外， 量加些微， 原是私事……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 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
康熙帝对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原因是非常清楚的，“州县官用度不敷”嘛，用度为什么不敷？
不就是存留太少，起运太多？
所以真正要解决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最根本的办法是修改不合理的起运和存留的比例。
但是雍正帝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耗羡归公”。
“我把整个税款的盘子做大不就可以了？钱收得多了，地方政府到手的钱不就多了？！”
雍正帝还真他娘的是个天才。
实际上在雍正帝准备实施“耗羡归公”之前，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就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耗羡之外再添耗羡。”
沈近思说对了吗？
说对了。
四川省开始“耗羡归公”第一年，就以“余平银”名义征收额外“耗羡”。
耗羡归公看似没有增加清朝老百姓的负担，但事实上一旦把灰色收入变成政府常规收入，那么地方胥吏和官员必然会开拓新的“灰色收入”财源，四川在“耗羡归公”之外加征“余平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么，“耗羡归公”不就变成了一项新税了吗？
事实上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已经要求各省把征收的“火耗银”登记在册，账册上缴户部了；这其实就是把“耗羡归公”彻底变成一种新税。
还有人说“耗羡归公”明确耗羡征收比例，至少可以遏制贪污，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雍正六年，山西省终于“还清”欠国库的四十万“亏空”后，雍正帝提出山西应该降低火耗征收比例，于是雍正帝自己给山西定了一个“13%”的比例，结果根据当年户科给事中的报告，山西没有一个县遵守了皇帝制定的火耗征收比例，全部都超过了13%：
钱粮耗羡，定议加一有三（13%），臣巡察所至之州县，有加一四五（14%、15%），加一七八（17%、18%）以及加二者。（20%）
换句话说，《雍正王朝》里把官员管理服服帖帖不敢贪污的雍正帝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他亲自给山西全省官员划定的“火耗”红线，山西全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遵守。
最后，我们来重温《清高宗实录》里的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充分说明真正对民众好的是乾隆帝，而非雍正帝：
即如上年命户部查奏，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米称是。——《清高宗实录》卷505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清朝雍正皇帝是真正的“黑心皇帝”，小说家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王朝》从小说来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也误导了许多人对雍正帝的认识。
雍正帝是对民众非常吝啬的皇帝，他在位十三年，专注的是怎么为清政府“搞钱”。
我这里可以简单说一下雍正帝的“吝啬”。
首先要说，所谓康熙帝死时国库存银只有“700万两”是100%谣言！
因为雍正三年，怡亲王胤祥以亲王身份亲自盘点国库，结果胤祥的报告是康熙六十一年国库存银2710万两。
查得六十一年奏销册内实在金二千五百五十四两五钱二分八厘，内亏空四百九十八两五钱……实在银二千七百一十万九千二百八十六两七钱五分，内亏空银二百五十九万二千九百五十七两六钱三分一厘。
换句话说，雍正帝继位时，国库里至少有2700万两现银的。
结果雍正元年江南地区豪雨成灾，廉亲王胤禩以及怡亲王胤祥联合给雍正帝写奏折，要求雍正帝同意国库拨款在江南各地修石堤预防水患；结果雍正帝心疼钱，舍不得修石堤，只让修土堤。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准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奏请修筑海宁塘堤。……于不当修筑处修筑。以至随修随坏。又闻赭山有三处海口。今一处淤沙壅塞。水不通流。若浚治疏通。使潮汐不致留沙壅塞。则海宁一带塘工方可保固。言之者 虽未必稔知。然不可不留意。抑或地方大臣、恐糜费钱粮。此等处、虽明知而不顾也。传谕该督抚知之。
结果就是雍正二年，江南再次发大水，结果土堤纷纷被大水冲毁，只有康熙时期修的一段石堤完好。
这次江南水患直接导致十几万人流离失所，四万九千多人被直接淹死。
（雍正元年，胤禩、胤祥请求拨款奏折原文）
雍正帝为了给自己“吝啬”找借口，推卸因为他不愿意出修石堤的钱才导致小五万人被淹死的责任，雍正帝直接在上谕里说这些人之所以被淹死，是因为他们平时不敬鬼神的原因。
近者江南奏报上海、崇明诸处、海水泛溢。浙江又奏报海宁、海盐、平湖、会稽等处、海水冲决堤防。致伤田禾。朕痛切民隐。忧心孔殷。水患虽关乎天数。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澜之福。绝不念神明庇护之力、傲慢亵渎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当然。而趋福避祸之道、即在乎此。能敬则谓之顺天。不敬则谓之亵天。亵天之人、顾可望绥宁之福乎？
雍正帝在赈灾上绝对比他儿子乾隆吝啬得多，雍正八年河南多地被淹，灾民达十万人之多，结果雍正帝居然没有拨款赈济，还把责任推给田文镜；并且表示田文镜不允许受灾民众卖儿卖女，是断绝灾民生活。
上年山东有水患，河南亦有数县被水，朕以田文镜自能料理，未别遣员治赈。近闻祥符、封丘等州县民有鬻子女者。文镜年老多病，为属吏欺诳，不能抚绥安集，而但禁其鬻子女，是绝其生路也。岂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
如果我们公正客观的评价清世宗雍正帝，那么我们就能发现雍正帝真正感兴趣的是如何增加中枢的收入，而不是关心民生。
小说《雍正王朝》里把康熙、雍正两朝地方衙门普遍性亏空归咎于官员贪污，然而这根本不是事实。
事实上清朝在财政收入分配上存在严重问题，以清朝某县举例，假设悟空县，我们假设悟空县每年税收是一万两白银，按照清朝财政制度，至少有8000两白银要上缴户部，剩下2000两里又有1500两用于维护驿站以及当地绿营军饷。
真正用在地方开支的只有500两。
这500两是绝对不够地方开支的，那么地方衙门总要办公，总要发薪水，怎么办？只能从上缴户部的8000两银子里挪用。
这就是康雍两朝地方衙门普遍亏空的原因。
最有利的证据是雍正、乾隆两朝著名的清官，野史里乾隆皇帝的生父陈世倌，在雍正四年奉雍正帝之名去山东担任巡抚，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山东官场亏空。
结果等雍正六年他离任的时候，根据新任山东巡抚报告，陈世倌本人在两年山东巡抚任上还创造了12.7万两的亏空。
雍正帝不知道实际情况吗？他知道的。
谕户部。京师大兴宛平二县知县。常以亏空被参。朕体察其故。二县在辇谷之下。每有一时速办之公事、不能迟缓者。那移库银以济用。而支领还项、未免迟延时日。其上司察知库帑有亏。不得不行参劾。此等亏空实有可原之情。
但是，他依然从雍正元年开始要求各省官员必须弥补亏空，而最后他想出的办法就是“耗羡归公”。
“耗羡归公”其实不是什么创举，早在康熙末年就有督抚提出可以用“耗羡归公”方式弥补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结果被康熙帝痛斥。
说实话，康熙帝晚年好名，不算多英明；但是好名也不算是坏事，因为康熙帝不愿意承担“盘剥”的坏名声，所以康熙帝拒绝了“耗羡归公”的提议：
火耗一项， 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 故于正项之外， 量加些微， 原是私事……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 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
康熙帝对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原因是非常清楚的，“州县官用度不敷”嘛，用度为什么不敷？
不就是存留太少，起运太多？
所以真正要解决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最根本的办法是修改不合理的起运和存留的比例。
但是雍正帝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耗羡归公”。
“我把整个税款的盘子做大不就可以了？钱收得多了，地方政府到手的钱不就多了？！”
雍正帝还真他娘的是个天才。
实际上在雍正帝准备实施“耗羡归公”之前，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就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耗羡之外再添耗羡。”
沈近思说对了吗？
说对了。
四川省开始“耗羡归公”第一年，就以“余平银”名义征收额外“耗羡”。
耗羡归公看似没有增加清朝老百姓的负担，但事实上一旦把灰色收入变成政府常规收入，那么地方胥吏和官员必然会开拓新的“灰色收入”财源，四川在“耗羡归公”之外加征“余平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么，“耗羡归公”不就变成了一项新税了吗？
事实上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已经要求各省把征收的“火耗银”登记在册，账册上缴户部了；这其实就是把“耗羡归公”彻底变成一种新税。
还有人说“耗羡归公”明确耗羡征收比例，至少可以遏制贪污，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雍正六年，山西省终于“还清”欠国库的四十万“亏空”后，雍正帝提出山西应该降低火耗征收比例，于是雍正帝自己给山西定了一个“13%”的比例，结果根据当年户科给事中的报告，山西没有一个县遵守了皇帝制定的火耗征收比例，全部都超过了13%：
钱粮耗羡，定议加一有三（13%），臣巡察所至之州县，有加一四五（14%、15%），加一七八（17%、18%）以及加二者。（20%）
换句话说，《雍正王朝》里把官员管理服服帖帖不敢贪污的雍正帝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他亲自给山西全省官员划定的“火耗”红线，山西全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遵守。
最后，我们来重温《清高宗实录》里的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充分说明真正对民众好的是乾隆帝，而非雍正帝：
即如上年命户部查奏，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米称是。——《清高宗实录》卷505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清朝雍正皇帝是真正的“黑心皇帝”，小说家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王朝》从小说来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也误导了许多人对雍正帝的认识。
雍正帝是对民众非常吝啬的皇帝，他在位十三年，专注的是怎么为清政府“搞钱”。
我这里可以简单说一下雍正帝的“吝啬”。
首先要说，所谓康熙帝死时国库存银只有“700万两”是100%谣言！
因为雍正三年，怡亲王胤祥以亲王身份亲自盘点国库，结果胤祥的报告是康熙六十一年国库存银2710万两。
查得六十一年奏销册内实在金二千五百五十四两五钱二分八厘，内亏空四百九十八两五钱……实在银二千七百一十万九千二百八十六两七钱五分，内亏空银二百五十九万二千九百五十七两六钱三分一厘。
换句话说，雍正帝继位时，国库里至少有2700万两现银的。
结果雍正元年江南地区豪雨成灾，廉亲王胤禩以及怡亲王胤祥联合给雍正帝写奏折，要求雍正帝同意国库拨款在江南各地修石堤预防水患；结果雍正帝心疼钱，舍不得修石堤，只让修土堤。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准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奏请修筑海宁塘堤。……于不当修筑处修筑。以至随修随坏。又闻赭山有三处海口。今一处淤沙壅塞。水不通流。若浚治疏通。使潮汐不致留沙壅塞。则海宁一带塘工方可保固。言之者 虽未必稔知。然不可不留意。抑或地方大臣、恐糜费钱粮。此等处、虽明知而不顾也。传谕该督抚知之。
结果就是雍正二年，江南再次发大水，结果土堤纷纷被大水冲毁，只有康熙时期修的一段石堤完好。
这次江南水患直接导致十几万人流离失所，四万九千多人被直接淹死。
（雍正元年，胤禩、胤祥请求拨款奏折原文）
雍正帝为了给自己“吝啬”找借口，推卸因为他不愿意出修石堤的钱才导致小五万人被淹死的责任，雍正帝直接在上谕里说这些人之所以被淹死，是因为他们平时不敬鬼神的原因。
近者江南奏报上海、崇明诸处、海水泛溢。浙江又奏报海宁、海盐、平湖、会稽等处、海水冲决堤防。致伤田禾。朕痛切民隐。忧心孔殷。水患虽关乎天数。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澜之福。绝不念神明庇护之力、傲慢亵渎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当然。而趋福避祸之道、即在乎此。能敬则谓之顺天。不敬则谓之亵天。亵天之人、顾可望绥宁之福乎？
雍正帝在赈灾上绝对比他儿子乾隆吝啬得多，雍正八年河南多地被淹，灾民达十万人之多，结果雍正帝居然没有拨款赈济，还把责任推给田文镜；并且表示田文镜不允许受灾民众卖儿卖女，是断绝灾民生活。
上年山东有水患，河南亦有数县被水，朕以田文镜自能料理，未别遣员治赈。近闻祥符、封丘等州县民有鬻子女者。文镜年老多病，为属吏欺诳，不能抚绥安集，而但禁其鬻子女，是绝其生路也。岂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
如果我们公正客观的评价清世宗雍正帝，那么我们就能发现雍正帝真正感兴趣的是如何增加中枢的收入，而不是关心民生。
小说《雍正王朝》里把康熙、雍正两朝地方衙门普遍性亏空归咎于官员贪污，然而这根本不是事实。
事实上清朝在财政收入分配上存在严重问题，以清朝某县举例，假设悟空县，我们假设悟空县每年税收是一万两白银，按照清朝财政制度，至少有8000两白银要上缴户部，剩下2000两里又有1500两用于维护驿站以及当地绿营军饷。
真正用在地方开支的只有500两。
这500两是绝对不够地方开支的，那么地方衙门总要办公，总要发薪水，怎么办？只能从上缴户部的8000两银子里挪用。
这就是康雍两朝地方衙门普遍亏空的原因。
最有利的证据是雍正、乾隆两朝著名的清官，野史里乾隆皇帝的生父陈世倌，在雍正四年奉雍正帝之名去山东担任巡抚，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山东官场亏空。
结果等雍正六年他离任的时候，根据新任山东巡抚报告，陈世倌本人在两年山东巡抚任上还创造了12.7万两的亏空。
雍正帝不知道实际情况吗？他知道的。
谕户部。京师大兴宛平二县知县。常以亏空被参。朕体察其故。二县在辇谷之下。每有一时速办之公事、不能迟缓者。那移库银以济用。而支领还项、未免迟延时日。其上司察知库帑有亏。不得不行参劾。此等亏空实有可原之情。
但是，他依然从雍正元年开始要求各省官员必须弥补亏空，而最后他想出的办法就是“耗羡归公”。
“耗羡归公”其实不是什么创举，早在康熙末年就有督抚提出可以用“耗羡归公”方式弥补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结果被康熙帝痛斥。
说实话，康熙帝晚年好名，不算多英明；但是好名也不算是坏事，因为康熙帝不愿意承担“盘剥”的坏名声，所以康熙帝拒绝了“耗羡归公”的提议：
火耗一项， 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 故于正项之外， 量加些微， 原是私事……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 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
康熙帝对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原因是非常清楚的，“州县官用度不敷”嘛，用度为什么不敷？
不就是存留太少，起运太多？
所以真正要解决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最根本的办法是修改不合理的起运和存留的比例。
但是雍正帝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耗羡归公”。
“我把整个税款的盘子做大不就可以了？钱收得多了，地方政府到手的钱不就多了？！”
雍正帝还真他娘的是个天才。
实际上在雍正帝准备实施“耗羡归公”之前，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就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耗羡之外再添耗羡。”
沈近思说对了吗？
说对了。
四川省开始“耗羡归公”第一年，就以“余平银”名义征收额外“耗羡”。
耗羡归公看似没有增加清朝老百姓的负担，但事实上一旦把灰色收入变成政府常规收入，那么地方胥吏和官员必然会开拓新的“灰色收入”财源，四川在“耗羡归公”之外加征“余平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么，“耗羡归公”不就变成了一项新税了吗？
事实上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已经要求各省把征收的“火耗银”登记在册，账册上缴户部了；这其实就是把“耗羡归公”彻底变成一种新税。
还有人说“耗羡归公”明确耗羡征收比例，至少可以遏制贪污，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雍正六年，山西省终于“还清”欠国库的四十万“亏空”后，雍正帝提出山西应该降低火耗征收比例，于是雍正帝自己给山西定了一个“13%”的比例，结果根据当年户科给事中的报告，山西没有一个县遵守了皇帝制定的火耗征收比例，全部都超过了13%：
钱粮耗羡，定议加一有三（13%），臣巡察所至之州县，有加一四五（14%、15%），加一七八（17%、18%）以及加二者。（20%）
换句话说，《雍正王朝》里把官员管理服服帖帖不敢贪污的雍正帝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他亲自给山西全省官员划定的“火耗”红线，山西全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遵守。
最后，我们来重温《清高宗实录》里的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充分说明真正对民众好的是乾隆帝，而非雍正帝：
即如上年命户部查奏，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米称是。——《清高宗实录》卷505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影视剧《雍正王朝》中的桥段，未见于正史。仅就表演而言，这里充分说明了胤禛的高明之处。
首先，该桥段的起因是刑部常年冤假错案致使民怨沸腾，康熙皇帝下令清理冤狱。但由于太子经管刑部多年，倘若因此牵出其他重案，则等于是直接将太子的无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使其继位无望。这种结果也将同时导致朝野震动，夺嫡之战愈发激烈。最关键的是，此时的康熙皇帝，虽然痛恨冤狱，但对太子仍然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能将他扶上皇位。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刑部冤狱和太子的关联如此之深。如果有人此时接下这个差事，无疑等于点燃了一颗政治炸弹。
其次，虽然个中困难重重，但如果主动请缨则能在康熙皇帝和朝廷上表现出忠君爱国的形象。但如果不做表态，又会影响胤禛在朝廷当中冷面无私的形象。所以，实在是事逢两难。
在这种情况下，请缨之后报病则成了一个十分高明的选择。但是病情如果不重，则又不能取信于人。于是就有了烤火之后泡冷水的桥段。
清朝雍正皇帝是真正的“黑心皇帝”，小说家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王朝》从小说来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也误导了许多人对雍正帝的认识。
雍正帝是对民众非常吝啬的皇帝，他在位十三年，专注的是怎么为清政府“搞钱”。
我这里可以简单说一下雍正帝的“吝啬”。
首先要说，所谓康熙帝死时国库存银只有“700万两”是100%谣言！
因为雍正三年，怡亲王胤祥以亲王身份亲自盘点国库，结果胤祥的报告是康熙六十一年国库存银2710万两。
查得六十一年奏销册内实在金二千五百五十四两五钱二分八厘，内亏空四百九十八两五钱……实在银二千七百一十万九千二百八十六两七钱五分，内亏空银二百五十九万二千九百五十七两六钱三分一厘。
换句话说，雍正帝继位时，国库里至少有2700万两现银的。
结果雍正元年江南地区豪雨成灾，廉亲王胤禩以及怡亲王胤祥联合给雍正帝写奏折，要求雍正帝同意国库拨款在江南各地修石堤预防水患；结果雍正帝心疼钱，舍不得修石堤，只让修土堤。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准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奏请修筑海宁塘堤。……于不当修筑处修筑。以至随修随坏。又闻赭山有三处海口。今一处淤沙壅塞。水不通流。若浚治疏通。使潮汐不致留沙壅塞。则海宁一带塘工方可保固。言之者 虽未必稔知。然不可不留意。抑或地方大臣、恐糜费钱粮。此等处、虽明知而不顾也。传谕该督抚知之。
结果就是雍正二年，江南再次发大水，结果土堤纷纷被大水冲毁，只有康熙时期修的一段石堤完好。
这次江南水患直接导致十几万人流离失所，四万九千多人被直接淹死。
（雍正元年，胤禩、胤祥请求拨款奏折原文）
雍正帝为了给自己“吝啬”找借口，推卸因为他不愿意出修石堤的钱才导致小五万人被淹死的责任，雍正帝直接在上谕里说这些人之所以被淹死，是因为他们平时不敬鬼神的原因。
近者江南奏报上海、崇明诸处、海水泛溢。浙江又奏报海宁、海盐、平湖、会稽等处、海水冲决堤防。致伤田禾。朕痛切民隐。忧心孔殷。水患虽关乎天数。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澜之福。绝不念神明庇护之力、傲慢亵渎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当然。而趋福避祸之道、即在乎此。能敬则谓之顺天。不敬则谓之亵天。亵天之人、顾可望绥宁之福乎？
雍正帝在赈灾上绝对比他儿子乾隆吝啬得多，雍正八年河南多地被淹，灾民达十万人之多，结果雍正帝居然没有拨款赈济，还把责任推给田文镜；并且表示田文镜不允许受灾民众卖儿卖女，是断绝灾民生活。
上年山东有水患，河南亦有数县被水，朕以田文镜自能料理，未别遣员治赈。近闻祥符、封丘等州县民有鬻子女者。文镜年老多病，为属吏欺诳，不能抚绥安集，而但禁其鬻子女，是绝其生路也。岂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
如果我们公正客观的评价清世宗雍正帝，那么我们就能发现雍正帝真正感兴趣的是如何增加中枢的收入，而不是关心民生。
小说《雍正王朝》里把康熙、雍正两朝地方衙门普遍性亏空归咎于官员贪污，然而这根本不是事实。
事实上清朝在财政收入分配上存在严重问题，以清朝某县举例，假设悟空县，我们假设悟空县每年税收是一万两白银，按照清朝财政制度，至少有8000两白银要上缴户部，剩下2000两里又有1500两用于维护驿站以及当地绿营军饷。
真正用在地方开支的只有500两。
这500两是绝对不够地方开支的，那么地方衙门总要办公，总要发薪水，怎么办？只能从上缴户部的8000两银子里挪用。
这就是康雍两朝地方衙门普遍亏空的原因。
最有利的证据是雍正、乾隆两朝著名的清官，野史里乾隆皇帝的生父陈世倌，在雍正四年奉雍正帝之名去山东担任巡抚，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山东官场亏空。
结果等雍正六年他离任的时候，根据新任山东巡抚报告，陈世倌本人在两年山东巡抚任上还创造了12.7万两的亏空。
雍正帝不知道实际情况吗？他知道的。
谕户部。京师大兴宛平二县知县。常以亏空被参。朕体察其故。二县在辇谷之下。每有一时速办之公事、不能迟缓者。那移库银以济用。而支领还项、未免迟延时日。其上司察知库帑有亏。不得不行参劾。此等亏空实有可原之情。
但是，他依然从雍正元年开始要求各省官员必须弥补亏空，而最后他想出的办法就是“耗羡归公”。
“耗羡归公”其实不是什么创举，早在康熙末年就有督抚提出可以用“耗羡归公”方式弥补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结果被康熙帝痛斥。
说实话，康熙帝晚年好名，不算多英明；但是好名也不算是坏事，因为康熙帝不愿意承担“盘剥”的坏名声，所以康熙帝拒绝了“耗羡归公”的提议：
火耗一项， 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 故于正项之外， 量加些微， 原是私事……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 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
康熙帝对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原因是非常清楚的，“州县官用度不敷”嘛，用度为什么不敷？
不就是存留太少，起运太多？
所以真正要解决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最根本的办法是修改不合理的起运和存留的比例。
但是雍正帝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耗羡归公”。
“我把整个税款的盘子做大不就可以了？钱收得多了，地方政府到手的钱不就多了？！”
雍正帝还真他娘的是个天才。
实际上在雍正帝准备实施“耗羡归公”之前，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就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耗羡之外再添耗羡。”
沈近思说对了吗？
说对了。
四川省开始“耗羡归公”第一年，就以“余平银”名义征收额外“耗羡”。
耗羡归公看似没有增加清朝老百姓的负担，但事实上一旦把灰色收入变成政府常规收入，那么地方胥吏和官员必然会开拓新的“灰色收入”财源，四川在“耗羡归公”之外加征“余平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么，“耗羡归公”不就变成了一项新税了吗？
事实上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已经要求各省把征收的“火耗银”登记在册，账册上缴户部了；这其实就是把“耗羡归公”彻底变成一种新税。
还有人说“耗羡归公”明确耗羡征收比例，至少可以遏制贪污，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雍正六年，山西省终于“还清”欠国库的四十万“亏空”后，雍正帝提出山西应该降低火耗征收比例，于是雍正帝自己给山西定了一个“13%”的比例，结果根据当年户科给事中的报告，山西没有一个县遵守了皇帝制定的火耗征收比例，全部都超过了13%：
钱粮耗羡，定议加一有三（13%），臣巡察所至之州县，有加一四五（14%、15%），加一七八（17%、18%）以及加二者。（20%）
换句话说，《雍正王朝》里把官员管理服服帖帖不敢贪污的雍正帝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他亲自给山西全省官员划定的“火耗”红线，山西全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遵守。
最后，我们来重温《清高宗实录》里的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充分说明真正对民众好的是乾隆帝，而非雍正帝：
即如上年命户部查奏，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米称是。——《清高宗实录》卷505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影视剧《雍正王朝》中的桥段，未见于正史。仅就表演而言，这里充分说明了胤禛的高明之处。
首先，该桥段的起因是刑部常年冤假错案致使民怨沸腾，康熙皇帝下令清理冤狱。但由于太子经管刑部多年，倘若因此牵出其他重案，则等于是直接将太子的无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使其继位无望。这种结果也将同时导致朝野震动，夺嫡之战愈发激烈。最关键的是，此时的康熙皇帝，虽然痛恨冤狱，但对太子仍然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能将他扶上皇位。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刑部冤狱和太子的关联如此之深。如果有人此时接下这个差事，无疑等于点燃了一颗政治炸弹。
其次，虽然个中困难重重，但如果主动请缨则能在康熙皇帝和朝廷上表现出忠君爱国的形象。但如果不做表态，又会影响胤禛在朝廷当中冷面无私的形象。所以，实在是事逢两难。
在这种情况下，请缨之后报病则成了一个十分高明的选择。但是病情如果不重，则又不能取信于人。于是就有了烤火之后泡冷水的桥段。
权力的游戏，帝王之术
清朝雍正皇帝是真正的“黑心皇帝”，小说家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王朝》从小说来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也误导了许多人对雍正帝的认识。
雍正帝是对民众非常吝啬的皇帝，他在位十三年，专注的是怎么为清政府“搞钱”。
我这里可以简单说一下雍正帝的“吝啬”。
首先要说，所谓康熙帝死时国库存银只有“700万两”是100%谣言！
因为雍正三年，怡亲王胤祥以亲王身份亲自盘点国库，结果胤祥的报告是康熙六十一年国库存银2710万两。
查得六十一年奏销册内实在金二千五百五十四两五钱二分八厘，内亏空四百九十八两五钱……实在银二千七百一十万九千二百八十六两七钱五分，内亏空银二百五十九万二千九百五十七两六钱三分一厘。
换句话说，雍正帝继位时，国库里至少有2700万两现银的。
结果雍正元年江南地区豪雨成灾，廉亲王胤禩以及怡亲王胤祥联合给雍正帝写奏折，要求雍正帝同意国库拨款在江南各地修石堤预防水患；结果雍正帝心疼钱，舍不得修石堤，只让修土堤。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准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奏请修筑海宁塘堤。……于不当修筑处修筑。以至随修随坏。又闻赭山有三处海口。今一处淤沙壅塞。水不通流。若浚治疏通。使潮汐不致留沙壅塞。则海宁一带塘工方可保固。言之者 虽未必稔知。然不可不留意。抑或地方大臣、恐糜费钱粮。此等处、虽明知而不顾也。传谕该督抚知之。
结果就是雍正二年，江南再次发大水，结果土堤纷纷被大水冲毁，只有康熙时期修的一段石堤完好。
这次江南水患直接导致十几万人流离失所，四万九千多人被直接淹死。
（雍正元年，胤禩、胤祥请求拨款奏折原文）
雍正帝为了给自己“吝啬”找借口，推卸因为他不愿意出修石堤的钱才导致小五万人被淹死的责任，雍正帝直接在上谕里说这些人之所以被淹死，是因为他们平时不敬鬼神的原因。
近者江南奏报上海、崇明诸处、海水泛溢。浙江又奏报海宁、海盐、平湖、会稽等处、海水冲决堤防。致伤田禾。朕痛切民隐。忧心孔殷。水患虽关乎天数。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澜之福。绝不念神明庇护之力、傲慢亵渎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当然。而趋福避祸之道、即在乎此。能敬则谓之顺天。不敬则谓之亵天。亵天之人、顾可望绥宁之福乎？
雍正帝在赈灾上绝对比他儿子乾隆吝啬得多，雍正八年河南多地被淹，灾民达十万人之多，结果雍正帝居然没有拨款赈济，还把责任推给田文镜；并且表示田文镜不允许受灾民众卖儿卖女，是断绝灾民生活。
上年山东有水患，河南亦有数县被水，朕以田文镜自能料理，未别遣员治赈。近闻祥符、封丘等州县民有鬻子女者。文镜年老多病，为属吏欺诳，不能抚绥安集，而但禁其鬻子女，是绝其生路也。岂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
如果我们公正客观的评价清世宗雍正帝，那么我们就能发现雍正帝真正感兴趣的是如何增加中枢的收入，而不是关心民生。
小说《雍正王朝》里把康熙、雍正两朝地方衙门普遍性亏空归咎于官员贪污，然而这根本不是事实。
事实上清朝在财政收入分配上存在严重问题，以清朝某县举例，假设悟空县，我们假设悟空县每年税收是一万两白银，按照清朝财政制度，至少有8000两白银要上缴户部，剩下2000两里又有1500两用于维护驿站以及当地绿营军饷。
真正用在地方开支的只有500两。
这500两是绝对不够地方开支的，那么地方衙门总要办公，总要发薪水，怎么办？只能从上缴户部的8000两银子里挪用。
这就是康雍两朝地方衙门普遍亏空的原因。
最有利的证据是雍正、乾隆两朝著名的清官，野史里乾隆皇帝的生父陈世倌，在雍正四年奉雍正帝之名去山东担任巡抚，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山东官场亏空。
结果等雍正六年他离任的时候，根据新任山东巡抚报告，陈世倌本人在两年山东巡抚任上还创造了12.7万两的亏空。
雍正帝不知道实际情况吗？他知道的。
谕户部。京师大兴宛平二县知县。常以亏空被参。朕体察其故。二县在辇谷之下。每有一时速办之公事、不能迟缓者。那移库银以济用。而支领还项、未免迟延时日。其上司察知库帑有亏。不得不行参劾。此等亏空实有可原之情。
但是，他依然从雍正元年开始要求各省官员必须弥补亏空，而最后他想出的办法就是“耗羡归公”。
“耗羡归公”其实不是什么创举，早在康熙末年就有督抚提出可以用“耗羡归公”方式弥补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结果被康熙帝痛斥。
说实话，康熙帝晚年好名，不算多英明；但是好名也不算是坏事，因为康熙帝不愿意承担“盘剥”的坏名声，所以康熙帝拒绝了“耗羡归公”的提议：
火耗一项， 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 故于正项之外， 量加些微， 原是私事……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 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
康熙帝对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原因是非常清楚的，“州县官用度不敷”嘛，用度为什么不敷？
不就是存留太少，起运太多？
所以真正要解决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最根本的办法是修改不合理的起运和存留的比例。
但是雍正帝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耗羡归公”。
“我把整个税款的盘子做大不就可以了？钱收得多了，地方政府到手的钱不就多了？！”
雍正帝还真他娘的是个天才。
实际上在雍正帝准备实施“耗羡归公”之前，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就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耗羡之外再添耗羡。”
沈近思说对了吗？
说对了。
四川省开始“耗羡归公”第一年，就以“余平银”名义征收额外“耗羡”。
耗羡归公看似没有增加清朝老百姓的负担，但事实上一旦把灰色收入变成政府常规收入，那么地方胥吏和官员必然会开拓新的“灰色收入”财源，四川在“耗羡归公”之外加征“余平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么，“耗羡归公”不就变成了一项新税了吗？
事实上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已经要求各省把征收的“火耗银”登记在册，账册上缴户部了；这其实就是把“耗羡归公”彻底变成一种新税。
还有人说“耗羡归公”明确耗羡征收比例，至少可以遏制贪污，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雍正六年，山西省终于“还清”欠国库的四十万“亏空”后，雍正帝提出山西应该降低火耗征收比例，于是雍正帝自己给山西定了一个“13%”的比例，结果根据当年户科给事中的报告，山西没有一个县遵守了皇帝制定的火耗征收比例，全部都超过了13%：
钱粮耗羡，定议加一有三（13%），臣巡察所至之州县，有加一四五（14%、15%），加一七八（17%、18%）以及加二者。（20%）
换句话说，《雍正王朝》里把官员管理服服帖帖不敢贪污的雍正帝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他亲自给山西全省官员划定的“火耗”红线，山西全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遵守。
最后，我们来重温《清高宗实录》里的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充分说明真正对民众好的是乾隆帝，而非雍正帝：
即如上年命户部查奏，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米称是。——《清高宗实录》卷505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影视剧《雍正王朝》中的桥段，未见于正史。仅就表演而言，这里充分说明了胤禛的高明之处。
首先，该桥段的起因是刑部常年冤假错案致使民怨沸腾，康熙皇帝下令清理冤狱。但由于太子经管刑部多年，倘若因此牵出其他重案，则等于是直接将太子的无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使其继位无望。这种结果也将同时导致朝野震动，夺嫡之战愈发激烈。最关键的是，此时的康熙皇帝，虽然痛恨冤狱，但对太子仍然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能将他扶上皇位。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刑部冤狱和太子的关联如此之深。如果有人此时接下这个差事，无疑等于点燃了一颗政治炸弹。
其次，虽然个中困难重重，但如果主动请缨则能在康熙皇帝和朝廷上表现出忠君爱国的形象。但如果不做表态，又会影响胤禛在朝廷当中冷面无私的形象。所以，实在是事逢两难。
在这种情况下，请缨之后报病则成了一个十分高明的选择。但是病情如果不重，则又不能取信于人。于是就有了烤火之后泡冷水的桥段。
权力的游戏，帝王之术
大家可能忽略了真实的历史，大家可以从清宫密档的书籍可以看到。康熙在中国历史上号称“千古一帝”确实实至名归！他精通历史，聘请外教，10几岁就可以计算“勾股定理”（现在，故宫仍保留着他的底稿），他可以完全放弃一些唯心的东西，有史书记载。他曾解剖过尸体！对自然界的进化他有深刻的认识。传位老四他肯定是深思熟虑的，历史就是历史，戏剧就是戏剧。雍正皇帝的一些改革确实与当时的现状有些格格不入。但和他的老康熙一样可以接收新的事物和制度。清朝的每一位皇帝都是读了不少圣贤书籍的统治者，文化修养和底蕴是很深厚的。读书固然重要，但不能读死书。清朝后期的统治者明显犯了闭关自守的错误。待续……
清朝雍正皇帝是真正的“黑心皇帝”，小说家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王朝》从小说来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也误导了许多人对雍正帝的认识。
雍正帝是对民众非常吝啬的皇帝，他在位十三年，专注的是怎么为清政府“搞钱”。
我这里可以简单说一下雍正帝的“吝啬”。
首先要说，所谓康熙帝死时国库存银只有“700万两”是100%谣言！
因为雍正三年，怡亲王胤祥以亲王身份亲自盘点国库，结果胤祥的报告是康熙六十一年国库存银2710万两。
查得六十一年奏销册内实在金二千五百五十四两五钱二分八厘，内亏空四百九十八两五钱……实在银二千七百一十万九千二百八十六两七钱五分，内亏空银二百五十九万二千九百五十七两六钱三分一厘。
换句话说，雍正帝继位时，国库里至少有2700万两现银的。
结果雍正元年江南地区豪雨成灾，廉亲王胤禩以及怡亲王胤祥联合给雍正帝写奏折，要求雍正帝同意国库拨款在江南各地修石堤预防水患；结果雍正帝心疼钱，舍不得修石堤，只让修土堤。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准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奏请修筑海宁塘堤。……于不当修筑处修筑。以至随修随坏。又闻赭山有三处海口。今一处淤沙壅塞。水不通流。若浚治疏通。使潮汐不致留沙壅塞。则海宁一带塘工方可保固。言之者 虽未必稔知。然不可不留意。抑或地方大臣、恐糜费钱粮。此等处、虽明知而不顾也。传谕该督抚知之。
结果就是雍正二年，江南再次发大水，结果土堤纷纷被大水冲毁，只有康熙时期修的一段石堤完好。
这次江南水患直接导致十几万人流离失所，四万九千多人被直接淹死。
（雍正元年，胤禩、胤祥请求拨款奏折原文）
雍正帝为了给自己“吝啬”找借口，推卸因为他不愿意出修石堤的钱才导致小五万人被淹死的责任，雍正帝直接在上谕里说这些人之所以被淹死，是因为他们平时不敬鬼神的原因。
近者江南奏报上海、崇明诸处、海水泛溢。浙江又奏报海宁、海盐、平湖、会稽等处、海水冲决堤防。致伤田禾。朕痛切民隐。忧心孔殷。水患虽关乎天数。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澜之福。绝不念神明庇护之力、傲慢亵渎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当然。而趋福避祸之道、即在乎此。能敬则谓之顺天。不敬则谓之亵天。亵天之人、顾可望绥宁之福乎？
雍正帝在赈灾上绝对比他儿子乾隆吝啬得多，雍正八年河南多地被淹，灾民达十万人之多，结果雍正帝居然没有拨款赈济，还把责任推给田文镜；并且表示田文镜不允许受灾民众卖儿卖女，是断绝灾民生活。
上年山东有水患，河南亦有数县被水，朕以田文镜自能料理，未别遣员治赈。近闻祥符、封丘等州县民有鬻子女者。文镜年老多病，为属吏欺诳，不能抚绥安集，而但禁其鬻子女，是绝其生路也。岂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
如果我们公正客观的评价清世宗雍正帝，那么我们就能发现雍正帝真正感兴趣的是如何增加中枢的收入，而不是关心民生。
小说《雍正王朝》里把康熙、雍正两朝地方衙门普遍性亏空归咎于官员贪污，然而这根本不是事实。
事实上清朝在财政收入分配上存在严重问题，以清朝某县举例，假设悟空县，我们假设悟空县每年税收是一万两白银，按照清朝财政制度，至少有8000两白银要上缴户部，剩下2000两里又有1500两用于维护驿站以及当地绿营军饷。
真正用在地方开支的只有500两。
这500两是绝对不够地方开支的，那么地方衙门总要办公，总要发薪水，怎么办？只能从上缴户部的8000两银子里挪用。
这就是康雍两朝地方衙门普遍亏空的原因。
最有利的证据是雍正、乾隆两朝著名的清官，野史里乾隆皇帝的生父陈世倌，在雍正四年奉雍正帝之名去山东担任巡抚，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山东官场亏空。
结果等雍正六年他离任的时候，根据新任山东巡抚报告，陈世倌本人在两年山东巡抚任上还创造了12.7万两的亏空。
雍正帝不知道实际情况吗？他知道的。
谕户部。京师大兴宛平二县知县。常以亏空被参。朕体察其故。二县在辇谷之下。每有一时速办之公事、不能迟缓者。那移库银以济用。而支领还项、未免迟延时日。其上司察知库帑有亏。不得不行参劾。此等亏空实有可原之情。
但是，他依然从雍正元年开始要求各省官员必须弥补亏空，而最后他想出的办法就是“耗羡归公”。
“耗羡归公”其实不是什么创举，早在康熙末年就有督抚提出可以用“耗羡归公”方式弥补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结果被康熙帝痛斥。
说实话，康熙帝晚年好名，不算多英明；但是好名也不算是坏事，因为康熙帝不愿意承担“盘剥”的坏名声，所以康熙帝拒绝了“耗羡归公”的提议：
火耗一项， 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 故于正项之外， 量加些微， 原是私事……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 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
康熙帝对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原因是非常清楚的，“州县官用度不敷”嘛，用度为什么不敷？
不就是存留太少，起运太多？
所以真正要解决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最根本的办法是修改不合理的起运和存留的比例。
但是雍正帝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耗羡归公”。
“我把整个税款的盘子做大不就可以了？钱收得多了，地方政府到手的钱不就多了？！”
雍正帝还真他娘的是个天才。
实际上在雍正帝准备实施“耗羡归公”之前，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就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耗羡之外再添耗羡。”
沈近思说对了吗？
说对了。
四川省开始“耗羡归公”第一年，就以“余平银”名义征收额外“耗羡”。
耗羡归公看似没有增加清朝老百姓的负担，但事实上一旦把灰色收入变成政府常规收入，那么地方胥吏和官员必然会开拓新的“灰色收入”财源，四川在“耗羡归公”之外加征“余平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么，“耗羡归公”不就变成了一项新税了吗？
事实上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已经要求各省把征收的“火耗银”登记在册，账册上缴户部了；这其实就是把“耗羡归公”彻底变成一种新税。
还有人说“耗羡归公”明确耗羡征收比例，至少可以遏制贪污，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雍正六年，山西省终于“还清”欠国库的四十万“亏空”后，雍正帝提出山西应该降低火耗征收比例，于是雍正帝自己给山西定了一个“13%”的比例，结果根据当年户科给事中的报告，山西没有一个县遵守了皇帝制定的火耗征收比例，全部都超过了13%：
钱粮耗羡，定议加一有三（13%），臣巡察所至之州县，有加一四五（14%、15%），加一七八（17%、18%）以及加二者。（20%）
换句话说，《雍正王朝》里把官员管理服服帖帖不敢贪污的雍正帝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他亲自给山西全省官员划定的“火耗”红线，山西全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遵守。
最后，我们来重温《清高宗实录》里的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充分说明真正对民众好的是乾隆帝，而非雍正帝：
即如上年命户部查奏，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米称是。——《清高宗实录》卷505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影视剧《雍正王朝》中的桥段，未见于正史。仅就表演而言，这里充分说明了胤禛的高明之处。
首先，该桥段的起因是刑部常年冤假错案致使民怨沸腾，康熙皇帝下令清理冤狱。但由于太子经管刑部多年，倘若因此牵出其他重案，则等于是直接将太子的无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使其继位无望。这种结果也将同时导致朝野震动，夺嫡之战愈发激烈。最关键的是，此时的康熙皇帝，虽然痛恨冤狱，但对太子仍然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能将他扶上皇位。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刑部冤狱和太子的关联如此之深。如果有人此时接下这个差事，无疑等于点燃了一颗政治炸弹。
其次，虽然个中困难重重，但如果主动请缨则能在康熙皇帝和朝廷上表现出忠君爱国的形象。但如果不做表态，又会影响胤禛在朝廷当中冷面无私的形象。所以，实在是事逢两难。
在这种情况下，请缨之后报病则成了一个十分高明的选择。但是病情如果不重，则又不能取信于人。于是就有了烤火之后泡冷水的桥段。
权力的游戏，帝王之术
大家可能忽略了真实的历史，大家可以从清宫密档的书籍可以看到。康熙在中国历史上号称“千古一帝”确实实至名归！他精通历史，聘请外教，10几岁就可以计算“勾股定理”（现在，故宫仍保留着他的底稿），他可以完全放弃一些唯心的东西，有史书记载。他曾解剖过尸体！对自然界的进化他有深刻的认识。传位老四他肯定是深思熟虑的，历史就是历史，戏剧就是戏剧。雍正皇帝的一些改革确实与当时的现状有些格格不入。但和他的老康熙一样可以接收新的事物和制度。清朝的每一位皇帝都是读了不少圣贤书籍的统治者，文化修养和底蕴是很深厚的。读书固然重要，但不能读死书。清朝后期的统治者明显犯了闭关自守的错误。待续……
谢邀。雍亲王花了大价钱让年羹尧从江夏镇获得了情报：即《百官行术》在京城当铺，在坎儿不能顺利获取的情况下，为了掩护李卫以及十三爷顺利拿到三箱《百官行术》，特意破天荒的在家摆下家宴叫所有兄弟还有太子到家喝酒，防止被八爷和太子提前知晓事情的发展而准备的。这个家宴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烧了《百官行术》，目的就是让康熙明白自己对于吏治的一种态度，这件事基本上可以确定了老四在康熙心中的位置。太子在这件事之后基本上就已经是个空架子了。太子和外官勾结这种事情康熙是不能容忍的。以上都是个人看后得出的结论，若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点，谢谢。
清朝雍正皇帝是真正的“黑心皇帝”，小说家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王朝》从小说来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也误导了许多人对雍正帝的认识。
雍正帝是对民众非常吝啬的皇帝，他在位十三年，专注的是怎么为清政府“搞钱”。
我这里可以简单说一下雍正帝的“吝啬”。
首先要说，所谓康熙帝死时国库存银只有“700万两”是100%谣言！
因为雍正三年，怡亲王胤祥以亲王身份亲自盘点国库，结果胤祥的报告是康熙六十一年国库存银2710万两。
查得六十一年奏销册内实在金二千五百五十四两五钱二分八厘，内亏空四百九十八两五钱……实在银二千七百一十万九千二百八十六两七钱五分，内亏空银二百五十九万二千九百五十七两六钱三分一厘。
换句话说，雍正帝继位时，国库里至少有2700万两现银的。
结果雍正元年江南地区豪雨成灾，廉亲王胤禩以及怡亲王胤祥联合给雍正帝写奏折，要求雍正帝同意国库拨款在江南各地修石堤预防水患；结果雍正帝心疼钱，舍不得修石堤，只让修土堤。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准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奏请修筑海宁塘堤。……于不当修筑处修筑。以至随修随坏。又闻赭山有三处海口。今一处淤沙壅塞。水不通流。若浚治疏通。使潮汐不致留沙壅塞。则海宁一带塘工方可保固。言之者 虽未必稔知。然不可不留意。抑或地方大臣、恐糜费钱粮。此等处、虽明知而不顾也。传谕该督抚知之。
结果就是雍正二年，江南再次发大水，结果土堤纷纷被大水冲毁，只有康熙时期修的一段石堤完好。
这次江南水患直接导致十几万人流离失所，四万九千多人被直接淹死。
（雍正元年，胤禩、胤祥请求拨款奏折原文）
雍正帝为了给自己“吝啬”找借口，推卸因为他不愿意出修石堤的钱才导致小五万人被淹死的责任，雍正帝直接在上谕里说这些人之所以被淹死，是因为他们平时不敬鬼神的原因。
近者江南奏报上海、崇明诸处、海水泛溢。浙江又奏报海宁、海盐、平湖、会稽等处、海水冲决堤防。致伤田禾。朕痛切民隐。忧心孔殷。水患虽关乎天数。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澜之福。绝不念神明庇护之力、傲慢亵渎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当然。而趋福避祸之道、即在乎此。能敬则谓之顺天。不敬则谓之亵天。亵天之人、顾可望绥宁之福乎？
雍正帝在赈灾上绝对比他儿子乾隆吝啬得多，雍正八年河南多地被淹，灾民达十万人之多，结果雍正帝居然没有拨款赈济，还把责任推给田文镜；并且表示田文镜不允许受灾民众卖儿卖女，是断绝灾民生活。
上年山东有水患，河南亦有数县被水，朕以田文镜自能料理，未别遣员治赈。近闻祥符、封丘等州县民有鬻子女者。文镜年老多病，为属吏欺诳，不能抚绥安集，而但禁其鬻子女，是绝其生路也。岂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
如果我们公正客观的评价清世宗雍正帝，那么我们就能发现雍正帝真正感兴趣的是如何增加中枢的收入，而不是关心民生。
小说《雍正王朝》里把康熙、雍正两朝地方衙门普遍性亏空归咎于官员贪污，然而这根本不是事实。
事实上清朝在财政收入分配上存在严重问题，以清朝某县举例，假设悟空县，我们假设悟空县每年税收是一万两白银，按照清朝财政制度，至少有8000两白银要上缴户部，剩下2000两里又有1500两用于维护驿站以及当地绿营军饷。
真正用在地方开支的只有500两。
这500两是绝对不够地方开支的，那么地方衙门总要办公，总要发薪水，怎么办？只能从上缴户部的8000两银子里挪用。
这就是康雍两朝地方衙门普遍亏空的原因。
最有利的证据是雍正、乾隆两朝著名的清官，野史里乾隆皇帝的生父陈世倌，在雍正四年奉雍正帝之名去山东担任巡抚，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山东官场亏空。
结果等雍正六年他离任的时候，根据新任山东巡抚报告，陈世倌本人在两年山东巡抚任上还创造了12.7万两的亏空。
雍正帝不知道实际情况吗？他知道的。
谕户部。京师大兴宛平二县知县。常以亏空被参。朕体察其故。二县在辇谷之下。每有一时速办之公事、不能迟缓者。那移库银以济用。而支领还项、未免迟延时日。其上司察知库帑有亏。不得不行参劾。此等亏空实有可原之情。
但是，他依然从雍正元年开始要求各省官员必须弥补亏空，而最后他想出的办法就是“耗羡归公”。
“耗羡归公”其实不是什么创举，早在康熙末年就有督抚提出可以用“耗羡归公”方式弥补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结果被康熙帝痛斥。
说实话，康熙帝晚年好名，不算多英明；但是好名也不算是坏事，因为康熙帝不愿意承担“盘剥”的坏名声，所以康熙帝拒绝了“耗羡归公”的提议：
火耗一项， 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 故于正项之外， 量加些微， 原是私事……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 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
康熙帝对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原因是非常清楚的，“州县官用度不敷”嘛，用度为什么不敷？
不就是存留太少，起运太多？
所以真正要解决地方政府制度性亏空最根本的办法是修改不合理的起运和存留的比例。
但是雍正帝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耗羡归公”。
“我把整个税款的盘子做大不就可以了？钱收得多了，地方政府到手的钱不就多了？！”
雍正帝还真他娘的是个天才。
实际上在雍正帝准备实施“耗羡归公”之前，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就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耗羡之外再添耗羡。”
沈近思说对了吗？
说对了。
四川省开始“耗羡归公”第一年，就以“余平银”名义征收额外“耗羡”。
耗羡归公看似没有增加清朝老百姓的负担，但事实上一旦把灰色收入变成政府常规收入，那么地方胥吏和官员必然会开拓新的“灰色收入”财源，四川在“耗羡归公”之外加征“余平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么，“耗羡归公”不就变成了一项新税了吗？
事实上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已经要求各省把征收的“火耗银”登记在册，账册上缴户部了；这其实就是把“耗羡归公”彻底变成一种新税。
还有人说“耗羡归公”明确耗羡征收比例，至少可以遏制贪污，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雍正六年，山西省终于“还清”欠国库的四十万“亏空”后，雍正帝提出山西应该降低火耗征收比例，于是雍正帝自己给山西定了一个“13%”的比例，结果根据当年户科给事中的报告，山西没有一个县遵守了皇帝制定的火耗征收比例，全部都超过了13%：
钱粮耗羡，定议加一有三（13%），臣巡察所至之州县，有加一四五（14%、15%），加一七八（17%、18%）以及加二者。（20%）
换句话说，《雍正王朝》里把官员管理服服帖帖不敢贪污的雍正帝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他亲自给山西全省官员划定的“火耗”红线，山西全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遵守。
最后，我们来重温《清高宗实录》里的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充分说明真正对民众好的是乾隆帝，而非雍正帝：
即如上年命户部查奏，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米称是。——《清高宗实录》卷505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皇帝。上位时期。国库空虚。最后留给乾隆的是一个八千万两白银的国库。每天晚睡早起。整顿吏治。改革创新。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在位的13年，清朝可能会提前衰败。
影视剧《雍正王朝》中的桥段，未见于正史。仅就表演而言，这里充分说明了胤禛的高明之处。
首先，该桥段的起因是刑部常年冤假错案致使民怨沸腾，康熙皇帝下令清理冤狱。但由于太子经管刑部多年，倘若因此牵出其他重案，则等于是直接将太子的无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使其继位无望。这种结果也将同时导致朝野震动，夺嫡之战愈发激烈。最关键的是，此时的康熙皇帝，虽然痛恨冤狱，但对太子仍然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能将他扶上皇位。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刑部冤狱和太子的关联如此之深。如果有人此时接下这个差事，无疑等于点燃了一颗政治炸弹。
其次，虽然个中困难重重，但如果主动请缨则能在康熙皇帝和朝廷上表现出忠君爱国的形象。但如果不做表态，又会影响胤禛在朝廷当中冷面无私的形象。所以，实在是事逢两难。
在这种情况下，请缨之后报病则成了一个十分高明的选择。但是病情如果不重，则又不能取信于人。于是就有了烤火之后泡冷水的桥段。
权力的游戏，帝王之术
大家可能忽略了真实的历史，大家可以从清宫密档的书籍可以看到。康熙在中国历史上号称“千古一帝”确实实至名归！他精通历史，聘请外教，10几岁就可以计算“勾股定理”（现在，故宫仍保留着他的底稿），他可以完全放弃一些唯心的东西，有史书记载。他曾解剖过尸体！对自然界的进化他有深刻的认识。传位老四他肯定是深思熟虑的，历史就是历史，戏剧就是戏剧。雍正皇帝的一些改革确实与当时的现状有些格格不入。但和他的老康熙一样可以接收新的事物和制度。清朝的每一位皇帝都是读了不少圣贤书籍的统治者，文化修养和底蕴是很深厚的。读书固然重要，但不能读死书。清朝后期的统治者明显犯了闭关自守的错误。待续……
谢邀。雍亲王花了大价钱让年羹尧从江夏镇获得了情报：即《百官行术》在京城当铺，在坎儿不能顺利获取的情况下，为了掩护李卫以及十三爷顺利拿到三箱《百官行术》，特意破天荒的在家摆下家宴叫所有兄弟还有太子到家喝酒，防止被八爷和太子提前知晓事情的发展而准备的。这个家宴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烧了《百官行术》，目的就是让康熙明白自己对于吏治的一种态度，这件事基本上可以确定了老四在康熙心中的位置。太子在这件事之后基本上就已经是个空架子了。太子和外官勾结这种事情康熙是不能容忍的。以上都是个人看后得出的结论，若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点，谢谢。
康熙帝让四阿哥成为真正的孤臣，目的是让四阿哥有独立的团队去夺取皇位！而不是和其它几个阿哥斯混在一起追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