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在南迁问题上，不送15岁太子去南京不是怕大权旁落，而是以下四个原因：
一、性格原因：
崇祯皇帝性格多疑，刚愎自用，对待大臣极其苛刻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决定做某事，常常在开始时表现决心很大，一旦遭遇挫折就会泄气，并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李邦华提出让太子南迁的折中意见时，崇祯却做出了两个都放弃的决定，现在看来着实有些任性，但却与其性格不无关系。
其实，关于南迁崇祯皇帝本身早有这样的想法，害怕外面大臣不赞成，所以也不敢提。他对李明睿特意强调此事异常重大，不要泄密给别人知道，万一泄密就治李明睿的罪。当天晚上崇祯皇帝单独和李明睿探讨南迁路线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但涉及一个关键问题时，他们的谈话卡壳了，那就是钱的问题。南下需要招募新兵，也要犒赏将士，这些都要钱，没有钱万万不行。李明睿认为这些钱应该从皇帝私人小金库内库出，因为国库仅剩不多的钱要供北边防线的军队使用，一旦动用了国库的钱就意味着北边军队没有钱用，就意味着放弃北方，放弃中原，那么南下之行就意味着逃跑。但是崇祯皇帝坚持认为不应该由内库出钱，而应该由户部为此另外拔一笔专款。两人在此点上没能达成一致，由于天太晚了，谈话就此结束。
崇祯不南迁也许还有一丝私心，崇祯皇帝本意是想自己亲自迁往南京，却没想到李邦华在廷议上提议让太子先前往南京监国，这一提议让他左右为难，因为这等于让他做出自我牺牲，所以他只得以“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加以拒绝。
二、对局势判断失误
在明朝末年，明朝廷面临着需要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压力，一场就是对抗东北的清军，另一场则是农民起义。清军是比较有战斗力的，但人数并不多，明朝廷还勉强能够把它们挡在关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清廷里对于是否要攻占中原并没有那么坚定，议和的想法在内部还有相当的力量。真正在清廷内反对议和的人是效忠他们的汉官，汉官了解历史，认为清军有实力打败明朝军队，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清廷的统治。没有谁比汉官更了解当时的汉人，他们是反对议和的主力，他们想进一步建功立业，真正想议和的倒是满州贵族。但议和的争议在清廷还没结论的时候，崇祯皇帝先下手让议和成为了泡影。1642年4月2日崇祯皇帝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清廷也不再相信明朝廷，彼此只能兵戎相见一路道可走。明军的精锐部队基本上也处于防备清军的一线。
三、怕承担丢弃宗庙社稷的骂名：
当他提出南迁计划时，懿安皇后质问他“祖宗宗庙在此，迁何往？”时，他会无言以对而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一计划。后来山西太原沦陷，崇祯皇帝再次召集群臣献策。这次提出了一项折中的方案，即派遣太子南下，加强南方防线，皇上留下来守卫北京。哪怕北方沦陷了，至少南方有一个合法的嗣君。4月5日，针对此项计划进行了讨论。但这次方案有个致命的地方，本来崇祯已经有所打算亲自去南京，由太子守卫北京，而这次的方案意味着要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公开的廷议下又要皇上表态，崇祯没有办法，只能说“国君死社稷，恒理也”，然后又恨恨地说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皇上明显流露出了不快。在这种情况下，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站了出来，他抨击这项方案是“邪说”，强烈谴责了放弃京城的人，然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计划。但他们都没摸对崇祯皇帝的心思，他只是想让自己南下，太子留守北京，而这么一闹，变成整个朝廷都留守北京。崇祯骂“光时亨阻朕南行”。
四、派系斗争：崇祯皇帝再次让群臣献策。大多南方籍官员建议由皇帝亲自率军南征，迁都南京，让太子留守北京。南方有充足的财力，而且勤王力量强大。李明睿还举了历史上南宋的例子，即迁都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而如果南迁的话，意味着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更意味着中原很可能就此让给了农民起义军或清军。北方籍官方强烈反对这项建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有很多田产在河北、山东、山西，很显然田产并不能带走。后来有大臣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召回，但崇祯皇帝拒绝了，他或许是害怕召回东北的军队就意味着放弃北方大片的领土。于是，此项南迁计划并不能实行。
崇祯皇帝在上吊前曾感叹：“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其实是自己的优柔寡断害了自己，也葬送了大明江山。
崇祯在南迁问题上，拒绝送皇子去南京，担心大权旁落是可能的。
历史上，唐玄宗李隆基是活生生的例子。唐朝“安史之乱”时，在长安陷落之前，唐玄宗向南避祸成都，皇子李享则北上逃到甘肃灵武，为了方便李享平叛，唐玄宗委任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于是在李享周围聚集了郭子仪和李光弼等一大批能臣武将，而且很快就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这么一来，大唐真正的皇帝唐玄宗完全被架空了，不久以后李享干脆就在灵武宣布即位为皇帝，并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此后，安史之乱被平息，唐玄宗虽然再回到了长安，但他只能在那里度过了六年郁闷的“太上皇”生涯后，凄惨离世。
这一历史事件，崇祯皇帝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而且崇祯帝生性多疑，他既不立太子，更不敢派皇子去南京，冒出现类似李享式的“第二中央”的风险。话又说回来，即使崇祯帝送皇子南去，也不一定能够扭转历史的车轮，只能是南明的苟延残喘而已。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