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邀请。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部以讲述历史为手段，而已劝诫帝王治国之道为目的的一部书，因此说其实际是一部帝王教材，绝对是非常恰当的评价。
然而作为臣子角度，要向帝王施教，其本身必然要从正理，圣人之言等等比较正途，普遍认可的大道理去展开阐述。因此司马光在写下这段关于德与才，君子与小人这番论述的时候，专门就是放在了全书开篇第一个历史事件，也就是三家分晋，特别是智瑶之死之后的第一段论述当中。这相当于给资治通鉴的通篇定下了一个基本的中心思想。
事实上在这段论述之前，也就是尚未开始正式记述历史事件之前，同样司马光有一大段的开篇论述，也就是“臣光曰”体。这个就好像司马光仿效史记当中的“太史公曰”一样，进行的历史评述。但司马光没有好像司马迁那样先把历史讲完再评述，而是在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来个“臣光曰”，那么其实就等于是上来就要赶紧把自己心中的治国理念赶紧给皇上汇报一下。那么这一开始的治国建议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告诉皇上要怎么用人。
司马光认为所谓治国，核心就是怎样去用人。那么，用人就要首先明确怎样识人。知人才能够用人，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但是司马光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完，仅仅是明确了一下治国就是用人的道理之后，这才开始讲述历史事件，而知道三家分晋的故事讲完，那个“有才无德”的典型人物智瑶已经挂了，这才又重新提起“臣光曰”然后这才讲述出来所谓德，才，以及德与才两条纬度比较之下，人的划分问题。
这就相当于拿历史作为案例，然后进行讲义评说了。所以说资治通鉴就像一部教科书也就是这个缘由。
那么，所谓德与才，实际上司马光自己已经把两者的定义和关系做了概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说白了，才能是工具。德才是运用工具的人。一把及其锋利的刀刃，在医生手中就是救人的手术刀，在歹徒手里就是杀人的凶器。那么，究竟孰轻孰重应该就有一个判断标准。
因此司马光定义了四种人的类型。德才兼备的是圣人，德高才低的是君子。才高德失的是小人，无才无德的是愚人。但司马光是以德作为最重要的标准评价的，甚至提出如果没有办法用圣人或者君子，那么宁可用愚人也不能用小人的主张。可见司马光对于德的尤其看重。
至于为什么定义为君子，小人，实际上在司马光那个时期，君子与小人的定义已经明确为一种互相的反义词专门定义的关系了。其实和春秋时期比如论语时期的定义有所差别。不过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字面道理其实也就没什么太好讲的了。不过，司马光作为一个臣子的身份与立场，实际上想要为皇帝帝王为师，还是有一点点的局限性。其实几代帝王心术当中，这些道理其实也都是非常浅显直白了。然而站在真正帝王立场上来说，天下实际无不可用之人。有重用，有师用，有任用，有利用，无论君子小人，实际上都有其用法。反而对于愚者，小人，真正的明君帝王都是有其可用之处的。例如武则天时期的来俊臣，乾隆时期的和珅，但这里帝王之术是正术同时也是权术。而这点对于司马光来说，他是无法能够做到并且能够教会帝王的。或者说，即使司马光明白，他也绝不敢写在这本资治通鉴里面。
不过司马光在讲述历史当中，其实也记录了不少权术的历史例证，不过这就要看那些看这本通鉴的帝王们如何去汲取了。
才是能力，德是公正心，能换位思考的是有德的人，德爱人。没有爱心，有能力，是会害人的。君子都是德高于力的，小人是唯利是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