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废新法 为何独留京师大学堂?
慈禧太后对维新派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就连养个蛐蛐都要叫“康有为”，一心想要咬死它。
在荣禄和袁世凯的联手下，康有为这个理想派书生头子的逼宫计划“完美谢幕”。当荣袁二人向慈禧邀功时，慈禧大怒，将维新变法取得的一点点成绩，弹指间便飞灰湮灭了。
那么慈禧老太太为什么对“京师大学堂”情有独钟呢？这其中很可能牵扯到庙堂中的各种势力派别的权力平衡问题。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康梁的推动下，光绪帝载湉签发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教育是立国之本，各地都非常支持这个意见，于是学校在快步上马的指引下，于半个月之后的7月3日即批准开业了，可谓神速，从中也可见光绪帝强国心愿之迫切。
京师大学堂由孙家鼐（咸丰九年状元，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主持创立并担任首任管理学务大臣，许景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任中学总教习。在孙家鼐的极力游说下，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实授二品顶戴）任西学总教习。
孙家鼐曾经与翁同龢一起作为光绪帝师，接管京师大学堂以后，光绪帝授权他管理全国各地新学堂事宜，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教育部长。孙家鼐提出“学问乃天下之公理，必不可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的教育理念，在维新变法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时候，利用一年时间，在全国创立了新的教育体系，替代了原先的私塾教育，在实质上实现了光绪皇帝“教育首办”的目标。
新部门成立，搭班子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几个负责人之间勾心斗角，则诸事无成。孙家鼐是朝廷老臣，见惯了高层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自己掌管的教育部门，如何选人用人，尽可能避免外力干涉，也是颇费心思。
京师大学堂成立一个月，孙家鼐即呈递了《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认为“丁韪良在中国日久，亟望中国振兴，情愿照从前同文馆每月五百金之数，充大学堂西总教习。”丁韪良是美国神父，前面有京师同文馆的管理任教经历，是担任西学总教习的合适人员，光绪皇帝表示同意，当即赏赐丁韪良二品顶戴，一切如孙所请。
这个事情并非像孙家鼐意向的那么简单，丁韪良以二品顶戴实授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引起了各国列强的不满，纷纷质疑丁韪良的工作能力、社会地位和任职理由，并由意大利驻华公使为代表，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交了《照会》。孙家鼐收到转来的文件，看罢大怒，我办学堂招聘教习，还要你们“利益均沾”，每个国家都安排一个教习么？
此时戊戌变法已经开始，丁韪良虽然长期在大清国生活，但是纯真的外国人怎么能理解庙堂之上的风云诡谲，他的工作如果没有孙家鼐这位晚清开明教育家的全力支持，将步履维艰，一事无成。实际上，孙对丁氏极力回护的。
作为帝党的管学大臣孙家鼐，在事变中受到冲击，京师大学堂也引起刚毅、徐桐等顽固派的不满，坚决要求朝廷取缔。而荣禄是不主张关闭京师大学堂的，他在孙家鼐与刚毅、徐桐之间做了不少斡旋工作。戊戌政变发生，旧党保持朝政，新政多被废除，当西学总教习丁韪良受孙家鼐之托找到荣禄时，荣禄的答复是：“查禁大学堂有失朝廷体面”。
所以，当这些戊戌变法之后的“余毒”，都摆在慈禧太后面前是，如何取舍其实不是问题。而京师大学堂之所以能够侥幸逃脱磨难，即是孙家鼐委托丁韪良，求荣禄从中回寰的缘故。在慈禧太后面前，荣禄毕竟是接替李鸿章的第一人，由荣禄转达孙家鼐的意见，“因外洋各教习均已延订，势难中止”，“所以不能径废”，因此请太后老佛爷手下留情，也就顺理成章。
作为慈禧太后，那是最好面儿的主，听说外国教习们都签订了劳务合同，停也停不下，废了学堂有碍朝廷脸面，那是不可以的大事。加上荣禄的面子，就予以批准保留。而徐桐、刚毅之流，始终败在荣禄收下，纵然不服气，也无可奈何。
她内心里还是崇尚文化
山东大学和山西大学都可以叫山大。山西大学的办学历史比山东大学要早得多，历史更悠久。现在来看山东大学是985，而山西大学只是个省属一本。从现在的名气来看，叫山大，一般都认为是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和南昌大学办学历史都很悠久，但现在来看的话南京大学更优于南昌大学。南京大学是985，世界一流大学。南昌大学是211， 世界一流学科大学。两者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但两者都可以叫做南大。南京大学的南大是由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南昌大学的南大是由省教育部批准的。所以他们两个叫南大，都是合法的，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