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明末“晋商资敌”公案，在史学界还真没有定论，都是网络时代，大家在网络上进行探讨时，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的。
即：官方没有认可，民间的流言而已！
明末“晋商资敌”到底有没有资敌呢？有极大可能性。
但是不能就说是“晋商”的个体行为，应该是明朝宣大军镇官府参与的行为。
由于清朝入关后的毁史行为，以及晋商的兴衰和战乱导致的资料缺失，使得现今留存的文史资料不是很多。因此以下“晋商资敌”说法大都为推理，并非史实直接的文字记载。
宣大官府私通敌国后金，助后金灭亡了盟友蒙古林丹汗
公元1628年，年轻的朱由检登基为帝，在东林党人的劝说之下，明朝不再“资助”蒙古林丹汗。公元1632，即崇祯五年，在遭受后金连续攻打的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只能选择向西（青海一线）退却，寻求更为温暖的地方牧养部众。
由于林丹汗的坚壁清野战术，追击他们的黄台吉（又作皇太极），陷入断粮的境界，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
天聪六年五月十九日，汗曰：“军中粮尽，可以打猎。“遂令行围，杀黄羊万馀，其肉按旗甲兵数分给。汗射两次，一失贯二黄羊。汗共射死黄羊五十八。是晚，次豁罗衮布拉克地方。是日，天气炎热，无水，人亦晕倒。以黄羊易水一碗而饮之。
从这里可以看出，后金已经陷入绝境了，断粮断水，只能吃黄羊、喝黄养血（体液）。
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后金在黄台吉的率领下，开始威逼宣大府，同样是《满文老档》的记载：
天聪六年六月初一，金国汗致书沙河堡各官：我北征察哈尔，追一月十一日……我乃欲取其重镇柏兴地方，遂还兵……克其归化城驻营……闻我未经收尽之人畜财物，为尔等容留等语。将我未经收尽者，当尽还我……时察哈尔取之，则归察哈尔所有，我取之，即为我所有。以我所有而尔等取之，不可也。我边外之事，尔等不得干预。此事非尔帝所知，乃尔等边塞官员所为也。尔等又非辽东官员，辽东官员干预我边外叶赫之事，自受其苦。尔如不给还，与辽东官员有何异耶……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黄台吉在威胁宣大府，要求明朝宣大府必须交出寻求明朝庇护的蒙古人，而且黄台吉也十分嚣张说蒙古察哈尔部落以前能从柏兴这个地方获取资源，那么这个地方的资源同样也是后金的话语。
最后还暗暗警告宣大府，千万别管边外之事，要是皇帝知道了，宣大的官员就等着像辽东官员那样干涉叶赫之事，自受其苦。要是不敢交出蒙古人及牛羊，那么也跟辽东的明朝官员一样了。
而结果就是宣大府的守军，交出了来寻求避难的蒙古及牛羊、财物：
初四日，杨善遣从来报（黄台吉）：“蒙古人中，入明城者皆降，并命送出蒙古人财物性畜。时明守边副将对我大臣等曰，凡财帛、牲畜诸物，将尽给还……”
黄台吉得知宣大府的守军已经如同辽东官员那样，胆小怕事之后，立刻又写了第二封信，得寸进尺要求“边贸”，由于信太长，在此截取一些段落。
“今我已将察哈尔逐走，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察哈尔为边外之国，我亦系边外之国，且我军既远道而来，岂能令其徒手而归耶？”“尔此地之人，与我素无仇隙。我唯与辽东人为敌耳。与尔等何干？我两国之好，惟尔等说合可也！”
宣大的做法就是直接“犒劳后金大军”，同时按犒赏察哈尔一样送上财物：
偕德胜堡官员下千总一员率十五人来朝见汗，并献牛二、缎三、馒头一笸箩，烧饼一笸箩枣一金斗、烧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不纳，悉却之……“报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财物，悉数给还於我”
重头戏来了，在随后的后金要求之下，明朝宣大官员将林丹汗在“逃逸”时，到宣大府贸易的物资全部返给了后金。
在《满文老档》的记载，则是宣大府给予黄台吉的物资，全都是皮毛、丝绸！捋一捋先……
林丹汗在“逃逸”时，大同巡抚张宗衡说的是“疲甚、饿甚、穷甚”，也就是“穷逼”一个，若这是真的话，林丹汗要皮毛干什么？为什么不要粮食呢？
另外，已经缺粮缺水的后金黄台吉，要那么多皮毛干什么？能当饭吃么能当水喝么？再说了皮毛在内地才值钱，黄台吉干什么回购皮毛？黄台吉不是傻缺！
所以包括个人在内的诸多网友，对《满文老档》中这份材料是表示怀疑的。这份礼单可能是黄台吉配合宣大府的官员用来欺骗崇祯皇帝的。
因为同样是《满文老档》中又记载了一件小事，是天聪六年七月十五日时，跟随黄台吉出征蒙古的军将，私分粮食，不分给其他人，最后被定义为“盗窃罪”：
明国所赎粮米财物，阿什达尔汉及龙什、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四人，悉行私取，不分给同行之白格依、爱巴里等。
这是最早记录宣大官府与后金交易的，也是唯一仅存的资料中没有被删除、销毁的。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烂肉
网上仅有的史料，显示“晋商资敌”公案：
“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万全县志》
“将授以官，以未谙民社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 ——《介休县志·人物》
“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从这条仅存的史料来推断，这八大皇商（后来清朝册封）并没有如同网络小说说的那样，直接运粮出关到后金那儿交易，而是在张家口这个明朝官方贸易点直接交易的。
但是明朝真的已经千疮百孔、烂到已经不用掩饰了么？
应该不是的，崇祯五年的宣大府官员与后金黄台吉之间的交易，应该是起点，就如黄台吉所述的，“今我已将察哈尔逐走，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后金取代了蒙古察哈尔部后，应该是用蒙古人的身份到张家口进行“光明正大”的互市贸易。
崇德三年……遣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往明张家口互市。——《清太宗实录》
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帝派人来张家口协商贸易，按理说这个时候已经是崇祯十一年了，明朝与后金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了，这么可能会进行贸易？根本无须做任何的协商，见面直接开打算了。可犬清的皇帝就派人来了。
六月底出使明朝，十月中旬返回沈阳，完美完成清帝的任务。
而明朝的记载，是八月十六日时，有一支蒙古“哈喇慎诸部”来“纳款叩关”，请求开市贸易，双方谈了40多天，到九月时，这支“哈喇慎诸部”离开明边关！多完美的时间线结合啊！
后来陈新甲给崇祯上奏时，提到了一点：
当自十一年三月算，口口哈慎三年之口口年口口口口恐启戎心，不敢据实奏。明以防夷人，藉口譬之。军兵支粮，须口口之日算起若口口年月早支半年，断不敢也。至于预储赏物，臣等自开市至今，积累市税，严加査核。
这些问题都显示了，与其说是“晋商资敌”，不如说是“宣大与清互市”。
崇祯十二年四月初十日辰时，据直门长哨樊应文报称： 夷人复到墙下，该卑职即禀卢中军、及本路参将督并卑职公同抚夷都司甄祥俱赴市口，有慎夷下好人朗素喇嘛五八力三斤等俱到墙下，禀云：我们官儿要于十一日起身回巢，与我们开门进去，货易些髮缠茶面。——《明清史料》乙编，第三本
崇祯十二年发生了什么？
正月清军劫掠济南，二月，清亲王多尔衮率军饱掠退兵，四月就有“夷下好人”来“纳款出关”，“夷下好人”说，要回老巢了，与汉商买了些首饰、布匹、茶、面！
图片均来源网络
当然。不过搁我我也反。
大山西是前线，三天两头军管；
明的老爷们军头们三天两头剿匪，见到满洲八旗跑得飞快，却经常杀点老百姓，上交人头冒功；
老百姓被抢的爪干毛尽，杀得人头滚滚。不说不是汉奸，如此朝廷，反了又如何？老百姓养着你朱家，就是让你这么来虐待的？
晋商的走西口不是浪漫史，是一部部血泪史。他们只是为了活命而已。
这个……明末“晋商资敌”公案，在史学界还真没有定论，都是网络时代，大家在网络上进行探讨时，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的。
即：官方没有认可，民间的流言而已！
明末“晋商资敌”到底有没有资敌呢？有极大可能性。
但是不能就说是“晋商”的个体行为，应该是明朝宣大军镇官府参与的行为。
由于清朝入关后的毁史行为，以及晋商的兴衰和战乱导致的资料缺失，使得现今留存的文史资料不是很多。因此以下“晋商资敌”说法大都为推理，并非史实直接的文字记载。
宣大官府私通敌国后金，助后金灭亡了盟友蒙古林丹汗
公元1628年，年轻的朱由检登基为帝，在东林党人的劝说之下，明朝不再“资助”蒙古林丹汗。公元1632，即崇祯五年，在遭受后金连续攻打的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只能选择向西（青海一线）退却，寻求更为温暖的地方牧养部众。
由于林丹汗的坚壁清野战术，追击他们的黄台吉（又作皇太极），陷入断粮的境界，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
天聪六年五月十九日，汗曰：“军中粮尽，可以打猎。“遂令行围，杀黄羊万馀，其肉按旗甲兵数分给。汗射两次，一失贯二黄羊。汗共射死黄羊五十八。是晚，次豁罗衮布拉克地方。是日，天气炎热，无水，人亦晕倒。以黄羊易水一碗而饮之。
从这里可以看出，后金已经陷入绝境了，断粮断水，只能吃黄羊、喝黄养血（体液）。
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后金在黄台吉的率领下，开始威逼宣大府，同样是《满文老档》的记载：
天聪六年六月初一，金国汗致书沙河堡各官：我北征察哈尔，追一月十一日……我乃欲取其重镇柏兴地方，遂还兵……克其归化城驻营……闻我未经收尽之人畜财物，为尔等容留等语。将我未经收尽者，当尽还我……时察哈尔取之，则归察哈尔所有，我取之，即为我所有。以我所有而尔等取之，不可也。我边外之事，尔等不得干预。此事非尔帝所知，乃尔等边塞官员所为也。尔等又非辽东官员，辽东官员干预我边外叶赫之事，自受其苦。尔如不给还，与辽东官员有何异耶……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黄台吉在威胁宣大府，要求明朝宣大府必须交出寻求明朝庇护的蒙古人，而且黄台吉也十分嚣张说蒙古察哈尔部落以前能从柏兴这个地方获取资源，那么这个地方的资源同样也是后金的话语。
最后还暗暗警告宣大府，千万别管边外之事，要是皇帝知道了，宣大的官员就等着像辽东官员那样干涉叶赫之事，自受其苦。要是不敢交出蒙古人及牛羊，那么也跟辽东的明朝官员一样了。
而结果就是宣大府的守军，交出了来寻求避难的蒙古及牛羊、财物：
初四日，杨善遣从来报（黄台吉）：“蒙古人中，入明城者皆降，并命送出蒙古人财物性畜。时明守边副将对我大臣等曰，凡财帛、牲畜诸物，将尽给还……”
黄台吉得知宣大府的守军已经如同辽东官员那样，胆小怕事之后，立刻又写了第二封信，得寸进尺要求“边贸”，由于信太长，在此截取一些段落。
“今我已将察哈尔逐走，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察哈尔为边外之国，我亦系边外之国，且我军既远道而来，岂能令其徒手而归耶？”“尔此地之人，与我素无仇隙。我唯与辽东人为敌耳。与尔等何干？我两国之好，惟尔等说合可也！”
宣大的做法就是直接“犒劳后金大军”，同时按犒赏察哈尔一样送上财物：
偕德胜堡官员下千总一员率十五人来朝见汗，并献牛二、缎三、馒头一笸箩，烧饼一笸箩枣一金斗、烧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不纳，悉却之……“报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财物，悉数给还於我”
重头戏来了，在随后的后金要求之下，明朝宣大官员将林丹汗在“逃逸”时，到宣大府贸易的物资全部返给了后金。
在《满文老档》的记载，则是宣大府给予黄台吉的物资，全都是皮毛、丝绸！捋一捋先……
林丹汗在“逃逸”时，大同巡抚张宗衡说的是“疲甚、饿甚、穷甚”，也就是“穷逼”一个，若这是真的话，林丹汗要皮毛干什么？为什么不要粮食呢？
另外，已经缺粮缺水的后金黄台吉，要那么多皮毛干什么？能当饭吃么能当水喝么？再说了皮毛在内地才值钱，黄台吉干什么回购皮毛？黄台吉不是傻缺！
所以包括个人在内的诸多网友，对《满文老档》中这份材料是表示怀疑的。这份礼单可能是黄台吉配合宣大府的官员用来欺骗崇祯皇帝的。
因为同样是《满文老档》中又记载了一件小事，是天聪六年七月十五日时，跟随黄台吉出征蒙古的军将，私分粮食，不分给其他人，最后被定义为“盗窃罪”：
明国所赎粮米财物，阿什达尔汉及龙什、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四人，悉行私取，不分给同行之白格依、爱巴里等。
这是最早记录宣大官府与后金交易的，也是唯一仅存的资料中没有被删除、销毁的。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烂肉
网上仅有的史料，显示“晋商资敌”公案：
“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万全县志》
“将授以官，以未谙民社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 ——《介休县志·人物》
“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从这条仅存的史料来推断，这八大皇商（后来清朝册封）并没有如同网络小说说的那样，直接运粮出关到后金那儿交易，而是在张家口这个明朝官方贸易点直接交易的。
但是明朝真的已经千疮百孔、烂到已经不用掩饰了么？
应该不是的，崇祯五年的宣大府官员与后金黄台吉之间的交易，应该是起点，就如黄台吉所述的，“今我已将察哈尔逐走，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后金取代了蒙古察哈尔部后，应该是用蒙古人的身份到张家口进行“光明正大”的互市贸易。
崇德三年……遣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往明张家口互市。——《清太宗实录》
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帝派人来张家口协商贸易，按理说这个时候已经是崇祯十一年了，明朝与后金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了，这么可能会进行贸易？根本无须做任何的协商，见面直接开打算了。可犬清的皇帝就派人来了。
六月底出使明朝，十月中旬返回沈阳，完美完成清帝的任务。
而明朝的记载，是八月十六日时，有一支蒙古“哈喇慎诸部”来“纳款叩关”，请求开市贸易，双方谈了40多天，到九月时，这支“哈喇慎诸部”离开明边关！多完美的时间线结合啊！
后来陈新甲给崇祯上奏时，提到了一点：
当自十一年三月算，口口哈慎三年之口口年口口口口恐启戎心，不敢据实奏。明以防夷人，藉口譬之。军兵支粮，须口口之日算起若口口年月早支半年，断不敢也。至于预储赏物，臣等自开市至今，积累市税，严加査核。
这些问题都显示了，与其说是“晋商资敌”，不如说是“宣大与清互市”。
崇祯十二年四月初十日辰时，据直门长哨樊应文报称： 夷人复到墙下，该卑职即禀卢中军、及本路参将督并卑职公同抚夷都司甄祥俱赴市口，有慎夷下好人朗素喇嘛五八力三斤等俱到墙下，禀云：我们官儿要于十一日起身回巢，与我们开门进去，货易些髮缠茶面。——《明清史料》乙编，第三本
崇祯十二年发生了什么？
正月清军劫掠济南，二月，清亲王多尔衮率军饱掠退兵，四月就有“夷下好人”来“纳款出关”，“夷下好人”说，要回老巢了，与汉商买了些首饰、布匹、茶、面！
图片均来源网络
当然。不过搁我我也反。
大山西是前线，三天两头军管；
明的老爷们军头们三天两头剿匪，见到满洲八旗跑得飞快，却经常杀点老百姓，上交人头冒功；
老百姓被抢的爪干毛尽，杀得人头滚滚。不说不是汉奸，如此朝廷，反了又如何？老百姓养着你朱家，就是让你这么来虐待的？
晋商的走西口不是浪漫史，是一部部血泪史。他们只是为了活命而已。
简单的说，就是商人培养读书人，读书人当官了，反过来支持商人，双方把持朝纲，合伙不让国家收商税。国家收不上来商税，只能在农民身上收税。农民不堪其负，只能造反。李自成就是代表。再加上很多大商人为了挣钱，往边外走私武器，粮草，甚至出卖情报。所以说明朝亡于商人是没错的！
这个……明末“晋商资敌”公案，在史学界还真没有定论，都是网络时代，大家在网络上进行探讨时，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的。
即：官方没有认可，民间的流言而已！
明末“晋商资敌”到底有没有资敌呢？有极大可能性。
但是不能就说是“晋商”的个体行为，应该是明朝宣大军镇官府参与的行为。
由于清朝入关后的毁史行为，以及晋商的兴衰和战乱导致的资料缺失，使得现今留存的文史资料不是很多。因此以下“晋商资敌”说法大都为推理，并非史实直接的文字记载。
宣大官府私通敌国后金，助后金灭亡了盟友蒙古林丹汗
公元1628年，年轻的朱由检登基为帝，在东林党人的劝说之下，明朝不再“资助”蒙古林丹汗。公元1632，即崇祯五年，在遭受后金连续攻打的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只能选择向西（青海一线）退却，寻求更为温暖的地方牧养部众。
由于林丹汗的坚壁清野战术，追击他们的黄台吉（又作皇太极），陷入断粮的境界，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
天聪六年五月十九日，汗曰：“军中粮尽，可以打猎。“遂令行围，杀黄羊万馀，其肉按旗甲兵数分给。汗射两次，一失贯二黄羊。汗共射死黄羊五十八。是晚，次豁罗衮布拉克地方。是日，天气炎热，无水，人亦晕倒。以黄羊易水一碗而饮之。
从这里可以看出，后金已经陷入绝境了，断粮断水，只能吃黄羊、喝黄养血（体液）。
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后金在黄台吉的率领下，开始威逼宣大府，同样是《满文老档》的记载：
天聪六年六月初一，金国汗致书沙河堡各官：我北征察哈尔，追一月十一日……我乃欲取其重镇柏兴地方，遂还兵……克其归化城驻营……闻我未经收尽之人畜财物，为尔等容留等语。将我未经收尽者，当尽还我……时察哈尔取之，则归察哈尔所有，我取之，即为我所有。以我所有而尔等取之，不可也。我边外之事，尔等不得干预。此事非尔帝所知，乃尔等边塞官员所为也。尔等又非辽东官员，辽东官员干预我边外叶赫之事，自受其苦。尔如不给还，与辽东官员有何异耶……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黄台吉在威胁宣大府，要求明朝宣大府必须交出寻求明朝庇护的蒙古人，而且黄台吉也十分嚣张说蒙古察哈尔部落以前能从柏兴这个地方获取资源，那么这个地方的资源同样也是后金的话语。
最后还暗暗警告宣大府，千万别管边外之事，要是皇帝知道了，宣大的官员就等着像辽东官员那样干涉叶赫之事，自受其苦。要是不敢交出蒙古人及牛羊，那么也跟辽东的明朝官员一样了。
而结果就是宣大府的守军，交出了来寻求避难的蒙古及牛羊、财物：
初四日，杨善遣从来报（黄台吉）：“蒙古人中，入明城者皆降，并命送出蒙古人财物性畜。时明守边副将对我大臣等曰，凡财帛、牲畜诸物，将尽给还……”
黄台吉得知宣大府的守军已经如同辽东官员那样，胆小怕事之后，立刻又写了第二封信，得寸进尺要求“边贸”，由于信太长，在此截取一些段落。
“今我已将察哈尔逐走，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察哈尔为边外之国，我亦系边外之国，且我军既远道而来，岂能令其徒手而归耶？”“尔此地之人，与我素无仇隙。我唯与辽东人为敌耳。与尔等何干？我两国之好，惟尔等说合可也！”
宣大的做法就是直接“犒劳后金大军”，同时按犒赏察哈尔一样送上财物：
偕德胜堡官员下千总一员率十五人来朝见汗，并献牛二、缎三、馒头一笸箩，烧饼一笸箩枣一金斗、烧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不纳，悉却之……“报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财物，悉数给还於我”
重头戏来了，在随后的后金要求之下，明朝宣大官员将林丹汗在“逃逸”时，到宣大府贸易的物资全部返给了后金。
在《满文老档》的记载，则是宣大府给予黄台吉的物资，全都是皮毛、丝绸！捋一捋先……
林丹汗在“逃逸”时，大同巡抚张宗衡说的是“疲甚、饿甚、穷甚”，也就是“穷逼”一个，若这是真的话，林丹汗要皮毛干什么？为什么不要粮食呢？
另外，已经缺粮缺水的后金黄台吉，要那么多皮毛干什么？能当饭吃么能当水喝么？再说了皮毛在内地才值钱，黄台吉干什么回购皮毛？黄台吉不是傻缺！
所以包括个人在内的诸多网友，对《满文老档》中这份材料是表示怀疑的。这份礼单可能是黄台吉配合宣大府的官员用来欺骗崇祯皇帝的。
因为同样是《满文老档》中又记载了一件小事，是天聪六年七月十五日时，跟随黄台吉出征蒙古的军将，私分粮食，不分给其他人，最后被定义为“盗窃罪”：
明国所赎粮米财物，阿什达尔汉及龙什、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四人，悉行私取，不分给同行之白格依、爱巴里等。
这是最早记录宣大官府与后金交易的，也是唯一仅存的资料中没有被删除、销毁的。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烂肉
网上仅有的史料，显示“晋商资敌”公案：
“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万全县志》
“将授以官，以未谙民社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 ——《介休县志·人物》
“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从这条仅存的史料来推断，这八大皇商（后来清朝册封）并没有如同网络小说说的那样，直接运粮出关到后金那儿交易，而是在张家口这个明朝官方贸易点直接交易的。
但是明朝真的已经千疮百孔、烂到已经不用掩饰了么？
应该不是的，崇祯五年的宣大府官员与后金黄台吉之间的交易，应该是起点，就如黄台吉所述的，“今我已将察哈尔逐走，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后金取代了蒙古察哈尔部后，应该是用蒙古人的身份到张家口进行“光明正大”的互市贸易。
崇德三年……遣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往明张家口互市。——《清太宗实录》
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帝派人来张家口协商贸易，按理说这个时候已经是崇祯十一年了，明朝与后金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了，这么可能会进行贸易？根本无须做任何的协商，见面直接开打算了。可犬清的皇帝就派人来了。
六月底出使明朝，十月中旬返回沈阳，完美完成清帝的任务。
而明朝的记载，是八月十六日时，有一支蒙古“哈喇慎诸部”来“纳款叩关”，请求开市贸易，双方谈了40多天，到九月时，这支“哈喇慎诸部”离开明边关！多完美的时间线结合啊！
后来陈新甲给崇祯上奏时，提到了一点：
当自十一年三月算，口口哈慎三年之口口年口口口口恐启戎心，不敢据实奏。明以防夷人，藉口譬之。军兵支粮，须口口之日算起若口口年月早支半年，断不敢也。至于预储赏物，臣等自开市至今，积累市税，严加査核。
这些问题都显示了，与其说是“晋商资敌”，不如说是“宣大与清互市”。
崇祯十二年四月初十日辰时，据直门长哨樊应文报称： 夷人复到墙下，该卑职即禀卢中军、及本路参将督并卑职公同抚夷都司甄祥俱赴市口，有慎夷下好人朗素喇嘛五八力三斤等俱到墙下，禀云：我们官儿要于十一日起身回巢，与我们开门进去，货易些髮缠茶面。——《明清史料》乙编，第三本
崇祯十二年发生了什么？
正月清军劫掠济南，二月，清亲王多尔衮率军饱掠退兵，四月就有“夷下好人”来“纳款出关”，“夷下好人”说，要回老巢了，与汉商买了些首饰、布匹、茶、面！
图片均来源网络
当然。不过搁我我也反。
大山西是前线，三天两头军管；
明的老爷们军头们三天两头剿匪，见到满洲八旗跑得飞快，却经常杀点老百姓，上交人头冒功；
老百姓被抢的爪干毛尽，杀得人头滚滚。不说不是汉奸，如此朝廷，反了又如何？老百姓养着你朱家，就是让你这么来虐待的？
晋商的走西口不是浪漫史，是一部部血泪史。他们只是为了活命而已。
简单的说，就是商人培养读书人，读书人当官了，反过来支持商人，双方把持朝纲，合伙不让国家收商税。国家收不上来商税，只能在农民身上收税。农民不堪其负，只能造反。李自成就是代表。再加上很多大商人为了挣钱，往边外走私武器，粮草，甚至出卖情报。所以说明朝亡于商人是没错的！
奴才，建奴能做大离不开汉奸资本家晋商的资助，武器，技术，情报，粮食等等，为了赚钱和利益，这群商人连祖宗都敢出卖，这也是为什么自古以来，都是打压资本家和商人，不能让其做大，的原因，因为一旦做大，就会想进入政治，企图控制国家，造成分裂，细细品味，再参考参考如今的社会，就会品出问来，
这个……明末“晋商资敌”公案，在史学界还真没有定论，都是网络时代，大家在网络上进行探讨时，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的。
即：官方没有认可，民间的流言而已！
明末“晋商资敌”到底有没有资敌呢？有极大可能性。
但是不能就说是“晋商”的个体行为，应该是明朝宣大军镇官府参与的行为。
由于清朝入关后的毁史行为，以及晋商的兴衰和战乱导致的资料缺失，使得现今留存的文史资料不是很多。因此以下“晋商资敌”说法大都为推理，并非史实直接的文字记载。
宣大官府私通敌国后金，助后金灭亡了盟友蒙古林丹汗
公元1628年，年轻的朱由检登基为帝，在东林党人的劝说之下，明朝不再“资助”蒙古林丹汗。公元1632，即崇祯五年，在遭受后金连续攻打的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只能选择向西（青海一线）退却，寻求更为温暖的地方牧养部众。
由于林丹汗的坚壁清野战术，追击他们的黄台吉（又作皇太极），陷入断粮的境界，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
天聪六年五月十九日，汗曰：“军中粮尽，可以打猎。“遂令行围，杀黄羊万馀，其肉按旗甲兵数分给。汗射两次，一失贯二黄羊。汗共射死黄羊五十八。是晚，次豁罗衮布拉克地方。是日，天气炎热，无水，人亦晕倒。以黄羊易水一碗而饮之。
从这里可以看出，后金已经陷入绝境了，断粮断水，只能吃黄羊、喝黄养血（体液）。
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后金在黄台吉的率领下，开始威逼宣大府，同样是《满文老档》的记载：
天聪六年六月初一，金国汗致书沙河堡各官：我北征察哈尔，追一月十一日……我乃欲取其重镇柏兴地方，遂还兵……克其归化城驻营……闻我未经收尽之人畜财物，为尔等容留等语。将我未经收尽者，当尽还我……时察哈尔取之，则归察哈尔所有，我取之，即为我所有。以我所有而尔等取之，不可也。我边外之事，尔等不得干预。此事非尔帝所知，乃尔等边塞官员所为也。尔等又非辽东官员，辽东官员干预我边外叶赫之事，自受其苦。尔如不给还，与辽东官员有何异耶……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黄台吉在威胁宣大府，要求明朝宣大府必须交出寻求明朝庇护的蒙古人，而且黄台吉也十分嚣张说蒙古察哈尔部落以前能从柏兴这个地方获取资源，那么这个地方的资源同样也是后金的话语。
最后还暗暗警告宣大府，千万别管边外之事，要是皇帝知道了，宣大的官员就等着像辽东官员那样干涉叶赫之事，自受其苦。要是不敢交出蒙古人及牛羊，那么也跟辽东的明朝官员一样了。
而结果就是宣大府的守军，交出了来寻求避难的蒙古及牛羊、财物：
初四日，杨善遣从来报（黄台吉）：“蒙古人中，入明城者皆降，并命送出蒙古人财物性畜。时明守边副将对我大臣等曰，凡财帛、牲畜诸物，将尽给还……”
黄台吉得知宣大府的守军已经如同辽东官员那样，胆小怕事之后，立刻又写了第二封信，得寸进尺要求“边贸”，由于信太长，在此截取一些段落。
“今我已将察哈尔逐走，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察哈尔为边外之国，我亦系边外之国，且我军既远道而来，岂能令其徒手而归耶？”“尔此地之人，与我素无仇隙。我唯与辽东人为敌耳。与尔等何干？我两国之好，惟尔等说合可也！”
宣大的做法就是直接“犒劳后金大军”，同时按犒赏察哈尔一样送上财物：
偕德胜堡官员下千总一员率十五人来朝见汗，并献牛二、缎三、馒头一笸箩，烧饼一笸箩枣一金斗、烧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不纳，悉却之……“报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财物，悉数给还於我”
重头戏来了，在随后的后金要求之下，明朝宣大官员将林丹汗在“逃逸”时，到宣大府贸易的物资全部返给了后金。
在《满文老档》的记载，则是宣大府给予黄台吉的物资，全都是皮毛、丝绸！捋一捋先……
林丹汗在“逃逸”时，大同巡抚张宗衡说的是“疲甚、饿甚、穷甚”，也就是“穷逼”一个，若这是真的话，林丹汗要皮毛干什么？为什么不要粮食呢？
另外，已经缺粮缺水的后金黄台吉，要那么多皮毛干什么？能当饭吃么能当水喝么？再说了皮毛在内地才值钱，黄台吉干什么回购皮毛？黄台吉不是傻缺！
所以包括个人在内的诸多网友，对《满文老档》中这份材料是表示怀疑的。这份礼单可能是黄台吉配合宣大府的官员用来欺骗崇祯皇帝的。
因为同样是《满文老档》中又记载了一件小事，是天聪六年七月十五日时，跟随黄台吉出征蒙古的军将，私分粮食，不分给其他人，最后被定义为“盗窃罪”：
明国所赎粮米财物，阿什达尔汉及龙什、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四人，悉行私取，不分给同行之白格依、爱巴里等。
这是最早记录宣大官府与后金交易的，也是唯一仅存的资料中没有被删除、销毁的。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烂肉
网上仅有的史料，显示“晋商资敌”公案：
“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万全县志》
“将授以官，以未谙民社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 ——《介休县志·人物》
“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从这条仅存的史料来推断，这八大皇商（后来清朝册封）并没有如同网络小说说的那样，直接运粮出关到后金那儿交易，而是在张家口这个明朝官方贸易点直接交易的。
但是明朝真的已经千疮百孔、烂到已经不用掩饰了么？
应该不是的，崇祯五年的宣大府官员与后金黄台吉之间的交易，应该是起点，就如黄台吉所述的，“今我已将察哈尔逐走，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后金取代了蒙古察哈尔部后，应该是用蒙古人的身份到张家口进行“光明正大”的互市贸易。
崇德三年……遣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往明张家口互市。——《清太宗实录》
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帝派人来张家口协商贸易，按理说这个时候已经是崇祯十一年了，明朝与后金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了，这么可能会进行贸易？根本无须做任何的协商，见面直接开打算了。可犬清的皇帝就派人来了。
六月底出使明朝，十月中旬返回沈阳，完美完成清帝的任务。
而明朝的记载，是八月十六日时，有一支蒙古“哈喇慎诸部”来“纳款叩关”，请求开市贸易，双方谈了40多天，到九月时，这支“哈喇慎诸部”离开明边关！多完美的时间线结合啊！
后来陈新甲给崇祯上奏时，提到了一点：
当自十一年三月算，口口哈慎三年之口口年口口口口恐启戎心，不敢据实奏。明以防夷人，藉口譬之。军兵支粮，须口口之日算起若口口年月早支半年，断不敢也。至于预储赏物，臣等自开市至今，积累市税，严加査核。
这些问题都显示了，与其说是“晋商资敌”，不如说是“宣大与清互市”。
崇祯十二年四月初十日辰时，据直门长哨樊应文报称： 夷人复到墙下，该卑职即禀卢中军、及本路参将督并卑职公同抚夷都司甄祥俱赴市口，有慎夷下好人朗素喇嘛五八力三斤等俱到墙下，禀云：我们官儿要于十一日起身回巢，与我们开门进去，货易些髮缠茶面。——《明清史料》乙编，第三本
崇祯十二年发生了什么？
正月清军劫掠济南，二月，清亲王多尔衮率军饱掠退兵，四月就有“夷下好人”来“纳款出关”，“夷下好人”说，要回老巢了，与汉商买了些首饰、布匹、茶、面！
图片均来源网络
当然。不过搁我我也反。
大山西是前线，三天两头军管；
明的老爷们军头们三天两头剿匪，见到满洲八旗跑得飞快，却经常杀点老百姓，上交人头冒功；
老百姓被抢的爪干毛尽，杀得人头滚滚。不说不是汉奸，如此朝廷，反了又如何？老百姓养着你朱家，就是让你这么来虐待的？
晋商的走西口不是浪漫史，是一部部血泪史。他们只是为了活命而已。
简单的说，就是商人培养读书人，读书人当官了，反过来支持商人，双方把持朝纲，合伙不让国家收商税。国家收不上来商税，只能在农民身上收税。农民不堪其负，只能造反。李自成就是代表。再加上很多大商人为了挣钱，往边外走私武器，粮草，甚至出卖情报。所以说明朝亡于商人是没错的！
奴才，建奴能做大离不开汉奸资本家晋商的资助，武器，技术，情报，粮食等等，为了赚钱和利益，这群商人连祖宗都敢出卖，这也是为什么自古以来，都是打压资本家和商人，不能让其做大，的原因，因为一旦做大，就会想进入政治，企图控制国家，造成分裂，细细品味，再参考参考如今的社会，就会品出问来，
总是忘记脑中闪过的事和想法，大概是一年多前就开始了，脑子里经常会突然闪过一个想法或者一件想去办的事，可是只要稍微脑子一想别的就会立刻把刚刚想过的事情和想法忘掉，怎么也想不起来。就像我们平常做事，突然想要对别人说一句话可是刚要说出口就忘了，打算做一件事，可是又是一转念，就又给忘了的感觉是一样的。 举个例子：我平常喜欢写小说或者故事之类的，有时候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灵感，刚要下笔却又忘了。 而且最近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更是让我头疼不已。再举例来说吧，就是我在不经意间看了一部电影的一部分，感觉不错，但不知道电影的名字，但认识演员就记住了演员，等事后有空了就通过演员再查电影然后再看，可是过了一小会之后就把这件事给近乎彻底的忘了。然后又看到了这名演员演的另一部戏，之前要查演员看电影的事就又想起来了，而且这次还是和之前一样，只要过一小会不去想这件事就又会忘掉。总之，就是因一件事而牵连出之前忘掉的一堆事，而且忘掉的越多想起来的就越多，想起来的越多忘记的就越快。 现在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的生活，甚至会因为别人的一个动作而下意识的想起一堆我之前忘掉的事。 而且还要说一下，本人曾学过一点记忆宫殿法，而且也经常忘记
这个……明末“晋商资敌”公案，在史学界还真没有定论，都是网络时代，大家在网络上进行探讨时，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的。
即：官方没有认可，民间的流言而已！
明末“晋商资敌”到底有没有资敌呢？有极大可能性。
但是不能就说是“晋商”的个体行为，应该是明朝宣大军镇官府参与的行为。
由于清朝入关后的毁史行为，以及晋商的兴衰和战乱导致的资料缺失，使得现今留存的文史资料不是很多。因此以下“晋商资敌”说法大都为推理，并非史实直接的文字记载。
宣大官府私通敌国后金，助后金灭亡了盟友蒙古林丹汗
公元1628年，年轻的朱由检登基为帝，在东林党人的劝说之下，明朝不再“资助”蒙古林丹汗。公元1632，即崇祯五年，在遭受后金连续攻打的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只能选择向西（青海一线）退却，寻求更为温暖的地方牧养部众。
由于林丹汗的坚壁清野战术，追击他们的黄台吉（又作皇太极），陷入断粮的境界，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
天聪六年五月十九日，汗曰：“军中粮尽，可以打猎。“遂令行围，杀黄羊万馀，其肉按旗甲兵数分给。汗射两次，一失贯二黄羊。汗共射死黄羊五十八。是晚，次豁罗衮布拉克地方。是日，天气炎热，无水，人亦晕倒。以黄羊易水一碗而饮之。
从这里可以看出，后金已经陷入绝境了，断粮断水，只能吃黄羊、喝黄养血（体液）。
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后金在黄台吉的率领下，开始威逼宣大府，同样是《满文老档》的记载：
天聪六年六月初一，金国汗致书沙河堡各官：我北征察哈尔，追一月十一日……我乃欲取其重镇柏兴地方，遂还兵……克其归化城驻营……闻我未经收尽之人畜财物，为尔等容留等语。将我未经收尽者，当尽还我……时察哈尔取之，则归察哈尔所有，我取之，即为我所有。以我所有而尔等取之，不可也。我边外之事，尔等不得干预。此事非尔帝所知，乃尔等边塞官员所为也。尔等又非辽东官员，辽东官员干预我边外叶赫之事，自受其苦。尔如不给还，与辽东官员有何异耶……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黄台吉在威胁宣大府，要求明朝宣大府必须交出寻求明朝庇护的蒙古人，而且黄台吉也十分嚣张说蒙古察哈尔部落以前能从柏兴这个地方获取资源，那么这个地方的资源同样也是后金的话语。
最后还暗暗警告宣大府，千万别管边外之事，要是皇帝知道了，宣大的官员就等着像辽东官员那样干涉叶赫之事，自受其苦。要是不敢交出蒙古人及牛羊，那么也跟辽东的明朝官员一样了。
而结果就是宣大府的守军，交出了来寻求避难的蒙古及牛羊、财物：
初四日，杨善遣从来报（黄台吉）：“蒙古人中，入明城者皆降，并命送出蒙古人财物性畜。时明守边副将对我大臣等曰，凡财帛、牲畜诸物，将尽给还……”
黄台吉得知宣大府的守军已经如同辽东官员那样，胆小怕事之后，立刻又写了第二封信，得寸进尺要求“边贸”，由于信太长，在此截取一些段落。
“今我已将察哈尔逐走，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察哈尔为边外之国，我亦系边外之国，且我军既远道而来，岂能令其徒手而归耶？”“尔此地之人，与我素无仇隙。我唯与辽东人为敌耳。与尔等何干？我两国之好，惟尔等说合可也！”
宣大的做法就是直接“犒劳后金大军”，同时按犒赏察哈尔一样送上财物：
偕德胜堡官员下千总一员率十五人来朝见汗，并献牛二、缎三、馒头一笸箩，烧饼一笸箩枣一金斗、烧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不纳，悉却之……“报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财物，悉数给还於我”
重头戏来了，在随后的后金要求之下，明朝宣大官员将林丹汗在“逃逸”时，到宣大府贸易的物资全部返给了后金。
在《满文老档》的记载，则是宣大府给予黄台吉的物资，全都是皮毛、丝绸！捋一捋先……
林丹汗在“逃逸”时，大同巡抚张宗衡说的是“疲甚、饿甚、穷甚”，也就是“穷逼”一个，若这是真的话，林丹汗要皮毛干什么？为什么不要粮食呢？
另外，已经缺粮缺水的后金黄台吉，要那么多皮毛干什么？能当饭吃么能当水喝么？再说了皮毛在内地才值钱，黄台吉干什么回购皮毛？黄台吉不是傻缺！
所以包括个人在内的诸多网友，对《满文老档》中这份材料是表示怀疑的。这份礼单可能是黄台吉配合宣大府的官员用来欺骗崇祯皇帝的。
因为同样是《满文老档》中又记载了一件小事，是天聪六年七月十五日时，跟随黄台吉出征蒙古的军将，私分粮食，不分给其他人，最后被定义为“盗窃罪”：
明国所赎粮米财物，阿什达尔汉及龙什、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四人，悉行私取，不分给同行之白格依、爱巴里等。
这是最早记录宣大官府与后金交易的，也是唯一仅存的资料中没有被删除、销毁的。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烂肉
网上仅有的史料，显示“晋商资敌”公案：
“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万全县志》
“将授以官，以未谙民社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 ——《介休县志·人物》
“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从这条仅存的史料来推断，这八大皇商（后来清朝册封）并没有如同网络小说说的那样，直接运粮出关到后金那儿交易，而是在张家口这个明朝官方贸易点直接交易的。
但是明朝真的已经千疮百孔、烂到已经不用掩饰了么？
应该不是的，崇祯五年的宣大府官员与后金黄台吉之间的交易，应该是起点，就如黄台吉所述的，“今我已将察哈尔逐走，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后金取代了蒙古察哈尔部后，应该是用蒙古人的身份到张家口进行“光明正大”的互市贸易。
崇德三年……遣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往明张家口互市。——《清太宗实录》
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帝派人来张家口协商贸易，按理说这个时候已经是崇祯十一年了，明朝与后金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了，这么可能会进行贸易？根本无须做任何的协商，见面直接开打算了。可犬清的皇帝就派人来了。
六月底出使明朝，十月中旬返回沈阳，完美完成清帝的任务。
而明朝的记载，是八月十六日时，有一支蒙古“哈喇慎诸部”来“纳款叩关”，请求开市贸易，双方谈了40多天，到九月时，这支“哈喇慎诸部”离开明边关！多完美的时间线结合啊！
后来陈新甲给崇祯上奏时，提到了一点：
当自十一年三月算，口口哈慎三年之口口年口口口口恐启戎心，不敢据实奏。明以防夷人，藉口譬之。军兵支粮，须口口之日算起若口口年月早支半年，断不敢也。至于预储赏物，臣等自开市至今，积累市税，严加査核。
这些问题都显示了，与其说是“晋商资敌”，不如说是“宣大与清互市”。
崇祯十二年四月初十日辰时，据直门长哨樊应文报称： 夷人复到墙下，该卑职即禀卢中军、及本路参将督并卑职公同抚夷都司甄祥俱赴市口，有慎夷下好人朗素喇嘛五八力三斤等俱到墙下，禀云：我们官儿要于十一日起身回巢，与我们开门进去，货易些髮缠茶面。——《明清史料》乙编，第三本
崇祯十二年发生了什么？
正月清军劫掠济南，二月，清亲王多尔衮率军饱掠退兵，四月就有“夷下好人”来“纳款出关”，“夷下好人”说，要回老巢了，与汉商买了些首饰、布匹、茶、面！
图片均来源网络
当然。不过搁我我也反。
大山西是前线，三天两头军管；
明的老爷们军头们三天两头剿匪，见到满洲八旗跑得飞快，却经常杀点老百姓，上交人头冒功；
老百姓被抢的爪干毛尽，杀得人头滚滚。不说不是汉奸，如此朝廷，反了又如何？老百姓养着你朱家，就是让你这么来虐待的？
晋商的走西口不是浪漫史，是一部部血泪史。他们只是为了活命而已。
简单的说，就是商人培养读书人，读书人当官了，反过来支持商人，双方把持朝纲，合伙不让国家收商税。国家收不上来商税，只能在农民身上收税。农民不堪其负，只能造反。李自成就是代表。再加上很多大商人为了挣钱，往边外走私武器，粮草，甚至出卖情报。所以说明朝亡于商人是没错的！
奴才，建奴能做大离不开汉奸资本家晋商的资助，武器，技术，情报，粮食等等，为了赚钱和利益，这群商人连祖宗都敢出卖，这也是为什么自古以来，都是打压资本家和商人，不能让其做大，的原因，因为一旦做大，就会想进入政治，企图控制国家，造成分裂，细细品味，再参考参考如今的社会，就会品出问来，
总是忘记脑中闪过的事和想法，大概是一年多前就开始了，脑子里经常会突然闪过一个想法或者一件想去办的事，可是只要稍微脑子一想别的就会立刻把刚刚想过的事情和想法忘掉，怎么也想不起来。就像我们平常做事，突然想要对别人说一句话可是刚要说出口就忘了，打算做一件事，可是又是一转念，就又给忘了的感觉是一样的。 举个例子：我平常喜欢写小说或者故事之类的，有时候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灵感，刚要下笔却又忘了。 而且最近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更是让我头疼不已。再举例来说吧，就是我在不经意间看了一部电影的一部分，感觉不错，但不知道电影的名字，但认识演员就记住了演员，等事后有空了就通过演员再查电影然后再看，可是过了一小会之后就把这件事给近乎彻底的忘了。然后又看到了这名演员演的另一部戏，之前要查演员看电影的事就又想起来了，而且这次还是和之前一样，只要过一小会不去想这件事就又会忘掉。总之，就是因一件事而牵连出之前忘掉的一堆事，而且忘掉的越多想起来的就越多，想起来的越多忘记的就越快。 现在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的生活，甚至会因为别人的一个动作而下意识的想起一堆我之前忘掉的事。 而且还要说一下，本人曾学过一点记忆宫殿法，而且也经常忘记
说到发国难财的人，这就不得说说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了
所谓东林党人，其实是指的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正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执政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当地实力派等，一时都集合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一直以来广受赞誉，但是实际上，大发国难财的人也是他们
东林党即为党派，自然有自己的利益基础，不然光讲不吃饭，自己不得饿死啊。实际上东林党人的经济基础就是浙东的士子和工商业人士，这些人不满张居正大减农业税，增加商业税，搞得东林党人腰包不保，结果他们把张居正弄下来了，后来魏忠贤也这样，他们又把魏忠贤拉下来，结果大明百姓赋税沉重，终于起义，闯王逼近京师，这些腰缠万贯的主一个个都不愿意拿钱出来充军费，真是可恶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