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山西人肯定会觉得你讲这个，是不是在诽谤咱？爱清人士则会说，咋的，你说咱入关不是靠的盖世武功，是晋商帮忙不成？什么地域黑、清粉明粉全都来了。
咱说实话吧，商人，确实赚钱是第一位的，为了赚钱，啥不能干呢？山西在那会有个生意人，叫做范永斗，他的祖上，据说打明朝初年就在张家口一带和蒙古人做生意——而我们知道，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和平，一直要到俺答汗时代才实现，那么之前范家是做的什么生意呢？是不是可以说，范家就是一个汉奸世家呢？
在这里，还真不好说，因为蒙古人入侵，其实并不是为了占地杀人，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草原上没有的一些东西。而如果范家能通过贸易的方式满足草原的需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随后范家与后金的交易，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后金不是一个游牧联盟部族，而是类似当年女真金国汲汲于南下的军事政权，也就是说，后金跟你做生意，就不是为了简单的互通有无，而是为入侵中原做准备了。
而以范家为首的山西八家商人，显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为了赚钱，他们还是这么做。
河北的张家口，便成为了八家山西商人与后金交易的基地。
这件事，道光年间修订的《万全县志》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此时已经是清朝，山西八大家干的这件事，不但不是丑事，反而成了他们可以夸耀、简直光宗耀祖的勾当。
于是书上说，八家商人者，都是山右（即山西）人，明朝末年来到张家口。哪八个呢？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
这八家山西商人，把后金需要的军事物资，从关内运到关外，再把东北的货物，运回关内贩卖，自然是大获其利——那么明朝边关就不管么？自然是因为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
大清国的皇帝，当然知道这些商人的重要性。直到清兵入关之后，顺治皇帝还是没有忘记他们，把这些昧着良心只知赚钱的家伙，全部叫到京城，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还赏给他们各种衣服饰物，甚至说还要封官加爵——当然真实的情况，也未必有这么隆重，因为最终，既没有封官，也没有加爵，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皇商”的荣誉称号，属于内务府。
这里特别要讲的，便是范永斗，他被"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这同样有夸张的可能，但不论如何，大清国确实给了他很大的特权，范家很快成为这一区域的贩盐业老大，更垄断东北人参市场，这里头显然有官方的许可，由此又成为贵重药材行业的老大。
而这样一种垄断生意，到了范永斗孙子范毓馪那个年代，便做到了极致。大清国攻打准噶尔，范家又再度发挥特长。我们知道，山西商人的生意遍及明朝、后金和蒙古三地。此时，熟悉蒙古，便成为范家的新特长。从康熙到乾隆，清朝用兵准噶尔，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中便有范家的功劳，成本甚至降到了原价的三分之一，节约国费以亿两计。
于是到了雍正年间，朝廷便赐给范毓馪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范氏的官商身份，更加突出。范毓馪，也成为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而就在此前的康熙时期，大清国因为铜不足，便允许这些商人去日本买铜。同样是范家，成为了这笔生意的主力军，获利丰厚。
但祸事也因此来，随着大清国越来越腐败，终于到了杀鸡取卵的时刻。乾隆48年，范氏终于因为铜业"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查封家产！卖国求财的范家，终于得了报应，成为阶下囚。
简单的说，就是商人培养读书人，读书人当官了，反过来支持商人，双方把持朝纲，合伙不让国家收商税。国家收不上来商税，只能在农民身上收税。农民不堪其负，只能造反。李自成就是代表。再加上很多大商人为了挣钱，往边外走私武器，粮草，甚至出卖情报。所以说明朝亡于商人是没错的！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山西人肯定会觉得你讲这个，是不是在诽谤咱？爱清人士则会说，咋的，你说咱入关不是靠的盖世武功，是晋商帮忙不成？什么地域黑、清粉明粉全都来了。
咱说实话吧，商人，确实赚钱是第一位的，为了赚钱，啥不能干呢？山西在那会有个生意人，叫做范永斗，他的祖上，据说打明朝初年就在张家口一带和蒙古人做生意——而我们知道，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和平，一直要到俺答汗时代才实现，那么之前范家是做的什么生意呢？是不是可以说，范家就是一个汉奸世家呢？
在这里，还真不好说，因为蒙古人入侵，其实并不是为了占地杀人，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草原上没有的一些东西。而如果范家能通过贸易的方式满足草原的需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随后范家与后金的交易，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后金不是一个游牧联盟部族，而是类似当年女真金国汲汲于南下的军事政权，也就是说，后金跟你做生意，就不是为了简单的互通有无，而是为入侵中原做准备了。
而以范家为首的山西八家商人，显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为了赚钱，他们还是这么做。
河北的张家口，便成为了八家山西商人与后金交易的基地。
这件事，道光年间修订的《万全县志》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此时已经是清朝，山西八大家干的这件事，不但不是丑事，反而成了他们可以夸耀、简直光宗耀祖的勾当。
于是书上说，八家商人者，都是山右（即山西）人，明朝末年来到张家口。哪八个呢？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
这八家山西商人，把后金需要的军事物资，从关内运到关外，再把东北的货物，运回关内贩卖，自然是大获其利——那么明朝边关就不管么？自然是因为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
大清国的皇帝，当然知道这些商人的重要性。直到清兵入关之后，顺治皇帝还是没有忘记他们，把这些昧着良心只知赚钱的家伙，全部叫到京城，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还赏给他们各种衣服饰物，甚至说还要封官加爵——当然真实的情况，也未必有这么隆重，因为最终，既没有封官，也没有加爵，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皇商”的荣誉称号，属于内务府。
这里特别要讲的，便是范永斗，他被"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这同样有夸张的可能，但不论如何，大清国确实给了他很大的特权，范家很快成为这一区域的贩盐业老大，更垄断东北人参市场，这里头显然有官方的许可，由此又成为贵重药材行业的老大。
而这样一种垄断生意，到了范永斗孙子范毓馪那个年代，便做到了极致。大清国攻打准噶尔，范家又再度发挥特长。我们知道，山西商人的生意遍及明朝、后金和蒙古三地。此时，熟悉蒙古，便成为范家的新特长。从康熙到乾隆，清朝用兵准噶尔，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中便有范家的功劳，成本甚至降到了原价的三分之一，节约国费以亿两计。
于是到了雍正年间，朝廷便赐给范毓馪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范氏的官商身份，更加突出。范毓馪，也成为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而就在此前的康熙时期，大清国因为铜不足，便允许这些商人去日本买铜。同样是范家，成为了这笔生意的主力军，获利丰厚。
但祸事也因此来，随着大清国越来越腐败，终于到了杀鸡取卵的时刻。乾隆48年，范氏终于因为铜业"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查封家产！卖国求财的范家，终于得了报应，成为阶下囚。
简单的说，就是商人培养读书人，读书人当官了，反过来支持商人，双方把持朝纲，合伙不让国家收商税。国家收不上来商税，只能在农民身上收税。农民不堪其负，只能造反。李自成就是代表。再加上很多大商人为了挣钱，往边外走私武器，粮草，甚至出卖情报。所以说明朝亡于商人是没错的！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山西人肯定会觉得你讲这个，是不是在诽谤咱？爱清人士则会说，咋的，你说咱入关不是靠的盖世武功，是晋商帮忙不成？什么地域黑、清粉明粉全都来了。
咱说实话吧，商人，确实赚钱是第一位的，为了赚钱，啥不能干呢？山西在那会有个生意人，叫做范永斗，他的祖上，据说打明朝初年就在张家口一带和蒙古人做生意——而我们知道，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和平，一直要到俺答汗时代才实现，那么之前范家是做的什么生意呢？是不是可以说，范家就是一个汉奸世家呢？
在这里，还真不好说，因为蒙古人入侵，其实并不是为了占地杀人，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草原上没有的一些东西。而如果范家能通过贸易的方式满足草原的需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随后范家与后金的交易，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后金不是一个游牧联盟部族，而是类似当年女真金国汲汲于南下的军事政权，也就是说，后金跟你做生意，就不是为了简单的互通有无，而是为入侵中原做准备了。
而以范家为首的山西八家商人，显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为了赚钱，他们还是这么做。
河北的张家口，便成为了八家山西商人与后金交易的基地。
这件事，道光年间修订的《万全县志》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此时已经是清朝，山西八大家干的这件事，不但不是丑事，反而成了他们可以夸耀、简直光宗耀祖的勾当。
于是书上说，八家商人者，都是山右（即山西）人，明朝末年来到张家口。哪八个呢？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
这八家山西商人，把后金需要的军事物资，从关内运到关外，再把东北的货物，运回关内贩卖，自然是大获其利——那么明朝边关就不管么？自然是因为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
大清国的皇帝，当然知道这些商人的重要性。直到清兵入关之后，顺治皇帝还是没有忘记他们，把这些昧着良心只知赚钱的家伙，全部叫到京城，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还赏给他们各种衣服饰物，甚至说还要封官加爵——当然真实的情况，也未必有这么隆重，因为最终，既没有封官，也没有加爵，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皇商”的荣誉称号，属于内务府。
这里特别要讲的，便是范永斗，他被"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这同样有夸张的可能，但不论如何，大清国确实给了他很大的特权，范家很快成为这一区域的贩盐业老大，更垄断东北人参市场，这里头显然有官方的许可，由此又成为贵重药材行业的老大。
而这样一种垄断生意，到了范永斗孙子范毓馪那个年代，便做到了极致。大清国攻打准噶尔，范家又再度发挥特长。我们知道，山西商人的生意遍及明朝、后金和蒙古三地。此时，熟悉蒙古，便成为范家的新特长。从康熙到乾隆，清朝用兵准噶尔，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中便有范家的功劳，成本甚至降到了原价的三分之一，节约国费以亿两计。
于是到了雍正年间，朝廷便赐给范毓馪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范氏的官商身份，更加突出。范毓馪，也成为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而就在此前的康熙时期，大清国因为铜不足，便允许这些商人去日本买铜。同样是范家，成为了这笔生意的主力军，获利丰厚。
但祸事也因此来，随着大清国越来越腐败，终于到了杀鸡取卵的时刻。乾隆48年，范氏终于因为铜业"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查封家产！卖国求财的范家，终于得了报应，成为阶下囚。
哎，虽然我不想说，但事实上晋商是满清的带路党啊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山西人肯定会觉得你讲这个，是不是在诽谤咱？爱清人士则会说，咋的，你说咱入关不是靠的盖世武功，是晋商帮忙不成？什么地域黑、清粉明粉全都来了。
咱说实话吧，商人，确实赚钱是第一位的，为了赚钱，啥不能干呢？山西在那会有个生意人，叫做范永斗，他的祖上，据说打明朝初年就在张家口一带和蒙古人做生意——而我们知道，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和平，一直要到俺答汗时代才实现，那么之前范家是做的什么生意呢？是不是可以说，范家就是一个汉奸世家呢？
在这里，还真不好说，因为蒙古人入侵，其实并不是为了占地杀人，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草原上没有的一些东西。而如果范家能通过贸易的方式满足草原的需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随后范家与后金的交易，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后金不是一个游牧联盟部族，而是类似当年女真金国汲汲于南下的军事政权，也就是说，后金跟你做生意，就不是为了简单的互通有无，而是为入侵中原做准备了。
而以范家为首的山西八家商人，显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为了赚钱，他们还是这么做。
河北的张家口，便成为了八家山西商人与后金交易的基地。
这件事，道光年间修订的《万全县志》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此时已经是清朝，山西八大家干的这件事，不但不是丑事，反而成了他们可以夸耀、简直光宗耀祖的勾当。
于是书上说，八家商人者，都是山右（即山西）人，明朝末年来到张家口。哪八个呢？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
这八家山西商人，把后金需要的军事物资，从关内运到关外，再把东北的货物，运回关内贩卖，自然是大获其利——那么明朝边关就不管么？自然是因为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
大清国的皇帝，当然知道这些商人的重要性。直到清兵入关之后，顺治皇帝还是没有忘记他们，把这些昧着良心只知赚钱的家伙，全部叫到京城，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还赏给他们各种衣服饰物，甚至说还要封官加爵——当然真实的情况，也未必有这么隆重，因为最终，既没有封官，也没有加爵，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皇商”的荣誉称号，属于内务府。
这里特别要讲的，便是范永斗，他被"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这同样有夸张的可能，但不论如何，大清国确实给了他很大的特权，范家很快成为这一区域的贩盐业老大，更垄断东北人参市场，这里头显然有官方的许可，由此又成为贵重药材行业的老大。
而这样一种垄断生意，到了范永斗孙子范毓馪那个年代，便做到了极致。大清国攻打准噶尔，范家又再度发挥特长。我们知道，山西商人的生意遍及明朝、后金和蒙古三地。此时，熟悉蒙古，便成为范家的新特长。从康熙到乾隆，清朝用兵准噶尔，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中便有范家的功劳，成本甚至降到了原价的三分之一，节约国费以亿两计。
于是到了雍正年间，朝廷便赐给范毓馪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范氏的官商身份，更加突出。范毓馪，也成为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而就在此前的康熙时期，大清国因为铜不足，便允许这些商人去日本买铜。同样是范家，成为了这笔生意的主力军，获利丰厚。
但祸事也因此来，随着大清国越来越腐败，终于到了杀鸡取卵的时刻。乾隆48年，范氏终于因为铜业"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查封家产！卖国求财的范家，终于得了报应，成为阶下囚。
简单的说，就是商人培养读书人，读书人当官了，反过来支持商人，双方把持朝纲，合伙不让国家收商税。国家收不上来商税，只能在农民身上收税。农民不堪其负，只能造反。李自成就是代表。再加上很多大商人为了挣钱，往边外走私武器，粮草，甚至出卖情报。所以说明朝亡于商人是没错的！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山西人肯定会觉得你讲这个，是不是在诽谤咱？爱清人士则会说，咋的，你说咱入关不是靠的盖世武功，是晋商帮忙不成？什么地域黑、清粉明粉全都来了。
咱说实话吧，商人，确实赚钱是第一位的，为了赚钱，啥不能干呢？山西在那会有个生意人，叫做范永斗，他的祖上，据说打明朝初年就在张家口一带和蒙古人做生意——而我们知道，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和平，一直要到俺答汗时代才实现，那么之前范家是做的什么生意呢？是不是可以说，范家就是一个汉奸世家呢？
在这里，还真不好说，因为蒙古人入侵，其实并不是为了占地杀人，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草原上没有的一些东西。而如果范家能通过贸易的方式满足草原的需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随后范家与后金的交易，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后金不是一个游牧联盟部族，而是类似当年女真金国汲汲于南下的军事政权，也就是说，后金跟你做生意，就不是为了简单的互通有无，而是为入侵中原做准备了。
而以范家为首的山西八家商人，显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为了赚钱，他们还是这么做。
河北的张家口，便成为了八家山西商人与后金交易的基地。
这件事，道光年间修订的《万全县志》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此时已经是清朝，山西八大家干的这件事，不但不是丑事，反而成了他们可以夸耀、简直光宗耀祖的勾当。
于是书上说，八家商人者，都是山右（即山西）人，明朝末年来到张家口。哪八个呢？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
这八家山西商人，把后金需要的军事物资，从关内运到关外，再把东北的货物，运回关内贩卖，自然是大获其利——那么明朝边关就不管么？自然是因为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
大清国的皇帝，当然知道这些商人的重要性。直到清兵入关之后，顺治皇帝还是没有忘记他们，把这些昧着良心只知赚钱的家伙，全部叫到京城，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还赏给他们各种衣服饰物，甚至说还要封官加爵——当然真实的情况，也未必有这么隆重，因为最终，既没有封官，也没有加爵，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皇商”的荣誉称号，属于内务府。
这里特别要讲的，便是范永斗，他被"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这同样有夸张的可能，但不论如何，大清国确实给了他很大的特权，范家很快成为这一区域的贩盐业老大，更垄断东北人参市场，这里头显然有官方的许可，由此又成为贵重药材行业的老大。
而这样一种垄断生意，到了范永斗孙子范毓馪那个年代，便做到了极致。大清国攻打准噶尔，范家又再度发挥特长。我们知道，山西商人的生意遍及明朝、后金和蒙古三地。此时，熟悉蒙古，便成为范家的新特长。从康熙到乾隆，清朝用兵准噶尔，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中便有范家的功劳，成本甚至降到了原价的三分之一，节约国费以亿两计。
于是到了雍正年间，朝廷便赐给范毓馪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范氏的官商身份，更加突出。范毓馪，也成为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而就在此前的康熙时期，大清国因为铜不足，便允许这些商人去日本买铜。同样是范家，成为了这笔生意的主力军，获利丰厚。
但祸事也因此来，随着大清国越来越腐败，终于到了杀鸡取卵的时刻。乾隆48年，范氏终于因为铜业"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查封家产！卖国求财的范家，终于得了报应，成为阶下囚。
哎，虽然我不想说，但事实上晋商是满清的带路党啊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山西人肯定会觉得你讲这个，是不是在诽谤咱？爱清人士则会说，咋的，你说咱入关不是靠的盖世武功，是晋商帮忙不成？什么地域黑、清粉明粉全都来了。
咱说实话吧，商人，确实赚钱是第一位的，为了赚钱，啥不能干呢？山西在那会有个生意人，叫做范永斗，他的祖上，据说打明朝初年就在张家口一带和蒙古人做生意——而我们知道，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和平，一直要到俺答汗时代才实现，那么之前范家是做的什么生意呢？是不是可以说，范家就是一个汉奸世家呢？
在这里，还真不好说，因为蒙古人入侵，其实并不是为了占地杀人，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草原上没有的一些东西。而如果范家能通过贸易的方式满足草原的需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随后范家与后金的交易，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后金不是一个游牧联盟部族，而是类似当年女真金国汲汲于南下的军事政权，也就是说，后金跟你做生意，就不是为了简单的互通有无，而是为入侵中原做准备了。
而以范家为首的山西八家商人，显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为了赚钱，他们还是这么做。
河北的张家口，便成为了八家山西商人与后金交易的基地。
这件事，道光年间修订的《万全县志》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此时已经是清朝，山西八大家干的这件事，不但不是丑事，反而成了他们可以夸耀、简直光宗耀祖的勾当。
于是书上说，八家商人者，都是山右（即山西）人，明朝末年来到张家口。哪八个呢？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
这八家山西商人，把后金需要的军事物资，从关内运到关外，再把东北的货物，运回关内贩卖，自然是大获其利——那么明朝边关就不管么？自然是因为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
大清国的皇帝，当然知道这些商人的重要性。直到清兵入关之后，顺治皇帝还是没有忘记他们，把这些昧着良心只知赚钱的家伙，全部叫到京城，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还赏给他们各种衣服饰物，甚至说还要封官加爵——当然真实的情况，也未必有这么隆重，因为最终，既没有封官，也没有加爵，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皇商”的荣誉称号，属于内务府。
这里特别要讲的，便是范永斗，他被"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这同样有夸张的可能，但不论如何，大清国确实给了他很大的特权，范家很快成为这一区域的贩盐业老大，更垄断东北人参市场，这里头显然有官方的许可，由此又成为贵重药材行业的老大。
而这样一种垄断生意，到了范永斗孙子范毓馪那个年代，便做到了极致。大清国攻打准噶尔，范家又再度发挥特长。我们知道，山西商人的生意遍及明朝、后金和蒙古三地。此时，熟悉蒙古，便成为范家的新特长。从康熙到乾隆，清朝用兵准噶尔，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中便有范家的功劳，成本甚至降到了原价的三分之一，节约国费以亿两计。
于是到了雍正年间，朝廷便赐给范毓馪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范氏的官商身份，更加突出。范毓馪，也成为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而就在此前的康熙时期，大清国因为铜不足，便允许这些商人去日本买铜。同样是范家，成为了这笔生意的主力军，获利丰厚。
但祸事也因此来，随着大清国越来越腐败，终于到了杀鸡取卵的时刻。乾隆48年，范氏终于因为铜业"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查封家产！卖国求财的范家，终于得了报应，成为阶下囚。
总是忘记脑中闪过的事和想法，大概是一年多前就开始了，脑子里经常会突然闪过一个想法或者一件想去办的事，可是只要稍微脑子一想别的就会立刻把刚刚想过的事情和想法忘掉，怎么也想不起来。就像我们平常做事，突然想要对别人说一句话可是刚要说出口就忘了，打算做一件事，可是又是一转念，就又给忘了的感觉是一样的。 举个例子：我平常喜欢写小说或者故事之类的，有时候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灵感，刚要下笔却又忘了。 而且最近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更是让我头疼不已。再举例来说吧，就是我在不经意间看了一部电影的一部分，感觉不错，但不知道电影的名字，但认识演员就记住了演员，等事后有空了就通过演员再查电影然后再看，可是过了一小会之后就把这件事给近乎彻底的忘了。然后又看到了这名演员演的另一部戏，之前要查演员看电影的事就又想起来了，而且这次还是和之前一样，只要过一小会不去想这件事就又会忘掉。总之，就是因一件事而牵连出之前忘掉的一堆事，而且忘掉的越多想起来的就越多，想起来的越多忘记的就越快。 现在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的生活，甚至会因为别人的一个动作而下意识的想起一堆我之前忘掉的事。 而且还要说一下，本人曾学过一点记忆宫殿法，而且也经常忘记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山西人肯定会觉得你讲这个，是不是在诽谤咱？爱清人士则会说，咋的，你说咱入关不是靠的盖世武功，是晋商帮忙不成？什么地域黑、清粉明粉全都来了。
咱说实话吧，商人，确实赚钱是第一位的，为了赚钱，啥不能干呢？山西在那会有个生意人，叫做范永斗，他的祖上，据说打明朝初年就在张家口一带和蒙古人做生意——而我们知道，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和平，一直要到俺答汗时代才实现，那么之前范家是做的什么生意呢？是不是可以说，范家就是一个汉奸世家呢？
在这里，还真不好说，因为蒙古人入侵，其实并不是为了占地杀人，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草原上没有的一些东西。而如果范家能通过贸易的方式满足草原的需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随后范家与后金的交易，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后金不是一个游牧联盟部族，而是类似当年女真金国汲汲于南下的军事政权，也就是说，后金跟你做生意，就不是为了简单的互通有无，而是为入侵中原做准备了。
而以范家为首的山西八家商人，显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为了赚钱，他们还是这么做。
河北的张家口，便成为了八家山西商人与后金交易的基地。
这件事，道光年间修订的《万全县志》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此时已经是清朝，山西八大家干的这件事，不但不是丑事，反而成了他们可以夸耀、简直光宗耀祖的勾当。
于是书上说，八家商人者，都是山右（即山西）人，明朝末年来到张家口。哪八个呢？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
这八家山西商人，把后金需要的军事物资，从关内运到关外，再把东北的货物，运回关内贩卖，自然是大获其利——那么明朝边关就不管么？自然是因为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
大清国的皇帝，当然知道这些商人的重要性。直到清兵入关之后，顺治皇帝还是没有忘记他们，把这些昧着良心只知赚钱的家伙，全部叫到京城，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还赏给他们各种衣服饰物，甚至说还要封官加爵——当然真实的情况，也未必有这么隆重，因为最终，既没有封官，也没有加爵，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皇商”的荣誉称号，属于内务府。
这里特别要讲的，便是范永斗，他被"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这同样有夸张的可能，但不论如何，大清国确实给了他很大的特权，范家很快成为这一区域的贩盐业老大，更垄断东北人参市场，这里头显然有官方的许可，由此又成为贵重药材行业的老大。
而这样一种垄断生意，到了范永斗孙子范毓馪那个年代，便做到了极致。大清国攻打准噶尔，范家又再度发挥特长。我们知道，山西商人的生意遍及明朝、后金和蒙古三地。此时，熟悉蒙古，便成为范家的新特长。从康熙到乾隆，清朝用兵准噶尔，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中便有范家的功劳，成本甚至降到了原价的三分之一，节约国费以亿两计。
于是到了雍正年间，朝廷便赐给范毓馪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范氏的官商身份，更加突出。范毓馪，也成为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而就在此前的康熙时期，大清国因为铜不足，便允许这些商人去日本买铜。同样是范家，成为了这笔生意的主力军，获利丰厚。
但祸事也因此来，随着大清国越来越腐败，终于到了杀鸡取卵的时刻。乾隆48年，范氏终于因为铜业"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查封家产！卖国求财的范家，终于得了报应，成为阶下囚。
简单的说，就是商人培养读书人，读书人当官了，反过来支持商人，双方把持朝纲，合伙不让国家收商税。国家收不上来商税，只能在农民身上收税。农民不堪其负，只能造反。李自成就是代表。再加上很多大商人为了挣钱，往边外走私武器，粮草，甚至出卖情报。所以说明朝亡于商人是没错的！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山西人肯定会觉得你讲这个，是不是在诽谤咱？爱清人士则会说，咋的，你说咱入关不是靠的盖世武功，是晋商帮忙不成？什么地域黑、清粉明粉全都来了。
咱说实话吧，商人，确实赚钱是第一位的，为了赚钱，啥不能干呢？山西在那会有个生意人，叫做范永斗，他的祖上，据说打明朝初年就在张家口一带和蒙古人做生意——而我们知道，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和平，一直要到俺答汗时代才实现，那么之前范家是做的什么生意呢？是不是可以说，范家就是一个汉奸世家呢？
在这里，还真不好说，因为蒙古人入侵，其实并不是为了占地杀人，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草原上没有的一些东西。而如果范家能通过贸易的方式满足草原的需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随后范家与后金的交易，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后金不是一个游牧联盟部族，而是类似当年女真金国汲汲于南下的军事政权，也就是说，后金跟你做生意，就不是为了简单的互通有无，而是为入侵中原做准备了。
而以范家为首的山西八家商人，显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为了赚钱，他们还是这么做。
河北的张家口，便成为了八家山西商人与后金交易的基地。
这件事，道光年间修订的《万全县志》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此时已经是清朝，山西八大家干的这件事，不但不是丑事，反而成了他们可以夸耀、简直光宗耀祖的勾当。
于是书上说，八家商人者，都是山右（即山西）人，明朝末年来到张家口。哪八个呢？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
这八家山西商人，把后金需要的军事物资，从关内运到关外，再把东北的货物，运回关内贩卖，自然是大获其利——那么明朝边关就不管么？自然是因为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
大清国的皇帝，当然知道这些商人的重要性。直到清兵入关之后，顺治皇帝还是没有忘记他们，把这些昧着良心只知赚钱的家伙，全部叫到京城，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还赏给他们各种衣服饰物，甚至说还要封官加爵——当然真实的情况，也未必有这么隆重，因为最终，既没有封官，也没有加爵，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皇商”的荣誉称号，属于内务府。
这里特别要讲的，便是范永斗，他被"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这同样有夸张的可能，但不论如何，大清国确实给了他很大的特权，范家很快成为这一区域的贩盐业老大，更垄断东北人参市场，这里头显然有官方的许可，由此又成为贵重药材行业的老大。
而这样一种垄断生意，到了范永斗孙子范毓馪那个年代，便做到了极致。大清国攻打准噶尔，范家又再度发挥特长。我们知道，山西商人的生意遍及明朝、后金和蒙古三地。此时，熟悉蒙古，便成为范家的新特长。从康熙到乾隆，清朝用兵准噶尔，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中便有范家的功劳，成本甚至降到了原价的三分之一，节约国费以亿两计。
于是到了雍正年间，朝廷便赐给范毓馪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范氏的官商身份，更加突出。范毓馪，也成为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而就在此前的康熙时期，大清国因为铜不足，便允许这些商人去日本买铜。同样是范家，成为了这笔生意的主力军，获利丰厚。
但祸事也因此来，随着大清国越来越腐败，终于到了杀鸡取卵的时刻。乾隆48年，范氏终于因为铜业"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查封家产！卖国求财的范家，终于得了报应，成为阶下囚。
哎，虽然我不想说，但事实上晋商是满清的带路党啊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山西人肯定会觉得你讲这个，是不是在诽谤咱？爱清人士则会说，咋的，你说咱入关不是靠的盖世武功，是晋商帮忙不成？什么地域黑、清粉明粉全都来了。
咱说实话吧，商人，确实赚钱是第一位的，为了赚钱，啥不能干呢？山西在那会有个生意人，叫做范永斗，他的祖上，据说打明朝初年就在张家口一带和蒙古人做生意——而我们知道，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和平，一直要到俺答汗时代才实现，那么之前范家是做的什么生意呢？是不是可以说，范家就是一个汉奸世家呢？
在这里，还真不好说，因为蒙古人入侵，其实并不是为了占地杀人，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草原上没有的一些东西。而如果范家能通过贸易的方式满足草原的需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随后范家与后金的交易，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后金不是一个游牧联盟部族，而是类似当年女真金国汲汲于南下的军事政权，也就是说，后金跟你做生意，就不是为了简单的互通有无，而是为入侵中原做准备了。
而以范家为首的山西八家商人，显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为了赚钱，他们还是这么做。
河北的张家口，便成为了八家山西商人与后金交易的基地。
这件事，道光年间修订的《万全县志》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此时已经是清朝，山西八大家干的这件事，不但不是丑事，反而成了他们可以夸耀、简直光宗耀祖的勾当。
于是书上说，八家商人者，都是山右（即山西）人，明朝末年来到张家口。哪八个呢？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
这八家山西商人，把后金需要的军事物资，从关内运到关外，再把东北的货物，运回关内贩卖，自然是大获其利——那么明朝边关就不管么？自然是因为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
大清国的皇帝，当然知道这些商人的重要性。直到清兵入关之后，顺治皇帝还是没有忘记他们，把这些昧着良心只知赚钱的家伙，全部叫到京城，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还赏给他们各种衣服饰物，甚至说还要封官加爵——当然真实的情况，也未必有这么隆重，因为最终，既没有封官，也没有加爵，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皇商”的荣誉称号，属于内务府。
这里特别要讲的，便是范永斗，他被"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这同样有夸张的可能，但不论如何，大清国确实给了他很大的特权，范家很快成为这一区域的贩盐业老大，更垄断东北人参市场，这里头显然有官方的许可，由此又成为贵重药材行业的老大。
而这样一种垄断生意，到了范永斗孙子范毓馪那个年代，便做到了极致。大清国攻打准噶尔，范家又再度发挥特长。我们知道，山西商人的生意遍及明朝、后金和蒙古三地。此时，熟悉蒙古，便成为范家的新特长。从康熙到乾隆，清朝用兵准噶尔，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中便有范家的功劳，成本甚至降到了原价的三分之一，节约国费以亿两计。
于是到了雍正年间，朝廷便赐给范毓馪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范氏的官商身份，更加突出。范毓馪，也成为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而就在此前的康熙时期，大清国因为铜不足，便允许这些商人去日本买铜。同样是范家，成为了这笔生意的主力军，获利丰厚。
但祸事也因此来，随着大清国越来越腐败，终于到了杀鸡取卵的时刻。乾隆48年，范氏终于因为铜业"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查封家产！卖国求财的范家，终于得了报应，成为阶下囚。
总是忘记脑中闪过的事和想法，大概是一年多前就开始了，脑子里经常会突然闪过一个想法或者一件想去办的事，可是只要稍微脑子一想别的就会立刻把刚刚想过的事情和想法忘掉，怎么也想不起来。就像我们平常做事，突然想要对别人说一句话可是刚要说出口就忘了，打算做一件事，可是又是一转念，就又给忘了的感觉是一样的。 举个例子：我平常喜欢写小说或者故事之类的，有时候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灵感，刚要下笔却又忘了。 而且最近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更是让我头疼不已。再举例来说吧，就是我在不经意间看了一部电影的一部分，感觉不错，但不知道电影的名字，但认识演员就记住了演员，等事后有空了就通过演员再查电影然后再看，可是过了一小会之后就把这件事给近乎彻底的忘了。然后又看到了这名演员演的另一部戏，之前要查演员看电影的事就又想起来了，而且这次还是和之前一样，只要过一小会不去想这件事就又会忘掉。总之，就是因一件事而牵连出之前忘掉的一堆事，而且忘掉的越多想起来的就越多，想起来的越多忘记的就越快。 现在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的生活，甚至会因为别人的一个动作而下意识的想起一堆我之前忘掉的事。 而且还要说一下，本人曾学过一点记忆宫殿法，而且也经常忘记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山西人肯定会觉得你讲这个，是不是在诽谤咱？爱清人士则会说，咋的，你说咱入关不是靠的盖世武功，是晋商帮忙不成？什么地域黑、清粉明粉全都来了。
咱说实话吧，商人，确实赚钱是第一位的，为了赚钱，啥不能干呢？山西在那会有个生意人，叫做范永斗，他的祖上，据说打明朝初年就在张家口一带和蒙古人做生意——而我们知道，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和平，一直要到俺答汗时代才实现，那么之前范家是做的什么生意呢？是不是可以说，范家就是一个汉奸世家呢？
在这里，还真不好说，因为蒙古人入侵，其实并不是为了占地杀人，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草原上没有的一些东西。而如果范家能通过贸易的方式满足草原的需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随后范家与后金的交易，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后金不是一个游牧联盟部族，而是类似当年女真金国汲汲于南下的军事政权，也就是说，后金跟你做生意，就不是为了简单的互通有无，而是为入侵中原做准备了。
而以范家为首的山西八家商人，显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为了赚钱，他们还是这么做。
河北的张家口，便成为了八家山西商人与后金交易的基地。
这件事，道光年间修订的《万全县志》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此时已经是清朝，山西八大家干的这件事，不但不是丑事，反而成了他们可以夸耀、简直光宗耀祖的勾当。
于是书上说，八家商人者，都是山右（即山西）人，明朝末年来到张家口。哪八个呢？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
这八家山西商人，把后金需要的军事物资，从关内运到关外，再把东北的货物，运回关内贩卖，自然是大获其利——那么明朝边关就不管么？自然是因为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
大清国的皇帝，当然知道这些商人的重要性。直到清兵入关之后，顺治皇帝还是没有忘记他们，把这些昧着良心只知赚钱的家伙，全部叫到京城，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还赏给他们各种衣服饰物，甚至说还要封官加爵——当然真实的情况，也未必有这么隆重，因为最终，既没有封官，也没有加爵，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皇商”的荣誉称号，属于内务府。
这里特别要讲的，便是范永斗，他被"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这同样有夸张的可能，但不论如何，大清国确实给了他很大的特权，范家很快成为这一区域的贩盐业老大，更垄断东北人参市场，这里头显然有官方的许可，由此又成为贵重药材行业的老大。
而这样一种垄断生意，到了范永斗孙子范毓馪那个年代，便做到了极致。大清国攻打准噶尔，范家又再度发挥特长。我们知道，山西商人的生意遍及明朝、后金和蒙古三地。此时，熟悉蒙古，便成为范家的新特长。从康熙到乾隆，清朝用兵准噶尔，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中便有范家的功劳，成本甚至降到了原价的三分之一，节约国费以亿两计。
于是到了雍正年间，朝廷便赐给范毓馪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范氏的官商身份，更加突出。范毓馪，也成为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而就在此前的康熙时期，大清国因为铜不足，便允许这些商人去日本买铜。同样是范家，成为了这笔生意的主力军，获利丰厚。
但祸事也因此来，随着大清国越来越腐败，终于到了杀鸡取卵的时刻。乾隆48年，范氏终于因为铜业"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查封家产！卖国求财的范家，终于得了报应，成为阶下囚。
说到发国难财的人，这就不得说说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了
所谓东林党人，其实是指的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正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执政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当地实力派等，一时都集合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一直以来广受赞誉，但是实际上，大发国难财的人也是他们
东林党即为党派，自然有自己的利益基础，不然光讲不吃饭，自己不得饿死啊。实际上东林党人的经济基础就是浙东的士子和工商业人士，这些人不满张居正大减农业税，增加商业税，搞得东林党人腰包不保，结果他们把张居正弄下来了，后来魏忠贤也这样，他们又把魏忠贤拉下来，结果大明百姓赋税沉重，终于起义，闯王逼近京师，这些腰缠万贯的主一个个都不愿意拿钱出来充军费，真是可恶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