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收复台湾，厥功至伟，抗击的又是外国侵略者，这使得他在近现代获得的评价较高，此外，清朝对郑成功的褒扬也比李定国高，从这两个角度着眼，造成的结果，他比李定国名气大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作为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李定国的个人品格和军事谋略，远高于郑成功。
李定国和郑成功都坚持抗清，战绩又远非其他抗清武装所能比拟，两人之间又有战略同盟关系，彼此书信往返，缔结联姻关系，所以史家对两人都不惜赞扬褒奖之词，仿佛两人都是同样忠贞于反清复明大业、共赴国难的佼佼者，但是，相比之下，李定国忠于朝廷、心存大局、有着远大宏伟的战略目标的规划，而郑成功则始终把以其为首的郑氏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
以1653年李定国广东肇庆之役和1654年李定国广东新会之战为例，李定国两次入粤之战，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郑成功出于私心自用的不配合——一味拖延，空言应付。
据不完全统计，李定国在广东曾12次派使者拜访郑成功，书写几十封信件恳请配合作战，甚至以女相许，联姻结盟，但最终无济于事。
1653年郑成功不肯出力配合李定国攻广东因为和清廷议和，不愿意显示出和清廷不友好的姿态——谈和当然不是郑成功的真实意思表示，他也无意投降清朝，但是受制于和谈，以及本人想在当下捞一把实际利益的想法是客观存在的，由于缺乏长远之计，他在表面上也呈现出动摇于明清之间的困扰，对士气民心影响甚大，对李定国战略的实施也极为不利。
1654年李定国在明知广东清军主力全部集中在广州的情况下，不是直接攻击广州，而是把广州南面近海的新会作为主攻方向，这证明了李定国始终盼望郑成功的海上之师能够在决战之前到达，从而东西会和，以优势兵力和饱满士气，使得广东局势完全改观，从而通过夺取广东改变南明财少人乏的不利局面。
李定国、郑成功的会师若能实现，西南和东南就能联成一片，不仅能够改变南明各方势力呼应不灵、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还能为第二步收复福建、江西、湖南奠定基础。
这一南明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可能的扭转乾坤的机会，因为郑成功的私心自用、以自身集团利益为重而错失，大好机会付之东流，可发浩叹！
李定国作为南明抗击清军的最著名将领，一生歼灭清军甚多，从他开始和清军作战开始，到他病逝的这15年中，和清军作战多次，两蹶名王（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亲王尼堪），复地千里，歼灭清军不计其数。李定国也是南明最伟大的军事家，在整体战略上具有远见卓识，如果不是因为孙可望的跋扈掣肘和郑成功的不积极配合，南明的历史或当重新书写。
李定国的历史评价和知名度，和他实际的勋业功绩相比，是被严重低估的。
若战绩功勋，李定国之艰苦卓绝远超郑成功。然定国虽善战，只对清人动以刀兵。清人即诬献忠为贼，定国本其部下，清人以正统自居，以清人之眼光角度，自是平寇剿贼，岂认定定国之行为合理合法，又岂能褒其忠义？成功虽反清复明，然兵锋转于海上，驱荷兰复台澎，完我疆土。清代明而立，自认为中国衣钵。荷兰则蛮夷也。古人云：”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清虽未更大汉衣冠，但礼仪制度，邦国文化皆承汉统，面对蛮夷，岂不仇视之？成功之绩，正符清人之心，亦符华夏汉家之心。清人大肆旌节表彰，符合汉统，亦能彰显大清之宽怀。于是乎，成功之名天下大著。李定国之名淹没不闻，是其然也。
郑成功收复台湾，厥功至伟，抗击的又是外国侵略者，这使得他在近现代获得的评价较高，此外，清朝对郑成功的褒扬也比李定国高，从这两个角度着眼，造成的结果，他比李定国名气大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作为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李定国的个人品格和军事谋略，远高于郑成功。
李定国和郑成功都坚持抗清，战绩又远非其他抗清武装所能比拟，两人之间又有战略同盟关系，彼此书信往返，缔结联姻关系，所以史家对两人都不惜赞扬褒奖之词，仿佛两人都是同样忠贞于反清复明大业、共赴国难的佼佼者，但是，相比之下，李定国忠于朝廷、心存大局、有着远大宏伟的战略目标的规划，而郑成功则始终把以其为首的郑氏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
以1653年李定国广东肇庆之役和1654年李定国广东新会之战为例，李定国两次入粤之战，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郑成功出于私心自用的不配合——一味拖延，空言应付。
据不完全统计，李定国在广东曾12次派使者拜访郑成功，书写几十封信件恳请配合作战，甚至以女相许，联姻结盟，但最终无济于事。
1653年郑成功不肯出力配合李定国攻广东因为和清廷议和，不愿意显示出和清廷不友好的姿态——谈和当然不是郑成功的真实意思表示，他也无意投降清朝，但是受制于和谈，以及本人想在当下捞一把实际利益的想法是客观存在的，由于缺乏长远之计，他在表面上也呈现出动摇于明清之间的困扰，对士气民心影响甚大，对李定国战略的实施也极为不利。
1654年李定国在明知广东清军主力全部集中在广州的情况下，不是直接攻击广州，而是把广州南面近海的新会作为主攻方向，这证明了李定国始终盼望郑成功的海上之师能够在决战之前到达，从而东西会和，以优势兵力和饱满士气，使得广东局势完全改观，从而通过夺取广东改变南明财少人乏的不利局面。
李定国、郑成功的会师若能实现，西南和东南就能联成一片，不仅能够改变南明各方势力呼应不灵、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还能为第二步收复福建、江西、湖南奠定基础。
这一南明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可能的扭转乾坤的机会，因为郑成功的私心自用、以自身集团利益为重而错失，大好机会付之东流，可发浩叹！
李定国作为南明抗击清军的最著名将领，一生歼灭清军甚多，从他开始和清军作战开始，到他病逝的这15年中，和清军作战多次，两蹶名王（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亲王尼堪），复地千里，歼灭清军不计其数。李定国也是南明最伟大的军事家，在整体战略上具有远见卓识，如果不是因为孙可望的跋扈掣肘和郑成功的不积极配合，南明的历史或当重新书写。
李定国的历史评价和知名度，和他实际的勋业功绩相比，是被严重低估的。
如果他俩投降，不出一个月，南明将不复存在，当南明人士听到他俩投降，那一天就是南明土崩瓦解的日子。
郑成功收复台湾，厥功至伟，抗击的又是外国侵略者，这使得他在近现代获得的评价较高，此外，清朝对郑成功的褒扬也比李定国高，从这两个角度着眼，造成的结果，他比李定国名气大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作为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李定国的个人品格和军事谋略，远高于郑成功。
李定国和郑成功都坚持抗清，战绩又远非其他抗清武装所能比拟，两人之间又有战略同盟关系，彼此书信往返，缔结联姻关系，所以史家对两人都不惜赞扬褒奖之词，仿佛两人都是同样忠贞于反清复明大业、共赴国难的佼佼者，但是，相比之下，李定国忠于朝廷、心存大局、有着远大宏伟的战略目标的规划，而郑成功则始终把以其为首的郑氏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
以1653年李定国广东肇庆之役和1654年李定国广东新会之战为例，李定国两次入粤之战，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郑成功出于私心自用的不配合——一味拖延，空言应付。
据不完全统计，李定国在广东曾12次派使者拜访郑成功，书写几十封信件恳请配合作战，甚至以女相许，联姻结盟，但最终无济于事。
1653年郑成功不肯出力配合李定国攻广东因为和清廷议和，不愿意显示出和清廷不友好的姿态——谈和当然不是郑成功的真实意思表示，他也无意投降清朝，但是受制于和谈，以及本人想在当下捞一把实际利益的想法是客观存在的，由于缺乏长远之计，他在表面上也呈现出动摇于明清之间的困扰，对士气民心影响甚大，对李定国战略的实施也极为不利。
1654年李定国在明知广东清军主力全部集中在广州的情况下，不是直接攻击广州，而是把广州南面近海的新会作为主攻方向，这证明了李定国始终盼望郑成功的海上之师能够在决战之前到达，从而东西会和，以优势兵力和饱满士气，使得广东局势完全改观，从而通过夺取广东改变南明财少人乏的不利局面。
李定国、郑成功的会师若能实现，西南和东南就能联成一片，不仅能够改变南明各方势力呼应不灵、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还能为第二步收复福建、江西、湖南奠定基础。
这一南明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可能的扭转乾坤的机会，因为郑成功的私心自用、以自身集团利益为重而错失，大好机会付之东流，可发浩叹！
李定国作为南明抗击清军的最著名将领，一生歼灭清军甚多，从他开始和清军作战开始，到他病逝的这15年中，和清军作战多次，两蹶名王（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亲王尼堪），复地千里，歼灭清军不计其数。李定国也是南明最伟大的军事家，在整体战略上具有远见卓识，如果不是因为孙可望的跋扈掣肘和郑成功的不积极配合，南明的历史或当重新书写。
李定国的历史评价和知名度，和他实际的勋业功绩相比，是被严重低估的。
郑成功对外打了荷兰收复台湾，这是功绩。反清不是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