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中可以读出，焦母与刘兰芝关系极为紧张，而从叙述者的角度来看，造成此种行为的主要问题是出现于焦母。
刘兰芝是一个极有手艺和才艺的女子，“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刘兰芝可以说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女子。但为何焦母会不满于刘兰芝呢？常常指责刘兰芝懒惰，“三日断无匹，大人故嫌迟”。
东汉末年，社会剧烈动荡，人们生活缺乏安全感。这种朝不保夕的状态，极有可能刺激了人们对物质储蓄。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一直都存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陷入了奇怪的循环论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合”，《三国演义》中总结得相当精辟。在此种历史环境中孕育的人民心理，自然会对物质倾注于更多的感情。
而且由于古代社会性质和一贯以来的土地政策的影响，小农意识根植于各个阶层。佃农如此、地主如此、士大夫们甚至是统治者也是如此，“固守”是一个非常契合他们心理状态的词。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焦母心理状态，她对物质的超额的需求，一方面是对东汉末年的社会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则是历史人文环境使然。至于东汉建安年是如何的社会状况，《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第九》中昭示，政治层面上激烈动荡，董卓作乱，天下遂分而为三。汉献帝成亡国之主。
再从个人的角度分析，则可发现，“焦父”的一直出于缺位的状态之下。虽然有“便可白公佬，及时相谴归”，但此种“公佬”是偏义，“公”实在是无所指，只是为了修辞的方便。而纵观全文，亦无“焦父”出现。
所以，合理的推理则是，焦仲卿生于单亲家庭，母亲承担着双重角色，既是父亲亦是母亲。而文本也巧好佐证了这种猜想，焦母的性格相当强势，“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在中国古代，父母的角色定位是相当明显的，“严父慈母”，所以从文本上，焦母的性格与中国古代母亲的角色定位有所偏离——甚至是相悖。
焦仲卿家家境也不会太好，《孔雀东南飞》序中“庐江府小吏”，则可推断出焦仲卿家庭是个庶族，而并非豪强士族。东汉末年社会各个阶层分裂，即使是士大夫阶层中，也分化成“士族”和“庶族”两个阶层。在那个时代，士大夫掌握着大量的政治资源，即使是“庶族”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读东汉三国两晋史，人才辈出的乃是士族，所谓“王谢堂前旧时燕”“王与马，共天下”。所以，焦母为了焦仲卿的成才必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焦母由于丈夫早逝，孤儿寡女的生存于动乱之世。她缺乏安全感，唯一的寄托便是儿子焦仲卿。她把大量的爱都倾注于儿子的身上。这种心理叫做“替代心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不单单是焦母扮演了双重角色，焦仲卿也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焦母的儿子，一是焦母的丈夫。
当然，这不是说焦母与焦仲卿有实质性的性关系。而是说，在焦母的心理层面上，焦仲卿既是儿子也是丈夫。所以，焦仲卿成家了之后，刘兰芝无疑是分享了焦仲卿对焦母的爱。也就是说，焦母被迫与刘兰芝分享焦仲卿的爱，她心中自然会有不满和失落感。所以，焦母百般刁难刘兰芝也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焦母的心理状态可以归结为：一是缺乏安全感，二是替代心理。后者是前者的衍生物，所以在文本中，焦母表现得极为强势。
及至焦仲卿别目殉情时，她的表现却是脆弱——再怎么强势也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她泪流满面，哀求地对焦仲卿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她的精神终于是崩溃了。
焦仲卿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固然是焦母一手造成的，但刘兰芝与焦仲卿并非完全是受害者。而他们两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导致这起悲剧的一大推动力。焦仲卿始终是一个懦弱而妥协的人，这点符合他的社会角色的定位，小吏，他在母亲的面前基本上是妥协。他最为糟糕得是听从了母亲，把刘兰芝“驱逐”离家，让太守之子有可乘之机。
刘兰芝性格虽然温和，但骨子里却还是刚烈。对于焦母的苛刻的指责，她采取的态度是强硬的、不妥协的，“便可白公佬，及时相遣还”。这是一种决绝的态度，以及后面的拒绝太守，面对兄弟的威逼，她是始终是不妥协的。不妥协的结果自然是身亡，可以说刘兰芝身上有着深刻的悲剧性的性格，她如西西弗一样，即使是身灭，也不放弃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和爱情。
解读文章必须忠实于原文，忠实于时代背景，从原文中寻找依据，而不是凭我们的推测和想象。焦仲卿母亲为什么讨厌刘兰芝？什么焦家刘家门不当户不对，什么刘兰芝不能生育，什么焦仲卿畸形的恋母情结，这些说法本人都觉得失之偏颇，不敢苟同。我觉得出自焦母之口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才是问题的根本。
封建时代，女子几乎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谓“三从四德”便是套在女子项上的枷锁。而封建家长制又是如此之顽固，容不得任何挑战。具体到焦家，作为一家之主的焦母，好不容易由小媳妇熬成了婆婆，正是要“复仇”耍威风的时候，而刘兰芝却不愿低声下气，偏要自作主张，婆媳矛盾自然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最后导致焦仲卿“自挂东南枝”、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的悲剧发生。
其实，婆媳矛盾在现在也是一个影响家庭和睦的主要因素，而夹在中间的男人是最无奈最痛苦的。所以，如果你爱你的儿子，请善待你的媳妇！如果你爱你的丈夫，请善待你的婆婆。
从文本中可以读出，焦母与刘兰芝关系极为紧张，而从叙述者的角度来看，造成此种行为的主要问题是出现于焦母。
刘兰芝是一个极有手艺和才艺的女子，“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刘兰芝可以说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女子。但为何焦母会不满于刘兰芝呢？常常指责刘兰芝懒惰，“三日断无匹，大人故嫌迟”。
东汉末年，社会剧烈动荡，人们生活缺乏安全感。这种朝不保夕的状态，极有可能刺激了人们对物质储蓄。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一直都存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陷入了奇怪的循环论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合”，《三国演义》中总结得相当精辟。在此种历史环境中孕育的人民心理，自然会对物质倾注于更多的感情。
而且由于古代社会性质和一贯以来的土地政策的影响，小农意识根植于各个阶层。佃农如此、地主如此、士大夫们甚至是统治者也是如此，“固守”是一个非常契合他们心理状态的词。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焦母心理状态，她对物质的超额的需求，一方面是对东汉末年的社会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则是历史人文环境使然。至于东汉建安年是如何的社会状况，《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第九》中昭示，政治层面上激烈动荡，董卓作乱，天下遂分而为三。汉献帝成亡国之主。
再从个人的角度分析，则可发现，“焦父”的一直出于缺位的状态之下。虽然有“便可白公佬，及时相谴归”，但此种“公佬”是偏义，“公”实在是无所指，只是为了修辞的方便。而纵观全文，亦无“焦父”出现。
所以，合理的推理则是，焦仲卿生于单亲家庭，母亲承担着双重角色，既是父亲亦是母亲。而文本也巧好佐证了这种猜想，焦母的性格相当强势，“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在中国古代，父母的角色定位是相当明显的，“严父慈母”，所以从文本上，焦母的性格与中国古代母亲的角色定位有所偏离——甚至是相悖。
焦仲卿家家境也不会太好，《孔雀东南飞》序中“庐江府小吏”，则可推断出焦仲卿家庭是个庶族，而并非豪强士族。东汉末年社会各个阶层分裂，即使是士大夫阶层中，也分化成“士族”和“庶族”两个阶层。在那个时代，士大夫掌握着大量的政治资源，即使是“庶族”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读东汉三国两晋史，人才辈出的乃是士族，所谓“王谢堂前旧时燕”“王与马，共天下”。所以，焦母为了焦仲卿的成才必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焦母由于丈夫早逝，孤儿寡女的生存于动乱之世。她缺乏安全感，唯一的寄托便是儿子焦仲卿。她把大量的爱都倾注于儿子的身上。这种心理叫做“替代心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不单单是焦母扮演了双重角色，焦仲卿也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焦母的儿子，一是焦母的丈夫。
当然，这不是说焦母与焦仲卿有实质性的性关系。而是说，在焦母的心理层面上，焦仲卿既是儿子也是丈夫。所以，焦仲卿成家了之后，刘兰芝无疑是分享了焦仲卿对焦母的爱。也就是说，焦母被迫与刘兰芝分享焦仲卿的爱，她心中自然会有不满和失落感。所以，焦母百般刁难刘兰芝也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焦母的心理状态可以归结为：一是缺乏安全感，二是替代心理。后者是前者的衍生物，所以在文本中，焦母表现得极为强势。
及至焦仲卿别目殉情时，她的表现却是脆弱——再怎么强势也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她泪流满面，哀求地对焦仲卿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她的精神终于是崩溃了。
焦仲卿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固然是焦母一手造成的，但刘兰芝与焦仲卿并非完全是受害者。而他们两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导致这起悲剧的一大推动力。焦仲卿始终是一个懦弱而妥协的人，这点符合他的社会角色的定位，小吏，他在母亲的面前基本上是妥协。他最为糟糕得是听从了母亲，把刘兰芝“驱逐”离家，让太守之子有可乘之机。
刘兰芝性格虽然温和，但骨子里却还是刚烈。对于焦母的苛刻的指责，她采取的态度是强硬的、不妥协的，“便可白公佬，及时相遣还”。这是一种决绝的态度，以及后面的拒绝太守，面对兄弟的威逼，她是始终是不妥协的。不妥协的结果自然是身亡，可以说刘兰芝身上有着深刻的悲剧性的性格，她如西西弗一样，即使是身灭，也不放弃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和爱情。
解读文章必须忠实于原文，忠实于时代背景，从原文中寻找依据，而不是凭我们的推测和想象。焦仲卿母亲为什么讨厌刘兰芝？什么焦家刘家门不当户不对，什么刘兰芝不能生育，什么焦仲卿畸形的恋母情结，这些说法本人都觉得失之偏颇，不敢苟同。我觉得出自焦母之口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才是问题的根本。
封建时代，女子几乎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谓“三从四德”便是套在女子项上的枷锁。而封建家长制又是如此之顽固，容不得任何挑战。具体到焦家，作为一家之主的焦母，好不容易由小媳妇熬成了婆婆，正是要“复仇”耍威风的时候，而刘兰芝却不愿低声下气，偏要自作主张，婆媳矛盾自然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最后导致焦仲卿“自挂东南枝”、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的悲剧发生。
其实，婆媳矛盾在现在也是一个影响家庭和睦的主要因素，而夹在中间的男人是最无奈最痛苦的。所以，如果你爱你的儿子，请善待你的媳妇！如果你爱你的丈夫，请善待你的婆婆。
用现代词语来说是妈宝男，还有些自私。喜欢老婆，但是还懦弱，母亲让休妻的时候他选择休妻，还让老婆暂时回家等待他以后去接。给老婆允诺让老婆一次一次的等待，最后知道老婆要嫁人，没有任何办法，虽然约好一起赴死，还是等知道刘兰芝已经举身赴清池才自挂东南枝。
从文本中可以读出，焦母与刘兰芝关系极为紧张，而从叙述者的角度来看，造成此种行为的主要问题是出现于焦母。
刘兰芝是一个极有手艺和才艺的女子，“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刘兰芝可以说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女子。但为何焦母会不满于刘兰芝呢？常常指责刘兰芝懒惰，“三日断无匹，大人故嫌迟”。
东汉末年，社会剧烈动荡，人们生活缺乏安全感。这种朝不保夕的状态，极有可能刺激了人们对物质储蓄。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一直都存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陷入了奇怪的循环论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合”，《三国演义》中总结得相当精辟。在此种历史环境中孕育的人民心理，自然会对物质倾注于更多的感情。
而且由于古代社会性质和一贯以来的土地政策的影响，小农意识根植于各个阶层。佃农如此、地主如此、士大夫们甚至是统治者也是如此，“固守”是一个非常契合他们心理状态的词。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焦母心理状态，她对物质的超额的需求，一方面是对东汉末年的社会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则是历史人文环境使然。至于东汉建安年是如何的社会状况，《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第九》中昭示，政治层面上激烈动荡，董卓作乱，天下遂分而为三。汉献帝成亡国之主。
再从个人的角度分析，则可发现，“焦父”的一直出于缺位的状态之下。虽然有“便可白公佬，及时相谴归”，但此种“公佬”是偏义，“公”实在是无所指，只是为了修辞的方便。而纵观全文，亦无“焦父”出现。
所以，合理的推理则是，焦仲卿生于单亲家庭，母亲承担着双重角色，既是父亲亦是母亲。而文本也巧好佐证了这种猜想，焦母的性格相当强势，“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在中国古代，父母的角色定位是相当明显的，“严父慈母”，所以从文本上，焦母的性格与中国古代母亲的角色定位有所偏离——甚至是相悖。
焦仲卿家家境也不会太好，《孔雀东南飞》序中“庐江府小吏”，则可推断出焦仲卿家庭是个庶族，而并非豪强士族。东汉末年社会各个阶层分裂，即使是士大夫阶层中，也分化成“士族”和“庶族”两个阶层。在那个时代，士大夫掌握着大量的政治资源，即使是“庶族”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读东汉三国两晋史，人才辈出的乃是士族，所谓“王谢堂前旧时燕”“王与马，共天下”。所以，焦母为了焦仲卿的成才必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焦母由于丈夫早逝，孤儿寡女的生存于动乱之世。她缺乏安全感，唯一的寄托便是儿子焦仲卿。她把大量的爱都倾注于儿子的身上。这种心理叫做“替代心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不单单是焦母扮演了双重角色，焦仲卿也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焦母的儿子，一是焦母的丈夫。
当然，这不是说焦母与焦仲卿有实质性的性关系。而是说，在焦母的心理层面上，焦仲卿既是儿子也是丈夫。所以，焦仲卿成家了之后，刘兰芝无疑是分享了焦仲卿对焦母的爱。也就是说，焦母被迫与刘兰芝分享焦仲卿的爱，她心中自然会有不满和失落感。所以，焦母百般刁难刘兰芝也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焦母的心理状态可以归结为：一是缺乏安全感，二是替代心理。后者是前者的衍生物，所以在文本中，焦母表现得极为强势。
及至焦仲卿别目殉情时，她的表现却是脆弱——再怎么强势也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她泪流满面，哀求地对焦仲卿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她的精神终于是崩溃了。
焦仲卿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固然是焦母一手造成的，但刘兰芝与焦仲卿并非完全是受害者。而他们两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导致这起悲剧的一大推动力。焦仲卿始终是一个懦弱而妥协的人，这点符合他的社会角色的定位，小吏，他在母亲的面前基本上是妥协。他最为糟糕得是听从了母亲，把刘兰芝“驱逐”离家，让太守之子有可乘之机。
刘兰芝性格虽然温和，但骨子里却还是刚烈。对于焦母的苛刻的指责，她采取的态度是强硬的、不妥协的，“便可白公佬，及时相遣还”。这是一种决绝的态度，以及后面的拒绝太守，面对兄弟的威逼，她是始终是不妥协的。不妥协的结果自然是身亡，可以说刘兰芝身上有着深刻的悲剧性的性格，她如西西弗一样，即使是身灭，也不放弃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和爱情。
解读文章必须忠实于原文，忠实于时代背景，从原文中寻找依据，而不是凭我们的推测和想象。焦仲卿母亲为什么讨厌刘兰芝？什么焦家刘家门不当户不对，什么刘兰芝不能生育，什么焦仲卿畸形的恋母情结，这些说法本人都觉得失之偏颇，不敢苟同。我觉得出自焦母之口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才是问题的根本。
封建时代，女子几乎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谓“三从四德”便是套在女子项上的枷锁。而封建家长制又是如此之顽固，容不得任何挑战。具体到焦家，作为一家之主的焦母，好不容易由小媳妇熬成了婆婆，正是要“复仇”耍威风的时候，而刘兰芝却不愿低声下气，偏要自作主张，婆媳矛盾自然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最后导致焦仲卿“自挂东南枝”、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的悲剧发生。
其实，婆媳矛盾在现在也是一个影响家庭和睦的主要因素，而夹在中间的男人是最无奈最痛苦的。所以，如果你爱你的儿子，请善待你的媳妇！如果你爱你的丈夫，请善待你的婆婆。
用现代词语来说是妈宝男，还有些自私。喜欢老婆，但是还懦弱，母亲让休妻的时候他选择休妻，还让老婆暂时回家等待他以后去接。给老婆允诺让老婆一次一次的等待，最后知道老婆要嫁人，没有任何办法，虽然约好一起赴死，还是等知道刘兰芝已经举身赴清池才自挂东南枝。
是否权势在作梗呢？看作者都是无名氏。另外文章中有疑遗漏，解释不清的地方。是不是含糊其辞，故意掩饰呢？县令之子和府郡令郎是不是一个人？为达其目的，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也有可能。看焦母最后流泪对儿子说的那番话语，似也无奈。胳膊摽不过大腿，焦母只好出此下策吧。这说法太偏冷了，本属探讨，勿怪！
从文本中可以读出，焦母与刘兰芝关系极为紧张，而从叙述者的角度来看，造成此种行为的主要问题是出现于焦母。
刘兰芝是一个极有手艺和才艺的女子，“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刘兰芝可以说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女子。但为何焦母会不满于刘兰芝呢？常常指责刘兰芝懒惰，“三日断无匹，大人故嫌迟”。
东汉末年，社会剧烈动荡，人们生活缺乏安全感。这种朝不保夕的状态，极有可能刺激了人们对物质储蓄。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一直都存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陷入了奇怪的循环论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合”，《三国演义》中总结得相当精辟。在此种历史环境中孕育的人民心理，自然会对物质倾注于更多的感情。
而且由于古代社会性质和一贯以来的土地政策的影响，小农意识根植于各个阶层。佃农如此、地主如此、士大夫们甚至是统治者也是如此，“固守”是一个非常契合他们心理状态的词。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焦母心理状态，她对物质的超额的需求，一方面是对东汉末年的社会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则是历史人文环境使然。至于东汉建安年是如何的社会状况，《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第九》中昭示，政治层面上激烈动荡，董卓作乱，天下遂分而为三。汉献帝成亡国之主。
再从个人的角度分析，则可发现，“焦父”的一直出于缺位的状态之下。虽然有“便可白公佬，及时相谴归”，但此种“公佬”是偏义，“公”实在是无所指，只是为了修辞的方便。而纵观全文，亦无“焦父”出现。
所以，合理的推理则是，焦仲卿生于单亲家庭，母亲承担着双重角色，既是父亲亦是母亲。而文本也巧好佐证了这种猜想，焦母的性格相当强势，“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在中国古代，父母的角色定位是相当明显的，“严父慈母”，所以从文本上，焦母的性格与中国古代母亲的角色定位有所偏离——甚至是相悖。
焦仲卿家家境也不会太好，《孔雀东南飞》序中“庐江府小吏”，则可推断出焦仲卿家庭是个庶族，而并非豪强士族。东汉末年社会各个阶层分裂，即使是士大夫阶层中，也分化成“士族”和“庶族”两个阶层。在那个时代，士大夫掌握着大量的政治资源，即使是“庶族”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读东汉三国两晋史，人才辈出的乃是士族，所谓“王谢堂前旧时燕”“王与马，共天下”。所以，焦母为了焦仲卿的成才必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焦母由于丈夫早逝，孤儿寡女的生存于动乱之世。她缺乏安全感，唯一的寄托便是儿子焦仲卿。她把大量的爱都倾注于儿子的身上。这种心理叫做“替代心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不单单是焦母扮演了双重角色，焦仲卿也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焦母的儿子，一是焦母的丈夫。
当然，这不是说焦母与焦仲卿有实质性的性关系。而是说，在焦母的心理层面上，焦仲卿既是儿子也是丈夫。所以，焦仲卿成家了之后，刘兰芝无疑是分享了焦仲卿对焦母的爱。也就是说，焦母被迫与刘兰芝分享焦仲卿的爱，她心中自然会有不满和失落感。所以，焦母百般刁难刘兰芝也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焦母的心理状态可以归结为：一是缺乏安全感，二是替代心理。后者是前者的衍生物，所以在文本中，焦母表现得极为强势。
及至焦仲卿别目殉情时，她的表现却是脆弱——再怎么强势也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她泪流满面，哀求地对焦仲卿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她的精神终于是崩溃了。
焦仲卿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固然是焦母一手造成的，但刘兰芝与焦仲卿并非完全是受害者。而他们两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导致这起悲剧的一大推动力。焦仲卿始终是一个懦弱而妥协的人，这点符合他的社会角色的定位，小吏，他在母亲的面前基本上是妥协。他最为糟糕得是听从了母亲，把刘兰芝“驱逐”离家，让太守之子有可乘之机。
刘兰芝性格虽然温和，但骨子里却还是刚烈。对于焦母的苛刻的指责，她采取的态度是强硬的、不妥协的，“便可白公佬，及时相遣还”。这是一种决绝的态度，以及后面的拒绝太守，面对兄弟的威逼，她是始终是不妥协的。不妥协的结果自然是身亡，可以说刘兰芝身上有着深刻的悲剧性的性格，她如西西弗一样，即使是身灭，也不放弃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和爱情。
解读文章必须忠实于原文，忠实于时代背景，从原文中寻找依据，而不是凭我们的推测和想象。焦仲卿母亲为什么讨厌刘兰芝？什么焦家刘家门不当户不对，什么刘兰芝不能生育，什么焦仲卿畸形的恋母情结，这些说法本人都觉得失之偏颇，不敢苟同。我觉得出自焦母之口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才是问题的根本。
封建时代，女子几乎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谓“三从四德”便是套在女子项上的枷锁。而封建家长制又是如此之顽固，容不得任何挑战。具体到焦家，作为一家之主的焦母，好不容易由小媳妇熬成了婆婆，正是要“复仇”耍威风的时候，而刘兰芝却不愿低声下气，偏要自作主张，婆媳矛盾自然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最后导致焦仲卿“自挂东南枝”、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的悲剧发生。
其实，婆媳矛盾在现在也是一个影响家庭和睦的主要因素，而夹在中间的男人是最无奈最痛苦的。所以，如果你爱你的儿子，请善待你的媳妇！如果你爱你的丈夫，请善待你的婆婆。
用现代词语来说是妈宝男，还有些自私。喜欢老婆，但是还懦弱，母亲让休妻的时候他选择休妻，还让老婆暂时回家等待他以后去接。给老婆允诺让老婆一次一次的等待，最后知道老婆要嫁人，没有任何办法，虽然约好一起赴死，还是等知道刘兰芝已经举身赴清池才自挂东南枝。
是否权势在作梗呢？看作者都是无名氏。另外文章中有疑遗漏，解释不清的地方。是不是含糊其辞，故意掩饰呢？县令之子和府郡令郎是不是一个人？为达其目的，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也有可能。看焦母最后流泪对儿子说的那番话语，似也无奈。胳膊摽不过大腿，焦母只好出此下策吧。这说法太偏冷了，本属探讨，勿怪！
从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的角度看，这个悲剧首先是由性格造成的，刘兰芝外柔内刚，面对独断专行的婆婆和性行暴力的哥哥绝不屈服；焦仲卿性格懦弱无能，屈服于母亲的威逼，他不可能主动争取幸福婚姻。此外，这也是一场社会悲剧的促成，焦母用高压政策对待儿媳，刘兄用威逼手段胁迫妹妹，实质原因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