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监狱有误解，认为监狱里只有永远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
其实，真正的监狱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属于“脑力劳动者”，身为犯人的我，却得到了我认为不该有的尊重。
监狱里有学校，名为“育新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两项教育。其中文化课包括扫盲、小学和初中三门课，教材是统一的内部教材。
八九十年代，犯人当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文化和技术教育是犯人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核依据，也是上级部门对监狱改造成果考核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监狱对这两项教育非常重视。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点五十准时上课，每晚两个课时。
不少原先的文盲犯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育后，基本上能达到给家人写简单书信的水平。
所有教员都由犯人担任，我也是其中一个，在教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组组长职务。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安排各班的课时计划和考试计划，“优秀学员”的评审，完善各种资料等等，时间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还会为应对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彻夜加班。
支队教育科的老干事下来检查工作时，经常对我们的教育成绩给予肯定，他说你们也很辛苦，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辛苦。
虽然只是这样一句话，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努力和付出得到认可不容易，有些不知情的干部还认为我们教育组的人都是养尊处优的“特殊”犯。
可能是跟普通犯人身份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吧，干部们对教员们基本比较客气的，很少有当着其他犯人面训斥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了维护教员在犯群中的形象，干部给我们面子，犯人学员们自会顺理成章的尊师重教。这是管教干部们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在监狱里挨过三巴掌。
那是一个新调来的管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年轻气盛，对监狱工作缺乏经验。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制表、填写资料，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是背对着门坐着，所以没看见他。
同办公室的其他犯人教员看到他后都起立了，唯独我在那里坐着忙手头的活。
看到我坐着没动，他当时就恼怒了，走到我跟前呵斥我，我站起来跟他解释说因为太忙所以没反应过来。
刚解释了一半，他一个巴掌就呼到了我脸上，我闻到一股酒味，他喝酒了，干部酒后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而且这还是上班期间。
我只说了一句讲点理好吗？
然后又是两个巴掌，说我顶嘴，顶撞管教干部。由于他用力过猛，大盖帽都飞到油印机里面去了，粘了一帽子的油墨。
后来，有另外一个干部走了进来把他劝了出去，然后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大队部的处理让我非常尴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人，被人家打就打了，没啥想不开的。可是大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后作出了决定：让那个干事当着全体教员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大队领导说，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尊重犯人可以，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眼下从事的工作！
我跟教导员私下说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是我没尊重管教在先，我一个犯人，挨两巴掌就当长记性，我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让干部给我赔礼道歉，我不想得罪人，毕竟我的刑期还很长，请教导员理解。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最终没让那干事赔礼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教导员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把我这个犯人当人看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在监狱服刑的那些年里，没有其他管教训斥过我。
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下分队。
有时候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不得不去一下分队，每次走进分队院子里的时候，那些喝茶聊天的同犯们见了我会起身脱帽，这让我非常不自在，起身脱帽是见到管教干部后的礼貌性的动作，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介囚犯，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多次在课堂上给大家强调过下次不要这样，可是有些同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弄得我一想到去分队就头大。
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员，但是出了教室，我们都是来接受改造的，平起平坐的犯人，没有身份的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监狱里那些担任大组长、大统计、教研组长等“高职务”的犯人比较受人尊重，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我就是单纯的认为那不是尊重，那不过是害怕而已，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犯人们害怕的不过是其身后的“背景”，如果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们什么都不是。
犯人之间受尊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文化且低调的犯人，这种人一般脾气很好，很容易想处。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干部的重用，在得到重用后不仗势欺人。
还有一种是特别硬气和仗义的犯人。这些犯人敢作敢当，不会阳奉阴违，常常会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对混得好的犯人不溜须拍马，对混得差的犯人不歧视。
有人说，在监狱里，像人贩子、诈骗、强J犯会被人瞧不起。
这一点我也不能认同，像这种说法多半都来自猜测。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议论犯罪过程，因为相互议论犯罪过程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譬如，一个只会砸门撬锁的普通蟊贼，在改造中接触到会开保险柜的高智商犯人，经过“交流”后很有可能出狱后犯下更大的罪行。
但凡是进了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都不该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是有污点的人，都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来接受改造的犯人，动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在法律面前，在人民的眼睛里，都看不起。失去自由，失去一切，没有尊重，只有认罪服法，小心，低头面对，学习，改造。其他都是屁话多。上海市公安局司法部，新闻报道。报刊杂志，都发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监狱有误解，认为监狱里只有永远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
其实，真正的监狱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属于“脑力劳动者”，身为犯人的我，却得到了我认为不该有的尊重。
监狱里有学校，名为“育新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两项教育。其中文化课包括扫盲、小学和初中三门课，教材是统一的内部教材。
八九十年代，犯人当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文化和技术教育是犯人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核依据，也是上级部门对监狱改造成果考核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监狱对这两项教育非常重视。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点五十准时上课，每晚两个课时。
不少原先的文盲犯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育后，基本上能达到给家人写简单书信的水平。
所有教员都由犯人担任，我也是其中一个，在教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组组长职务。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安排各班的课时计划和考试计划，“优秀学员”的评审，完善各种资料等等，时间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还会为应对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彻夜加班。
支队教育科的老干事下来检查工作时，经常对我们的教育成绩给予肯定，他说你们也很辛苦，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辛苦。
虽然只是这样一句话，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努力和付出得到认可不容易，有些不知情的干部还认为我们教育组的人都是养尊处优的“特殊”犯。
可能是跟普通犯人身份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吧，干部们对教员们基本比较客气的，很少有当着其他犯人面训斥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了维护教员在犯群中的形象，干部给我们面子，犯人学员们自会顺理成章的尊师重教。这是管教干部们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在监狱里挨过三巴掌。
那是一个新调来的管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年轻气盛，对监狱工作缺乏经验。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制表、填写资料，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是背对着门坐着，所以没看见他。
同办公室的其他犯人教员看到他后都起立了，唯独我在那里坐着忙手头的活。
看到我坐着没动，他当时就恼怒了，走到我跟前呵斥我，我站起来跟他解释说因为太忙所以没反应过来。
刚解释了一半，他一个巴掌就呼到了我脸上，我闻到一股酒味，他喝酒了，干部酒后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而且这还是上班期间。
我只说了一句讲点理好吗？
然后又是两个巴掌，说我顶嘴，顶撞管教干部。由于他用力过猛，大盖帽都飞到油印机里面去了，粘了一帽子的油墨。
后来，有另外一个干部走了进来把他劝了出去，然后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大队部的处理让我非常尴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人，被人家打就打了，没啥想不开的。可是大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后作出了决定：让那个干事当着全体教员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大队领导说，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尊重犯人可以，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眼下从事的工作！
我跟教导员私下说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是我没尊重管教在先，我一个犯人，挨两巴掌就当长记性，我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让干部给我赔礼道歉，我不想得罪人，毕竟我的刑期还很长，请教导员理解。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最终没让那干事赔礼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教导员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把我这个犯人当人看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在监狱服刑的那些年里，没有其他管教训斥过我。
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下分队。
有时候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不得不去一下分队，每次走进分队院子里的时候，那些喝茶聊天的同犯们见了我会起身脱帽，这让我非常不自在，起身脱帽是见到管教干部后的礼貌性的动作，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介囚犯，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多次在课堂上给大家强调过下次不要这样，可是有些同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弄得我一想到去分队就头大。
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员，但是出了教室，我们都是来接受改造的，平起平坐的犯人，没有身份的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监狱里那些担任大组长、大统计、教研组长等“高职务”的犯人比较受人尊重，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我就是单纯的认为那不是尊重，那不过是害怕而已，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犯人们害怕的不过是其身后的“背景”，如果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们什么都不是。
犯人之间受尊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文化且低调的犯人，这种人一般脾气很好，很容易想处。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干部的重用，在得到重用后不仗势欺人。
还有一种是特别硬气和仗义的犯人。这些犯人敢作敢当，不会阳奉阴违，常常会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对混得好的犯人不溜须拍马，对混得差的犯人不歧视。
有人说，在监狱里，像人贩子、诈骗、强J犯会被人瞧不起。
这一点我也不能认同，像这种说法多半都来自猜测。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议论犯罪过程，因为相互议论犯罪过程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譬如，一个只会砸门撬锁的普通蟊贼，在改造中接触到会开保险柜的高智商犯人，经过“交流”后很有可能出狱后犯下更大的罪行。
但凡是进了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都不该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是有污点的人，都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来接受改造的犯人，动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在法律面前，在人民的眼睛里，都看不起。失去自由，失去一切，没有尊重，只有认罪服法，小心，低头面对，学习，改造。其他都是屁话多。上海市公安局司法部，新闻报道。报刊杂志，都发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监狱有误解，认为监狱里只有永远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
其实，真正的监狱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属于“脑力劳动者”，身为犯人的我，却得到了我认为不该有的尊重。
监狱里有学校，名为“育新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两项教育。其中文化课包括扫盲、小学和初中三门课，教材是统一的内部教材。
八九十年代，犯人当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文化和技术教育是犯人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核依据，也是上级部门对监狱改造成果考核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监狱对这两项教育非常重视。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点五十准时上课，每晚两个课时。
不少原先的文盲犯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育后，基本上能达到给家人写简单书信的水平。
所有教员都由犯人担任，我也是其中一个，在教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组组长职务。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安排各班的课时计划和考试计划，“优秀学员”的评审，完善各种资料等等，时间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还会为应对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彻夜加班。
支队教育科的老干事下来检查工作时，经常对我们的教育成绩给予肯定，他说你们也很辛苦，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辛苦。
虽然只是这样一句话，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努力和付出得到认可不容易，有些不知情的干部还认为我们教育组的人都是养尊处优的“特殊”犯。
可能是跟普通犯人身份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吧，干部们对教员们基本比较客气的，很少有当着其他犯人面训斥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了维护教员在犯群中的形象，干部给我们面子，犯人学员们自会顺理成章的尊师重教。这是管教干部们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在监狱里挨过三巴掌。
那是一个新调来的管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年轻气盛，对监狱工作缺乏经验。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制表、填写资料，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是背对着门坐着，所以没看见他。
同办公室的其他犯人教员看到他后都起立了，唯独我在那里坐着忙手头的活。
看到我坐着没动，他当时就恼怒了，走到我跟前呵斥我，我站起来跟他解释说因为太忙所以没反应过来。
刚解释了一半，他一个巴掌就呼到了我脸上，我闻到一股酒味，他喝酒了，干部酒后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而且这还是上班期间。
我只说了一句讲点理好吗？
然后又是两个巴掌，说我顶嘴，顶撞管教干部。由于他用力过猛，大盖帽都飞到油印机里面去了，粘了一帽子的油墨。
后来，有另外一个干部走了进来把他劝了出去，然后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大队部的处理让我非常尴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人，被人家打就打了，没啥想不开的。可是大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后作出了决定：让那个干事当着全体教员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大队领导说，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尊重犯人可以，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眼下从事的工作！
我跟教导员私下说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是我没尊重管教在先，我一个犯人，挨两巴掌就当长记性，我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让干部给我赔礼道歉，我不想得罪人，毕竟我的刑期还很长，请教导员理解。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最终没让那干事赔礼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教导员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把我这个犯人当人看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在监狱服刑的那些年里，没有其他管教训斥过我。
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下分队。
有时候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不得不去一下分队，每次走进分队院子里的时候，那些喝茶聊天的同犯们见了我会起身脱帽，这让我非常不自在，起身脱帽是见到管教干部后的礼貌性的动作，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介囚犯，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多次在课堂上给大家强调过下次不要这样，可是有些同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弄得我一想到去分队就头大。
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员，但是出了教室，我们都是来接受改造的，平起平坐的犯人，没有身份的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监狱里那些担任大组长、大统计、教研组长等“高职务”的犯人比较受人尊重，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我就是单纯的认为那不是尊重，那不过是害怕而已，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犯人们害怕的不过是其身后的“背景”，如果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们什么都不是。
犯人之间受尊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文化且低调的犯人，这种人一般脾气很好，很容易想处。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干部的重用，在得到重用后不仗势欺人。
还有一种是特别硬气和仗义的犯人。这些犯人敢作敢当，不会阳奉阴违，常常会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对混得好的犯人不溜须拍马，对混得差的犯人不歧视。
有人说，在监狱里，像人贩子、诈骗、强J犯会被人瞧不起。
这一点我也不能认同，像这种说法多半都来自猜测。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议论犯罪过程，因为相互议论犯罪过程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譬如，一个只会砸门撬锁的普通蟊贼，在改造中接触到会开保险柜的高智商犯人，经过“交流”后很有可能出狱后犯下更大的罪行。
但凡是进了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都不该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是有污点的人，都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来接受改造的犯人，动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看见这个问题，情不自禁的就想说两句。
2010年那年年轻气盛的我，因为打架至人重伤被判三年十个月，在看守所待了将近十个月，判决书下来之后被发配到监狱。
在监狱里，什么样的罪犯地位最低？
其实很多人所了解的监狱要么是电视上看到的，要么就是听别人说的。
首先监狱是什么？
“监狱”是服刑人员劳动改造的地方。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经过检察院起诉到法院开庭审判。再到判决书下达，最后分配到监狱进行劳动改造。
回到正题，到底什么样的罪犯地位最低呢？
其实监狱就是个小社会，服刑人员有各种各样的人。当然有劳动的地方就有管理者，并不是说因为你犯下的罪而进行地位划分，这就好比社会上有打工的，有经理，有老板是一样的。
我看到有好多回答者说：监狱地位低的有“强奸犯”“强奸幼女”的。犯这样罪的人在看守所里肯定会挨欺负，但是在监狱刚进去肯定会有人找麻烦，但是时间一长只要你做人做事没问题基本不会有人找麻烦，因为所有人都想早早挣分减刑回家，没人会纠结你犯的事。所以不存在地位低。地位划分也是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划分。
其次告诫大家不管生活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要考虑犯罪，现在刑法规定只要判过实刑的人会影响子女以后的教育的。
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监狱有误解，认为监狱里只有永远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
其实，真正的监狱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属于“脑力劳动者”，身为犯人的我，却得到了我认为不该有的尊重。
监狱里有学校，名为“育新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两项教育。其中文化课包括扫盲、小学和初中三门课，教材是统一的内部教材。
八九十年代，犯人当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文化和技术教育是犯人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核依据，也是上级部门对监狱改造成果考核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监狱对这两项教育非常重视。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点五十准时上课，每晚两个课时。
不少原先的文盲犯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育后，基本上能达到给家人写简单书信的水平。
所有教员都由犯人担任，我也是其中一个，在教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组组长职务。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安排各班的课时计划和考试计划，“优秀学员”的评审，完善各种资料等等，时间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还会为应对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彻夜加班。
支队教育科的老干事下来检查工作时，经常对我们的教育成绩给予肯定，他说你们也很辛苦，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辛苦。
虽然只是这样一句话，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努力和付出得到认可不容易，有些不知情的干部还认为我们教育组的人都是养尊处优的“特殊”犯。
可能是跟普通犯人身份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吧，干部们对教员们基本比较客气的，很少有当着其他犯人面训斥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了维护教员在犯群中的形象，干部给我们面子，犯人学员们自会顺理成章的尊师重教。这是管教干部们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在监狱里挨过三巴掌。
那是一个新调来的管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年轻气盛，对监狱工作缺乏经验。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制表、填写资料，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是背对着门坐着，所以没看见他。
同办公室的其他犯人教员看到他后都起立了，唯独我在那里坐着忙手头的活。
看到我坐着没动，他当时就恼怒了，走到我跟前呵斥我，我站起来跟他解释说因为太忙所以没反应过来。
刚解释了一半，他一个巴掌就呼到了我脸上，我闻到一股酒味，他喝酒了，干部酒后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而且这还是上班期间。
我只说了一句讲点理好吗？
然后又是两个巴掌，说我顶嘴，顶撞管教干部。由于他用力过猛，大盖帽都飞到油印机里面去了，粘了一帽子的油墨。
后来，有另外一个干部走了进来把他劝了出去，然后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大队部的处理让我非常尴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人，被人家打就打了，没啥想不开的。可是大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后作出了决定：让那个干事当着全体教员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大队领导说，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尊重犯人可以，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眼下从事的工作！
我跟教导员私下说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是我没尊重管教在先，我一个犯人，挨两巴掌就当长记性，我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让干部给我赔礼道歉，我不想得罪人，毕竟我的刑期还很长，请教导员理解。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最终没让那干事赔礼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教导员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把我这个犯人当人看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在监狱服刑的那些年里，没有其他管教训斥过我。
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下分队。
有时候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不得不去一下分队，每次走进分队院子里的时候，那些喝茶聊天的同犯们见了我会起身脱帽，这让我非常不自在，起身脱帽是见到管教干部后的礼貌性的动作，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介囚犯，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多次在课堂上给大家强调过下次不要这样，可是有些同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弄得我一想到去分队就头大。
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员，但是出了教室，我们都是来接受改造的，平起平坐的犯人，没有身份的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监狱里那些担任大组长、大统计、教研组长等“高职务”的犯人比较受人尊重，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我就是单纯的认为那不是尊重，那不过是害怕而已，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犯人们害怕的不过是其身后的“背景”，如果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们什么都不是。
犯人之间受尊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文化且低调的犯人，这种人一般脾气很好，很容易想处。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干部的重用，在得到重用后不仗势欺人。
还有一种是特别硬气和仗义的犯人。这些犯人敢作敢当，不会阳奉阴违，常常会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对混得好的犯人不溜须拍马，对混得差的犯人不歧视。
有人说，在监狱里，像人贩子、诈骗、强J犯会被人瞧不起。
这一点我也不能认同，像这种说法多半都来自猜测。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议论犯罪过程，因为相互议论犯罪过程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譬如，一个只会砸门撬锁的普通蟊贼，在改造中接触到会开保险柜的高智商犯人，经过“交流”后很有可能出狱后犯下更大的罪行。
但凡是进了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都不该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是有污点的人，都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来接受改造的犯人，动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在法律面前，在人民的眼睛里，都看不起。失去自由，失去一切，没有尊重，只有认罪服法，小心，低头面对，学习，改造。其他都是屁话多。上海市公安局司法部，新闻报道。报刊杂志，都发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监狱有误解，认为监狱里只有永远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
其实，真正的监狱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属于“脑力劳动者”，身为犯人的我，却得到了我认为不该有的尊重。
监狱里有学校，名为“育新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两项教育。其中文化课包括扫盲、小学和初中三门课，教材是统一的内部教材。
八九十年代，犯人当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文化和技术教育是犯人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核依据，也是上级部门对监狱改造成果考核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监狱对这两项教育非常重视。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点五十准时上课，每晚两个课时。
不少原先的文盲犯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育后，基本上能达到给家人写简单书信的水平。
所有教员都由犯人担任，我也是其中一个，在教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组组长职务。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安排各班的课时计划和考试计划，“优秀学员”的评审，完善各种资料等等，时间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还会为应对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彻夜加班。
支队教育科的老干事下来检查工作时，经常对我们的教育成绩给予肯定，他说你们也很辛苦，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辛苦。
虽然只是这样一句话，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努力和付出得到认可不容易，有些不知情的干部还认为我们教育组的人都是养尊处优的“特殊”犯。
可能是跟普通犯人身份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吧，干部们对教员们基本比较客气的，很少有当着其他犯人面训斥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了维护教员在犯群中的形象，干部给我们面子，犯人学员们自会顺理成章的尊师重教。这是管教干部们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在监狱里挨过三巴掌。
那是一个新调来的管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年轻气盛，对监狱工作缺乏经验。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制表、填写资料，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是背对着门坐着，所以没看见他。
同办公室的其他犯人教员看到他后都起立了，唯独我在那里坐着忙手头的活。
看到我坐着没动，他当时就恼怒了，走到我跟前呵斥我，我站起来跟他解释说因为太忙所以没反应过来。
刚解释了一半，他一个巴掌就呼到了我脸上，我闻到一股酒味，他喝酒了，干部酒后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而且这还是上班期间。
我只说了一句讲点理好吗？
然后又是两个巴掌，说我顶嘴，顶撞管教干部。由于他用力过猛，大盖帽都飞到油印机里面去了，粘了一帽子的油墨。
后来，有另外一个干部走了进来把他劝了出去，然后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大队部的处理让我非常尴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人，被人家打就打了，没啥想不开的。可是大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后作出了决定：让那个干事当着全体教员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大队领导说，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尊重犯人可以，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眼下从事的工作！
我跟教导员私下说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是我没尊重管教在先，我一个犯人，挨两巴掌就当长记性，我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让干部给我赔礼道歉，我不想得罪人，毕竟我的刑期还很长，请教导员理解。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最终没让那干事赔礼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教导员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把我这个犯人当人看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在监狱服刑的那些年里，没有其他管教训斥过我。
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下分队。
有时候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不得不去一下分队，每次走进分队院子里的时候，那些喝茶聊天的同犯们见了我会起身脱帽，这让我非常不自在，起身脱帽是见到管教干部后的礼貌性的动作，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介囚犯，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多次在课堂上给大家强调过下次不要这样，可是有些同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弄得我一想到去分队就头大。
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员，但是出了教室，我们都是来接受改造的，平起平坐的犯人，没有身份的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监狱里那些担任大组长、大统计、教研组长等“高职务”的犯人比较受人尊重，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我就是单纯的认为那不是尊重，那不过是害怕而已，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犯人们害怕的不过是其身后的“背景”，如果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们什么都不是。
犯人之间受尊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文化且低调的犯人，这种人一般脾气很好，很容易想处。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干部的重用，在得到重用后不仗势欺人。
还有一种是特别硬气和仗义的犯人。这些犯人敢作敢当，不会阳奉阴违，常常会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对混得好的犯人不溜须拍马，对混得差的犯人不歧视。
有人说，在监狱里，像人贩子、诈骗、强J犯会被人瞧不起。
这一点我也不能认同，像这种说法多半都来自猜测。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议论犯罪过程，因为相互议论犯罪过程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譬如，一个只会砸门撬锁的普通蟊贼，在改造中接触到会开保险柜的高智商犯人，经过“交流”后很有可能出狱后犯下更大的罪行。
但凡是进了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都不该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是有污点的人，都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来接受改造的犯人，动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看见这个问题，情不自禁的就想说两句。
2010年那年年轻气盛的我，因为打架至人重伤被判三年十个月，在看守所待了将近十个月，判决书下来之后被发配到监狱。
在监狱里，什么样的罪犯地位最低？
其实很多人所了解的监狱要么是电视上看到的，要么就是听别人说的。
首先监狱是什么？
“监狱”是服刑人员劳动改造的地方。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经过检察院起诉到法院开庭审判。再到判决书下达，最后分配到监狱进行劳动改造。
回到正题，到底什么样的罪犯地位最低呢？
其实监狱就是个小社会，服刑人员有各种各样的人。当然有劳动的地方就有管理者，并不是说因为你犯下的罪而进行地位划分，这就好比社会上有打工的，有经理，有老板是一样的。
我看到有好多回答者说：监狱地位低的有“强奸犯”“强奸幼女”的。犯这样罪的人在看守所里肯定会挨欺负，但是在监狱刚进去肯定会有人找麻烦，但是时间一长只要你做人做事没问题基本不会有人找麻烦，因为所有人都想早早挣分减刑回家，没人会纠结你犯的事。所以不存在地位低。地位划分也是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划分。
其次告诫大家不管生活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要考虑犯罪，现在刑法规定只要判过实刑的人会影响子女以后的教育的。
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监狱有误解，认为监狱里只有永远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
其实，真正的监狱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属于“脑力劳动者”，身为犯人的我，却得到了我认为不该有的尊重。
监狱里有学校，名为“育新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两项教育。其中文化课包括扫盲、小学和初中三门课，教材是统一的内部教材。
八九十年代，犯人当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文化和技术教育是犯人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核依据，也是上级部门对监狱改造成果考核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监狱对这两项教育非常重视。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点五十准时上课，每晚两个课时。
不少原先的文盲犯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育后，基本上能达到给家人写简单书信的水平。
所有教员都由犯人担任，我也是其中一个，在教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组组长职务。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安排各班的课时计划和考试计划，“优秀学员”的评审，完善各种资料等等，时间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还会为应对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彻夜加班。
支队教育科的老干事下来检查工作时，经常对我们的教育成绩给予肯定，他说你们也很辛苦，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辛苦。
虽然只是这样一句话，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努力和付出得到认可不容易，有些不知情的干部还认为我们教育组的人都是养尊处优的“特殊”犯。
可能是跟普通犯人身份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吧，干部们对教员们基本比较客气的，很少有当着其他犯人面训斥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了维护教员在犯群中的形象，干部给我们面子，犯人学员们自会顺理成章的尊师重教。这是管教干部们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在监狱里挨过三巴掌。
那是一个新调来的管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年轻气盛，对监狱工作缺乏经验。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制表、填写资料，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是背对着门坐着，所以没看见他。
同办公室的其他犯人教员看到他后都起立了，唯独我在那里坐着忙手头的活。
看到我坐着没动，他当时就恼怒了，走到我跟前呵斥我，我站起来跟他解释说因为太忙所以没反应过来。
刚解释了一半，他一个巴掌就呼到了我脸上，我闻到一股酒味，他喝酒了，干部酒后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而且这还是上班期间。
我只说了一句讲点理好吗？
然后又是两个巴掌，说我顶嘴，顶撞管教干部。由于他用力过猛，大盖帽都飞到油印机里面去了，粘了一帽子的油墨。
后来，有另外一个干部走了进来把他劝了出去，然后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大队部的处理让我非常尴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人，被人家打就打了，没啥想不开的。可是大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后作出了决定：让那个干事当着全体教员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大队领导说，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尊重犯人可以，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眼下从事的工作！
我跟教导员私下说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是我没尊重管教在先，我一个犯人，挨两巴掌就当长记性，我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让干部给我赔礼道歉，我不想得罪人，毕竟我的刑期还很长，请教导员理解。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最终没让那干事赔礼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教导员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把我这个犯人当人看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在监狱服刑的那些年里，没有其他管教训斥过我。
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下分队。
有时候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不得不去一下分队，每次走进分队院子里的时候，那些喝茶聊天的同犯们见了我会起身脱帽，这让我非常不自在，起身脱帽是见到管教干部后的礼貌性的动作，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介囚犯，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多次在课堂上给大家强调过下次不要这样，可是有些同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弄得我一想到去分队就头大。
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员，但是出了教室，我们都是来接受改造的，平起平坐的犯人，没有身份的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监狱里那些担任大组长、大统计、教研组长等“高职务”的犯人比较受人尊重，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我就是单纯的认为那不是尊重，那不过是害怕而已，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犯人们害怕的不过是其身后的“背景”，如果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们什么都不是。
犯人之间受尊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文化且低调的犯人，这种人一般脾气很好，很容易想处。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干部的重用，在得到重用后不仗势欺人。
还有一种是特别硬气和仗义的犯人。这些犯人敢作敢当，不会阳奉阴违，常常会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对混得好的犯人不溜须拍马，对混得差的犯人不歧视。
有人说，在监狱里，像人贩子、诈骗、强J犯会被人瞧不起。
这一点我也不能认同，像这种说法多半都来自猜测。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议论犯罪过程，因为相互议论犯罪过程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譬如，一个只会砸门撬锁的普通蟊贼，在改造中接触到会开保险柜的高智商犯人，经过“交流”后很有可能出狱后犯下更大的罪行。
但凡是进了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都不该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是有污点的人，都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来接受改造的犯人，动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总的来说放是对的，但不排除报少不该放的犯人，放出来后如再危害社会再抓不迟！
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监狱有误解，认为监狱里只有永远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
其实，真正的监狱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属于“脑力劳动者”，身为犯人的我，却得到了我认为不该有的尊重。
监狱里有学校，名为“育新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两项教育。其中文化课包括扫盲、小学和初中三门课，教材是统一的内部教材。
八九十年代，犯人当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文化和技术教育是犯人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核依据，也是上级部门对监狱改造成果考核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监狱对这两项教育非常重视。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点五十准时上课，每晚两个课时。
不少原先的文盲犯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育后，基本上能达到给家人写简单书信的水平。
所有教员都由犯人担任，我也是其中一个，在教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组组长职务。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安排各班的课时计划和考试计划，“优秀学员”的评审，完善各种资料等等，时间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还会为应对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彻夜加班。
支队教育科的老干事下来检查工作时，经常对我们的教育成绩给予肯定，他说你们也很辛苦，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辛苦。
虽然只是这样一句话，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努力和付出得到认可不容易，有些不知情的干部还认为我们教育组的人都是养尊处优的“特殊”犯。
可能是跟普通犯人身份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吧，干部们对教员们基本比较客气的，很少有当着其他犯人面训斥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了维护教员在犯群中的形象，干部给我们面子，犯人学员们自会顺理成章的尊师重教。这是管教干部们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在监狱里挨过三巴掌。
那是一个新调来的管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年轻气盛，对监狱工作缺乏经验。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制表、填写资料，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是背对着门坐着，所以没看见他。
同办公室的其他犯人教员看到他后都起立了，唯独我在那里坐着忙手头的活。
看到我坐着没动，他当时就恼怒了，走到我跟前呵斥我，我站起来跟他解释说因为太忙所以没反应过来。
刚解释了一半，他一个巴掌就呼到了我脸上，我闻到一股酒味，他喝酒了，干部酒后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而且这还是上班期间。
我只说了一句讲点理好吗？
然后又是两个巴掌，说我顶嘴，顶撞管教干部。由于他用力过猛，大盖帽都飞到油印机里面去了，粘了一帽子的油墨。
后来，有另外一个干部走了进来把他劝了出去，然后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大队部的处理让我非常尴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人，被人家打就打了，没啥想不开的。可是大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后作出了决定：让那个干事当着全体教员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大队领导说，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尊重犯人可以，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眼下从事的工作！
我跟教导员私下说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是我没尊重管教在先，我一个犯人，挨两巴掌就当长记性，我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让干部给我赔礼道歉，我不想得罪人，毕竟我的刑期还很长，请教导员理解。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最终没让那干事赔礼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教导员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把我这个犯人当人看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在监狱服刑的那些年里，没有其他管教训斥过我。
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下分队。
有时候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不得不去一下分队，每次走进分队院子里的时候，那些喝茶聊天的同犯们见了我会起身脱帽，这让我非常不自在，起身脱帽是见到管教干部后的礼貌性的动作，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介囚犯，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多次在课堂上给大家强调过下次不要这样，可是有些同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弄得我一想到去分队就头大。
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员，但是出了教室，我们都是来接受改造的，平起平坐的犯人，没有身份的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监狱里那些担任大组长、大统计、教研组长等“高职务”的犯人比较受人尊重，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我就是单纯的认为那不是尊重，那不过是害怕而已，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犯人们害怕的不过是其身后的“背景”，如果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们什么都不是。
犯人之间受尊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文化且低调的犯人，这种人一般脾气很好，很容易想处。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干部的重用，在得到重用后不仗势欺人。
还有一种是特别硬气和仗义的犯人。这些犯人敢作敢当，不会阳奉阴违，常常会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对混得好的犯人不溜须拍马，对混得差的犯人不歧视。
有人说，在监狱里，像人贩子、诈骗、强J犯会被人瞧不起。
这一点我也不能认同，像这种说法多半都来自猜测。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议论犯罪过程，因为相互议论犯罪过程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譬如，一个只会砸门撬锁的普通蟊贼，在改造中接触到会开保险柜的高智商犯人，经过“交流”后很有可能出狱后犯下更大的罪行。
但凡是进了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都不该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是有污点的人，都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来接受改造的犯人，动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在法律面前，在人民的眼睛里，都看不起。失去自由，失去一切，没有尊重，只有认罪服法，小心，低头面对，学习，改造。其他都是屁话多。上海市公安局司法部，新闻报道。报刊杂志，都发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监狱有误解，认为监狱里只有永远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
其实，真正的监狱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属于“脑力劳动者”，身为犯人的我，却得到了我认为不该有的尊重。
监狱里有学校，名为“育新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两项教育。其中文化课包括扫盲、小学和初中三门课，教材是统一的内部教材。
八九十年代，犯人当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文化和技术教育是犯人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核依据，也是上级部门对监狱改造成果考核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监狱对这两项教育非常重视。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点五十准时上课，每晚两个课时。
不少原先的文盲犯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育后，基本上能达到给家人写简单书信的水平。
所有教员都由犯人担任，我也是其中一个，在教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组组长职务。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安排各班的课时计划和考试计划，“优秀学员”的评审，完善各种资料等等，时间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还会为应对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彻夜加班。
支队教育科的老干事下来检查工作时，经常对我们的教育成绩给予肯定，他说你们也很辛苦，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辛苦。
虽然只是这样一句话，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努力和付出得到认可不容易，有些不知情的干部还认为我们教育组的人都是养尊处优的“特殊”犯。
可能是跟普通犯人身份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吧，干部们对教员们基本比较客气的，很少有当着其他犯人面训斥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了维护教员在犯群中的形象，干部给我们面子，犯人学员们自会顺理成章的尊师重教。这是管教干部们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在监狱里挨过三巴掌。
那是一个新调来的管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年轻气盛，对监狱工作缺乏经验。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制表、填写资料，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是背对着门坐着，所以没看见他。
同办公室的其他犯人教员看到他后都起立了，唯独我在那里坐着忙手头的活。
看到我坐着没动，他当时就恼怒了，走到我跟前呵斥我，我站起来跟他解释说因为太忙所以没反应过来。
刚解释了一半，他一个巴掌就呼到了我脸上，我闻到一股酒味，他喝酒了，干部酒后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而且这还是上班期间。
我只说了一句讲点理好吗？
然后又是两个巴掌，说我顶嘴，顶撞管教干部。由于他用力过猛，大盖帽都飞到油印机里面去了，粘了一帽子的油墨。
后来，有另外一个干部走了进来把他劝了出去，然后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大队部的处理让我非常尴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人，被人家打就打了，没啥想不开的。可是大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后作出了决定：让那个干事当着全体教员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大队领导说，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尊重犯人可以，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眼下从事的工作！
我跟教导员私下说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是我没尊重管教在先，我一个犯人，挨两巴掌就当长记性，我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让干部给我赔礼道歉，我不想得罪人，毕竟我的刑期还很长，请教导员理解。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最终没让那干事赔礼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教导员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把我这个犯人当人看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在监狱服刑的那些年里，没有其他管教训斥过我。
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下分队。
有时候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不得不去一下分队，每次走进分队院子里的时候，那些喝茶聊天的同犯们见了我会起身脱帽，这让我非常不自在，起身脱帽是见到管教干部后的礼貌性的动作，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介囚犯，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多次在课堂上给大家强调过下次不要这样，可是有些同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弄得我一想到去分队就头大。
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员，但是出了教室，我们都是来接受改造的，平起平坐的犯人，没有身份的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监狱里那些担任大组长、大统计、教研组长等“高职务”的犯人比较受人尊重，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我就是单纯的认为那不是尊重，那不过是害怕而已，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犯人们害怕的不过是其身后的“背景”，如果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们什么都不是。
犯人之间受尊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文化且低调的犯人，这种人一般脾气很好，很容易想处。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干部的重用，在得到重用后不仗势欺人。
还有一种是特别硬气和仗义的犯人。这些犯人敢作敢当，不会阳奉阴违，常常会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对混得好的犯人不溜须拍马，对混得差的犯人不歧视。
有人说，在监狱里，像人贩子、诈骗、强J犯会被人瞧不起。
这一点我也不能认同，像这种说法多半都来自猜测。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议论犯罪过程，因为相互议论犯罪过程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譬如，一个只会砸门撬锁的普通蟊贼，在改造中接触到会开保险柜的高智商犯人，经过“交流”后很有可能出狱后犯下更大的罪行。
但凡是进了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都不该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是有污点的人，都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来接受改造的犯人，动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看见这个问题，情不自禁的就想说两句。
2010年那年年轻气盛的我，因为打架至人重伤被判三年十个月，在看守所待了将近十个月，判决书下来之后被发配到监狱。
在监狱里，什么样的罪犯地位最低？
其实很多人所了解的监狱要么是电视上看到的，要么就是听别人说的。
首先监狱是什么？
“监狱”是服刑人员劳动改造的地方。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经过检察院起诉到法院开庭审判。再到判决书下达，最后分配到监狱进行劳动改造。
回到正题，到底什么样的罪犯地位最低呢？
其实监狱就是个小社会，服刑人员有各种各样的人。当然有劳动的地方就有管理者，并不是说因为你犯下的罪而进行地位划分，这就好比社会上有打工的，有经理，有老板是一样的。
我看到有好多回答者说：监狱地位低的有“强奸犯”“强奸幼女”的。犯这样罪的人在看守所里肯定会挨欺负，但是在监狱刚进去肯定会有人找麻烦，但是时间一长只要你做人做事没问题基本不会有人找麻烦，因为所有人都想早早挣分减刑回家，没人会纠结你犯的事。所以不存在地位低。地位划分也是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划分。
其次告诫大家不管生活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要考虑犯罪，现在刑法规定只要判过实刑的人会影响子女以后的教育的。
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监狱有误解，认为监狱里只有永远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
其实，真正的监狱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属于“脑力劳动者”，身为犯人的我，却得到了我认为不该有的尊重。
监狱里有学校，名为“育新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两项教育。其中文化课包括扫盲、小学和初中三门课，教材是统一的内部教材。
八九十年代，犯人当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文化和技术教育是犯人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核依据，也是上级部门对监狱改造成果考核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监狱对这两项教育非常重视。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点五十准时上课，每晚两个课时。
不少原先的文盲犯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育后，基本上能达到给家人写简单书信的水平。
所有教员都由犯人担任，我也是其中一个，在教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组组长职务。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安排各班的课时计划和考试计划，“优秀学员”的评审，完善各种资料等等，时间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还会为应对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彻夜加班。
支队教育科的老干事下来检查工作时，经常对我们的教育成绩给予肯定，他说你们也很辛苦，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辛苦。
虽然只是这样一句话，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努力和付出得到认可不容易，有些不知情的干部还认为我们教育组的人都是养尊处优的“特殊”犯。
可能是跟普通犯人身份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吧，干部们对教员们基本比较客气的，很少有当着其他犯人面训斥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了维护教员在犯群中的形象，干部给我们面子，犯人学员们自会顺理成章的尊师重教。这是管教干部们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在监狱里挨过三巴掌。
那是一个新调来的管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年轻气盛，对监狱工作缺乏经验。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制表、填写资料，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是背对着门坐着，所以没看见他。
同办公室的其他犯人教员看到他后都起立了，唯独我在那里坐着忙手头的活。
看到我坐着没动，他当时就恼怒了，走到我跟前呵斥我，我站起来跟他解释说因为太忙所以没反应过来。
刚解释了一半，他一个巴掌就呼到了我脸上，我闻到一股酒味，他喝酒了，干部酒后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而且这还是上班期间。
我只说了一句讲点理好吗？
然后又是两个巴掌，说我顶嘴，顶撞管教干部。由于他用力过猛，大盖帽都飞到油印机里面去了，粘了一帽子的油墨。
后来，有另外一个干部走了进来把他劝了出去，然后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大队部的处理让我非常尴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人，被人家打就打了，没啥想不开的。可是大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后作出了决定：让那个干事当着全体教员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大队领导说，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尊重犯人可以，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眼下从事的工作！
我跟教导员私下说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是我没尊重管教在先，我一个犯人，挨两巴掌就当长记性，我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让干部给我赔礼道歉，我不想得罪人，毕竟我的刑期还很长，请教导员理解。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最终没让那干事赔礼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教导员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把我这个犯人当人看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在监狱服刑的那些年里，没有其他管教训斥过我。
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下分队。
有时候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不得不去一下分队，每次走进分队院子里的时候，那些喝茶聊天的同犯们见了我会起身脱帽，这让我非常不自在，起身脱帽是见到管教干部后的礼貌性的动作，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介囚犯，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多次在课堂上给大家强调过下次不要这样，可是有些同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弄得我一想到去分队就头大。
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员，但是出了教室，我们都是来接受改造的，平起平坐的犯人，没有身份的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监狱里那些担任大组长、大统计、教研组长等“高职务”的犯人比较受人尊重，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我就是单纯的认为那不是尊重，那不过是害怕而已，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犯人们害怕的不过是其身后的“背景”，如果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们什么都不是。
犯人之间受尊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文化且低调的犯人，这种人一般脾气很好，很容易想处。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干部的重用，在得到重用后不仗势欺人。
还有一种是特别硬气和仗义的犯人。这些犯人敢作敢当，不会阳奉阴违，常常会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对混得好的犯人不溜须拍马，对混得差的犯人不歧视。
有人说，在监狱里，像人贩子、诈骗、强J犯会被人瞧不起。
这一点我也不能认同，像这种说法多半都来自猜测。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议论犯罪过程，因为相互议论犯罪过程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譬如，一个只会砸门撬锁的普通蟊贼，在改造中接触到会开保险柜的高智商犯人，经过“交流”后很有可能出狱后犯下更大的罪行。
但凡是进了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都不该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是有污点的人，都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来接受改造的犯人，动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总的来说放是对的，但不排除报少不该放的犯人，放出来后如再危害社会再抓不迟！
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监狱有误解，认为监狱里只有永远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
其实，真正的监狱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属于“脑力劳动者”，身为犯人的我，却得到了我认为不该有的尊重。
监狱里有学校，名为“育新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两项教育。其中文化课包括扫盲、小学和初中三门课，教材是统一的内部教材。
八九十年代，犯人当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文化和技术教育是犯人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核依据，也是上级部门对监狱改造成果考核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监狱对这两项教育非常重视。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点五十准时上课，每晚两个课时。
不少原先的文盲犯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育后，基本上能达到给家人写简单书信的水平。
所有教员都由犯人担任，我也是其中一个，在教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组组长职务。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安排各班的课时计划和考试计划，“优秀学员”的评审，完善各种资料等等，时间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还会为应对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彻夜加班。
支队教育科的老干事下来检查工作时，经常对我们的教育成绩给予肯定，他说你们也很辛苦，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辛苦。
虽然只是这样一句话，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努力和付出得到认可不容易，有些不知情的干部还认为我们教育组的人都是养尊处优的“特殊”犯。
可能是跟普通犯人身份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吧，干部们对教员们基本比较客气的，很少有当着其他犯人面训斥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了维护教员在犯群中的形象，干部给我们面子，犯人学员们自会顺理成章的尊师重教。这是管教干部们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在监狱里挨过三巴掌。
那是一个新调来的管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年轻气盛，对监狱工作缺乏经验。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制表、填写资料，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是背对着门坐着，所以没看见他。
同办公室的其他犯人教员看到他后都起立了，唯独我在那里坐着忙手头的活。
看到我坐着没动，他当时就恼怒了，走到我跟前呵斥我，我站起来跟他解释说因为太忙所以没反应过来。
刚解释了一半，他一个巴掌就呼到了我脸上，我闻到一股酒味，他喝酒了，干部酒后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而且这还是上班期间。
我只说了一句讲点理好吗？
然后又是两个巴掌，说我顶嘴，顶撞管教干部。由于他用力过猛，大盖帽都飞到油印机里面去了，粘了一帽子的油墨。
后来，有另外一个干部走了进来把他劝了出去，然后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大队部的处理让我非常尴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人，被人家打就打了，没啥想不开的。可是大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后作出了决定：让那个干事当着全体教员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大队领导说，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尊重犯人可以，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眼下从事的工作！
我跟教导员私下说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是我没尊重管教在先，我一个犯人，挨两巴掌就当长记性，我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让干部给我赔礼道歉，我不想得罪人，毕竟我的刑期还很长，请教导员理解。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最终没让那干事赔礼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教导员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把我这个犯人当人看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在监狱服刑的那些年里，没有其他管教训斥过我。
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下分队。
有时候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不得不去一下分队，每次走进分队院子里的时候，那些喝茶聊天的同犯们见了我会起身脱帽，这让我非常不自在，起身脱帽是见到管教干部后的礼貌性的动作，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介囚犯，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多次在课堂上给大家强调过下次不要这样，可是有些同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弄得我一想到去分队就头大。
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员，但是出了教室，我们都是来接受改造的，平起平坐的犯人，没有身份的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监狱里那些担任大组长、大统计、教研组长等“高职务”的犯人比较受人尊重，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我就是单纯的认为那不是尊重，那不过是害怕而已，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犯人们害怕的不过是其身后的“背景”，如果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们什么都不是。
犯人之间受尊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文化且低调的犯人，这种人一般脾气很好，很容易想处。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干部的重用，在得到重用后不仗势欺人。
还有一种是特别硬气和仗义的犯人。这些犯人敢作敢当，不会阳奉阴违，常常会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对混得好的犯人不溜须拍马，对混得差的犯人不歧视。
有人说，在监狱里，像人贩子、诈骗、强J犯会被人瞧不起。
这一点我也不能认同，像这种说法多半都来自猜测。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议论犯罪过程，因为相互议论犯罪过程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譬如，一个只会砸门撬锁的普通蟊贼，在改造中接触到会开保险柜的高智商犯人，经过“交流”后很有可能出狱后犯下更大的罪行。
但凡是进了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都不该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是有污点的人，都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来接受改造的犯人，动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们在电影电视上看到很多英雄先烈就义时，高呼口号。但现在处决犯人时，决对不容许喊叫的。这是在处决前采取措施，犯人想喊叫也喊不出来。
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监狱有误解，认为监狱里只有永远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
其实，真正的监狱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属于“脑力劳动者”，身为犯人的我，却得到了我认为不该有的尊重。
监狱里有学校，名为“育新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两项教育。其中文化课包括扫盲、小学和初中三门课，教材是统一的内部教材。
八九十年代，犯人当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文化和技术教育是犯人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核依据，也是上级部门对监狱改造成果考核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监狱对这两项教育非常重视。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点五十准时上课，每晚两个课时。
不少原先的文盲犯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育后，基本上能达到给家人写简单书信的水平。
所有教员都由犯人担任，我也是其中一个，在教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组组长职务。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安排各班的课时计划和考试计划，“优秀学员”的评审，完善各种资料等等，时间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还会为应对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彻夜加班。
支队教育科的老干事下来检查工作时，经常对我们的教育成绩给予肯定，他说你们也很辛苦，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辛苦。
虽然只是这样一句话，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努力和付出得到认可不容易，有些不知情的干部还认为我们教育组的人都是养尊处优的“特殊”犯。
可能是跟普通犯人身份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吧，干部们对教员们基本比较客气的，很少有当着其他犯人面训斥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了维护教员在犯群中的形象，干部给我们面子，犯人学员们自会顺理成章的尊师重教。这是管教干部们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在监狱里挨过三巴掌。
那是一个新调来的管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年轻气盛，对监狱工作缺乏经验。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制表、填写资料，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是背对着门坐着，所以没看见他。
同办公室的其他犯人教员看到他后都起立了，唯独我在那里坐着忙手头的活。
看到我坐着没动，他当时就恼怒了，走到我跟前呵斥我，我站起来跟他解释说因为太忙所以没反应过来。
刚解释了一半，他一个巴掌就呼到了我脸上，我闻到一股酒味，他喝酒了，干部酒后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而且这还是上班期间。
我只说了一句讲点理好吗？
然后又是两个巴掌，说我顶嘴，顶撞管教干部。由于他用力过猛，大盖帽都飞到油印机里面去了，粘了一帽子的油墨。
后来，有另外一个干部走了进来把他劝了出去，然后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大队部的处理让我非常尴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人，被人家打就打了，没啥想不开的。可是大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后作出了决定：让那个干事当着全体教员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大队领导说，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尊重犯人可以，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眼下从事的工作！
我跟教导员私下说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是我没尊重管教在先，我一个犯人，挨两巴掌就当长记性，我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让干部给我赔礼道歉，我不想得罪人，毕竟我的刑期还很长，请教导员理解。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最终没让那干事赔礼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教导员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把我这个犯人当人看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在监狱服刑的那些年里，没有其他管教训斥过我。
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下分队。
有时候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不得不去一下分队，每次走进分队院子里的时候，那些喝茶聊天的同犯们见了我会起身脱帽，这让我非常不自在，起身脱帽是见到管教干部后的礼貌性的动作，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介囚犯，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多次在课堂上给大家强调过下次不要这样，可是有些同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弄得我一想到去分队就头大。
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员，但是出了教室，我们都是来接受改造的，平起平坐的犯人，没有身份的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监狱里那些担任大组长、大统计、教研组长等“高职务”的犯人比较受人尊重，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我就是单纯的认为那不是尊重，那不过是害怕而已，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犯人们害怕的不过是其身后的“背景”，如果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们什么都不是。
犯人之间受尊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文化且低调的犯人，这种人一般脾气很好，很容易想处。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干部的重用，在得到重用后不仗势欺人。
还有一种是特别硬气和仗义的犯人。这些犯人敢作敢当，不会阳奉阴违，常常会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对混得好的犯人不溜须拍马，对混得差的犯人不歧视。
有人说，在监狱里，像人贩子、诈骗、强J犯会被人瞧不起。
这一点我也不能认同，像这种说法多半都来自猜测。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议论犯罪过程，因为相互议论犯罪过程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譬如，一个只会砸门撬锁的普通蟊贼，在改造中接触到会开保险柜的高智商犯人，经过“交流”后很有可能出狱后犯下更大的罪行。
但凡是进了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都不该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是有污点的人，都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来接受改造的犯人，动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在法律面前，在人民的眼睛里，都看不起。失去自由，失去一切，没有尊重，只有认罪服法，小心，低头面对，学习，改造。其他都是屁话多。上海市公安局司法部，新闻报道。报刊杂志，都发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监狱有误解，认为监狱里只有永远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
其实，真正的监狱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属于“脑力劳动者”，身为犯人的我，却得到了我认为不该有的尊重。
监狱里有学校，名为“育新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两项教育。其中文化课包括扫盲、小学和初中三门课，教材是统一的内部教材。
八九十年代，犯人当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文化和技术教育是犯人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核依据，也是上级部门对监狱改造成果考核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监狱对这两项教育非常重视。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点五十准时上课，每晚两个课时。
不少原先的文盲犯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育后，基本上能达到给家人写简单书信的水平。
所有教员都由犯人担任，我也是其中一个，在教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组组长职务。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安排各班的课时计划和考试计划，“优秀学员”的评审，完善各种资料等等，时间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还会为应对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彻夜加班。
支队教育科的老干事下来检查工作时，经常对我们的教育成绩给予肯定，他说你们也很辛苦，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辛苦。
虽然只是这样一句话，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努力和付出得到认可不容易，有些不知情的干部还认为我们教育组的人都是养尊处优的“特殊”犯。
可能是跟普通犯人身份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吧，干部们对教员们基本比较客气的，很少有当着其他犯人面训斥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了维护教员在犯群中的形象，干部给我们面子，犯人学员们自会顺理成章的尊师重教。这是管教干部们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在监狱里挨过三巴掌。
那是一个新调来的管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年轻气盛，对监狱工作缺乏经验。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制表、填写资料，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是背对着门坐着，所以没看见他。
同办公室的其他犯人教员看到他后都起立了，唯独我在那里坐着忙手头的活。
看到我坐着没动，他当时就恼怒了，走到我跟前呵斥我，我站起来跟他解释说因为太忙所以没反应过来。
刚解释了一半，他一个巴掌就呼到了我脸上，我闻到一股酒味，他喝酒了，干部酒后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而且这还是上班期间。
我只说了一句讲点理好吗？
然后又是两个巴掌，说我顶嘴，顶撞管教干部。由于他用力过猛，大盖帽都飞到油印机里面去了，粘了一帽子的油墨。
后来，有另外一个干部走了进来把他劝了出去，然后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大队部的处理让我非常尴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人，被人家打就打了，没啥想不开的。可是大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后作出了决定：让那个干事当着全体教员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大队领导说，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尊重犯人可以，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眼下从事的工作！
我跟教导员私下说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是我没尊重管教在先，我一个犯人，挨两巴掌就当长记性，我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让干部给我赔礼道歉，我不想得罪人，毕竟我的刑期还很长，请教导员理解。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最终没让那干事赔礼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教导员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把我这个犯人当人看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在监狱服刑的那些年里，没有其他管教训斥过我。
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下分队。
有时候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不得不去一下分队，每次走进分队院子里的时候，那些喝茶聊天的同犯们见了我会起身脱帽，这让我非常不自在，起身脱帽是见到管教干部后的礼貌性的动作，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介囚犯，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多次在课堂上给大家强调过下次不要这样，可是有些同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弄得我一想到去分队就头大。
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员，但是出了教室，我们都是来接受改造的，平起平坐的犯人，没有身份的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监狱里那些担任大组长、大统计、教研组长等“高职务”的犯人比较受人尊重，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我就是单纯的认为那不是尊重，那不过是害怕而已，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犯人们害怕的不过是其身后的“背景”，如果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们什么都不是。
犯人之间受尊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文化且低调的犯人，这种人一般脾气很好，很容易想处。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干部的重用，在得到重用后不仗势欺人。
还有一种是特别硬气和仗义的犯人。这些犯人敢作敢当，不会阳奉阴违，常常会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对混得好的犯人不溜须拍马，对混得差的犯人不歧视。
有人说，在监狱里，像人贩子、诈骗、强J犯会被人瞧不起。
这一点我也不能认同，像这种说法多半都来自猜测。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议论犯罪过程，因为相互议论犯罪过程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譬如，一个只会砸门撬锁的普通蟊贼，在改造中接触到会开保险柜的高智商犯人，经过“交流”后很有可能出狱后犯下更大的罪行。
但凡是进了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都不该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是有污点的人，都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来接受改造的犯人，动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看见这个问题，情不自禁的就想说两句。
2010年那年年轻气盛的我，因为打架至人重伤被判三年十个月，在看守所待了将近十个月，判决书下来之后被发配到监狱。
在监狱里，什么样的罪犯地位最低？
其实很多人所了解的监狱要么是电视上看到的，要么就是听别人说的。
首先监狱是什么？
“监狱”是服刑人员劳动改造的地方。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经过检察院起诉到法院开庭审判。再到判决书下达，最后分配到监狱进行劳动改造。
回到正题，到底什么样的罪犯地位最低呢？
其实监狱就是个小社会，服刑人员有各种各样的人。当然有劳动的地方就有管理者，并不是说因为你犯下的罪而进行地位划分，这就好比社会上有打工的，有经理，有老板是一样的。
我看到有好多回答者说：监狱地位低的有“强奸犯”“强奸幼女”的。犯这样罪的人在看守所里肯定会挨欺负，但是在监狱刚进去肯定会有人找麻烦，但是时间一长只要你做人做事没问题基本不会有人找麻烦，因为所有人都想早早挣分减刑回家，没人会纠结你犯的事。所以不存在地位低。地位划分也是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划分。
其次告诫大家不管生活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要考虑犯罪，现在刑法规定只要判过实刑的人会影响子女以后的教育的。
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监狱有误解，认为监狱里只有永远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
其实，真正的监狱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属于“脑力劳动者”，身为犯人的我，却得到了我认为不该有的尊重。
监狱里有学校，名为“育新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两项教育。其中文化课包括扫盲、小学和初中三门课，教材是统一的内部教材。
八九十年代，犯人当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文化和技术教育是犯人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核依据，也是上级部门对监狱改造成果考核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监狱对这两项教育非常重视。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点五十准时上课，每晚两个课时。
不少原先的文盲犯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育后，基本上能达到给家人写简单书信的水平。
所有教员都由犯人担任，我也是其中一个，在教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组组长职务。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安排各班的课时计划和考试计划，“优秀学员”的评审，完善各种资料等等，时间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还会为应对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彻夜加班。
支队教育科的老干事下来检查工作时，经常对我们的教育成绩给予肯定，他说你们也很辛苦，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辛苦。
虽然只是这样一句话，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努力和付出得到认可不容易，有些不知情的干部还认为我们教育组的人都是养尊处优的“特殊”犯。
可能是跟普通犯人身份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吧，干部们对教员们基本比较客气的，很少有当着其他犯人面训斥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了维护教员在犯群中的形象，干部给我们面子，犯人学员们自会顺理成章的尊师重教。这是管教干部们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在监狱里挨过三巴掌。
那是一个新调来的管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年轻气盛，对监狱工作缺乏经验。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制表、填写资料，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是背对着门坐着，所以没看见他。
同办公室的其他犯人教员看到他后都起立了，唯独我在那里坐着忙手头的活。
看到我坐着没动，他当时就恼怒了，走到我跟前呵斥我，我站起来跟他解释说因为太忙所以没反应过来。
刚解释了一半，他一个巴掌就呼到了我脸上，我闻到一股酒味，他喝酒了，干部酒后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而且这还是上班期间。
我只说了一句讲点理好吗？
然后又是两个巴掌，说我顶嘴，顶撞管教干部。由于他用力过猛，大盖帽都飞到油印机里面去了，粘了一帽子的油墨。
后来，有另外一个干部走了进来把他劝了出去，然后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大队部的处理让我非常尴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人，被人家打就打了，没啥想不开的。可是大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后作出了决定：让那个干事当着全体教员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大队领导说，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尊重犯人可以，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眼下从事的工作！
我跟教导员私下说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是我没尊重管教在先，我一个犯人，挨两巴掌就当长记性，我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让干部给我赔礼道歉，我不想得罪人，毕竟我的刑期还很长，请教导员理解。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最终没让那干事赔礼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教导员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把我这个犯人当人看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在监狱服刑的那些年里，没有其他管教训斥过我。
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下分队。
有时候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不得不去一下分队，每次走进分队院子里的时候，那些喝茶聊天的同犯们见了我会起身脱帽，这让我非常不自在，起身脱帽是见到管教干部后的礼貌性的动作，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介囚犯，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多次在课堂上给大家强调过下次不要这样，可是有些同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弄得我一想到去分队就头大。
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员，但是出了教室，我们都是来接受改造的，平起平坐的犯人，没有身份的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监狱里那些担任大组长、大统计、教研组长等“高职务”的犯人比较受人尊重，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我就是单纯的认为那不是尊重，那不过是害怕而已，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犯人们害怕的不过是其身后的“背景”，如果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们什么都不是。
犯人之间受尊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文化且低调的犯人，这种人一般脾气很好，很容易想处。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干部的重用，在得到重用后不仗势欺人。
还有一种是特别硬气和仗义的犯人。这些犯人敢作敢当，不会阳奉阴违，常常会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对混得好的犯人不溜须拍马，对混得差的犯人不歧视。
有人说，在监狱里，像人贩子、诈骗、强J犯会被人瞧不起。
这一点我也不能认同，像这种说法多半都来自猜测。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议论犯罪过程，因为相互议论犯罪过程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譬如，一个只会砸门撬锁的普通蟊贼，在改造中接触到会开保险柜的高智商犯人，经过“交流”后很有可能出狱后犯下更大的罪行。
但凡是进了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都不该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是有污点的人，都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来接受改造的犯人，动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总的来说放是对的，但不排除报少不该放的犯人，放出来后如再危害社会再抓不迟！
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监狱有误解，认为监狱里只有永远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
其实，真正的监狱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属于“脑力劳动者”，身为犯人的我，却得到了我认为不该有的尊重。
监狱里有学校，名为“育新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两项教育。其中文化课包括扫盲、小学和初中三门课，教材是统一的内部教材。
八九十年代，犯人当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文化和技术教育是犯人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核依据，也是上级部门对监狱改造成果考核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监狱对这两项教育非常重视。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点五十准时上课，每晚两个课时。
不少原先的文盲犯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育后，基本上能达到给家人写简单书信的水平。
所有教员都由犯人担任，我也是其中一个，在教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组组长职务。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安排各班的课时计划和考试计划，“优秀学员”的评审，完善各种资料等等，时间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还会为应对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彻夜加班。
支队教育科的老干事下来检查工作时，经常对我们的教育成绩给予肯定，他说你们也很辛苦，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辛苦。
虽然只是这样一句话，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努力和付出得到认可不容易，有些不知情的干部还认为我们教育组的人都是养尊处优的“特殊”犯。
可能是跟普通犯人身份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吧，干部们对教员们基本比较客气的，很少有当着其他犯人面训斥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了维护教员在犯群中的形象，干部给我们面子，犯人学员们自会顺理成章的尊师重教。这是管教干部们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在监狱里挨过三巴掌。
那是一个新调来的管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年轻气盛，对监狱工作缺乏经验。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制表、填写资料，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是背对着门坐着，所以没看见他。
同办公室的其他犯人教员看到他后都起立了，唯独我在那里坐着忙手头的活。
看到我坐着没动，他当时就恼怒了，走到我跟前呵斥我，我站起来跟他解释说因为太忙所以没反应过来。
刚解释了一半，他一个巴掌就呼到了我脸上，我闻到一股酒味，他喝酒了，干部酒后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而且这还是上班期间。
我只说了一句讲点理好吗？
然后又是两个巴掌，说我顶嘴，顶撞管教干部。由于他用力过猛，大盖帽都飞到油印机里面去了，粘了一帽子的油墨。
后来，有另外一个干部走了进来把他劝了出去，然后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大队部的处理让我非常尴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人，被人家打就打了，没啥想不开的。可是大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后作出了决定：让那个干事当着全体教员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大队领导说，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尊重犯人可以，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眼下从事的工作！
我跟教导员私下说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是我没尊重管教在先，我一个犯人，挨两巴掌就当长记性，我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让干部给我赔礼道歉，我不想得罪人，毕竟我的刑期还很长，请教导员理解。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最终没让那干事赔礼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教导员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把我这个犯人当人看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在监狱服刑的那些年里，没有其他管教训斥过我。
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下分队。
有时候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不得不去一下分队，每次走进分队院子里的时候，那些喝茶聊天的同犯们见了我会起身脱帽，这让我非常不自在，起身脱帽是见到管教干部后的礼貌性的动作，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介囚犯，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多次在课堂上给大家强调过下次不要这样，可是有些同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弄得我一想到去分队就头大。
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员，但是出了教室，我们都是来接受改造的，平起平坐的犯人，没有身份的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监狱里那些担任大组长、大统计、教研组长等“高职务”的犯人比较受人尊重，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我就是单纯的认为那不是尊重，那不过是害怕而已，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犯人们害怕的不过是其身后的“背景”，如果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们什么都不是。
犯人之间受尊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文化且低调的犯人，这种人一般脾气很好，很容易想处。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干部的重用，在得到重用后不仗势欺人。
还有一种是特别硬气和仗义的犯人。这些犯人敢作敢当，不会阳奉阴违，常常会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对混得好的犯人不溜须拍马，对混得差的犯人不歧视。
有人说，在监狱里，像人贩子、诈骗、强J犯会被人瞧不起。
这一点我也不能认同，像这种说法多半都来自猜测。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议论犯罪过程，因为相互议论犯罪过程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譬如，一个只会砸门撬锁的普通蟊贼，在改造中接触到会开保险柜的高智商犯人，经过“交流”后很有可能出狱后犯下更大的罪行。
但凡是进了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都不该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是有污点的人，都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来接受改造的犯人，动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们在电影电视上看到很多英雄先烈就义时，高呼口号。但现在处决犯人时，决对不容许喊叫的。这是在处决前采取措施，犯人想喊叫也喊不出来。
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监狱有误解，认为监狱里只有永远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
其实，真正的监狱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属于“脑力劳动者”，身为犯人的我，却得到了我认为不该有的尊重。
监狱里有学校，名为“育新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两项教育。其中文化课包括扫盲、小学和初中三门课，教材是统一的内部教材。
八九十年代，犯人当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文化和技术教育是犯人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核依据，也是上级部门对监狱改造成果考核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监狱对这两项教育非常重视。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点五十准时上课，每晚两个课时。
不少原先的文盲犯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育后，基本上能达到给家人写简单书信的水平。
所有教员都由犯人担任，我也是其中一个，在教书的同时还兼任教研组组长职务。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安排各班的课时计划和考试计划，“优秀学员”的评审，完善各种资料等等，时间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还会为应对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彻夜加班。
支队教育科的老干事下来检查工作时，经常对我们的教育成绩给予肯定，他说你们也很辛苦，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辛苦。
虽然只是这样一句话，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努力和付出得到认可不容易，有些不知情的干部还认为我们教育组的人都是养尊处优的“特殊”犯。
可能是跟普通犯人身份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吧，干部们对教员们基本比较客气的，很少有当着其他犯人面训斥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了维护教员在犯群中的形象，干部给我们面子，犯人学员们自会顺理成章的尊师重教。这是管教干部们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在监狱里挨过三巴掌。
那是一个新调来的管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年轻气盛，对监狱工作缺乏经验。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制表、填写资料，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是背对着门坐着，所以没看见他。
同办公室的其他犯人教员看到他后都起立了，唯独我在那里坐着忙手头的活。
看到我坐着没动，他当时就恼怒了，走到我跟前呵斥我，我站起来跟他解释说因为太忙所以没反应过来。
刚解释了一半，他一个巴掌就呼到了我脸上，我闻到一股酒味，他喝酒了，干部酒后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而且这还是上班期间。
我只说了一句讲点理好吗？
然后又是两个巴掌，说我顶嘴，顶撞管教干部。由于他用力过猛，大盖帽都飞到油印机里面去了，粘了一帽子的油墨。
后来，有另外一个干部走了进来把他劝了出去，然后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大队部的处理让我非常尴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人，被人家打就打了，没啥想不开的。可是大队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后作出了决定：让那个干事当着全体教员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大队领导说，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尊重犯人可以，但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眼下从事的工作！
我跟教导员私下说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是我没尊重管教在先，我一个犯人，挨两巴掌就当长记性，我不想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让干部给我赔礼道歉，我不想得罪人，毕竟我的刑期还很长，请教导员理解。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最终没让那干事赔礼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教导员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把我这个犯人当人看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在监狱服刑的那些年里，没有其他管教训斥过我。
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下分队。
有时候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不得不去一下分队，每次走进分队院子里的时候，那些喝茶聊天的同犯们见了我会起身脱帽，这让我非常不自在，起身脱帽是见到管教干部后的礼貌性的动作，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介囚犯，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多次在课堂上给大家强调过下次不要这样，可是有些同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弄得我一想到去分队就头大。
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员，但是出了教室，我们都是来接受改造的，平起平坐的犯人，没有身份的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监狱里那些担任大组长、大统计、教研组长等“高职务”的犯人比较受人尊重，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我就是单纯的认为那不是尊重，那不过是害怕而已，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犯人们害怕的不过是其身后的“背景”，如果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们什么都不是。
犯人之间受尊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文化且低调的犯人，这种人一般脾气很好，很容易想处。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干部的重用，在得到重用后不仗势欺人。
还有一种是特别硬气和仗义的犯人。这些犯人敢作敢当，不会阳奉阴违，常常会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对混得好的犯人不溜须拍马，对混得差的犯人不歧视。
有人说，在监狱里，像人贩子、诈骗、强J犯会被人瞧不起。
这一点我也不能认同，像这种说法多半都来自猜测。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议论犯罪过程，因为相互议论犯罪过程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譬如，一个只会砸门撬锁的普通蟊贼，在改造中接触到会开保险柜的高智商犯人，经过“交流”后很有可能出狱后犯下更大的罪行。
但凡是进了监狱接受改造的犯人，都不该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是有污点的人，都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来接受改造的犯人，动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不想怎么看，我就想问一下这个4000女囚犯的监狱是不是在中国，要是不在中国看她干嘛，这事不可能出在中国，终天编这些事有啥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