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迁都长安，赢了军事仗，输了政治仗！

为什么说赢了政治仗？

董卓迁都时面临的形势是什么？是所谓的“十八路诸侯讨董”，实质上是以“二袁”为首关东军阀对以董卓为首的关西军阀的势力挤压，是两汉以来“关西出将、关东出相”传统的一种延续，是“相”对“将”的战争。

从地形来看，洛阳是天下通衢之地，水运发达，作为首都来说是非常合格的。但防守起来就颇为吃力了，东有虎牢关，南有汜水关、北有板浦津，可谓三面受敌，一旦敌人突破关口，便可纵兵驰骋，北面是黄河，一旦关东联军组建水军，对于西凉旱鸭子来说更是无险可守。反观之长安，对于董卓来说，只有东面接敌，只要卡死函谷关、潼关、武关，就有种强秦坐长安虎踞关东的形势，坐观关东军阀混战。事实上，最后的局面也确实如董卓所想，董卓据长安而观关东军阀的“二袁之争”。然而董卓没有算到的是自己的命运——只有强秦之势，却无强秦之命，这也是为什么说董卓输了政治仗的结果。

为什么说输了政治仗？

董卓是什么出身？史载董卓出身于陇西良家子，长于凉州。在大汉朝的“士族——豪强——良家子——自耕农”等级社会中，毫无疑问是处于中下层的。这样一个人主政，在整个有士族豪强构成的朝廷眼中，毫无疑问是名不正言不顺，会激起士族豪强的反对。而董卓拥关中而坐观关东成败的前提是什么，是“拥关中”，是治理关中，发展民生。而董卓集团的长处是什么？是董卓自汉末以来东征西讨建立起来的“西凉军”，是其和东汉以来长久屹立在朝堂上宦官集团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长处在军而不在治政。

而董卓一面废立皇帝、劫夺公卿，一面却又拉拢士人，加封蔡邕等人，这种在立场上“反复横跳”的行为，正是董卓这种良家子出身，手掌大权，欲要融入士人集团而不得的生动表现。正是董卓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了董卓集团的内部离心，加之“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来的以公卿百官为代表的士人集团和关东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士人疯狂的对董卓反扑，正所谓，只有前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道理，董卓能防得住一次，哪能防得住下一次呢。从董卓集团迁都长安后，所经历的政治反扑有多频繁，我们也可看出。正是这种频繁的反扑，也导致了董卓自身越来越暴虐的性格，这种欲求而不得的心理，导致了董卓在欲望中逐渐变态。这就是一种将“自己拉到和敌人一个水平，让敌人用丰富的经验打败自己”的版本。

董卓集团的出路在哪？

飞熊军

董卓集团想要融入士人集团无疑是难如登天的，那么董卓集团的出路在哪？只有八个字“先军政治、拉拢豪强”：其一先军政治，毫无疑问，退守长安是正确的，但是，将皇帝放置在洛阳和关东军阀形成缓冲才是一直更正确的选择。关陇之地天然四塞，易守难攻，可也以向西拓展丝路之利，放弃拉拢士族，以“西凉军”为先，将西凉军撒入关陇各个阶层，让“军”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其二拉拢豪强，须知士族豪强内部，也是有等级之分的，就出身而言，董卓拉拢大士族大豪强无疑是一种事倍功半的选择。而雍凉二州的士族豪强，恰恰在整个东汉士族版图内是二等存在，抓住这样的豪强心理，加之董卓关西人的出身，董卓完全可以出得起归拢这些豪强的代价。

新关陇贵族集团

“先军政治、拉拢豪强”可以稳固住雍凉二州的基本盘，一旦稳固，董卓集团和雍凉士族豪强深度绑定。一两代人一过，董卓集团就一定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新关陇贵族，这才是董卓集团真正争霸天下的基石。这也就是后世隋唐奠基的关陇贵族集团从武川镇形成的关陇贵族集团的故智。

董卓挟天子回归长安京城，是为了显示其正统性，以便号令天下诸侯，是别有用心的，因此也不会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