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悟空”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纠正一下您的说法，名相魏征死后只是被推倒了墓碑，取消了公主与其子的婚约，东征高丽失败后，唐太宗又为其重修了墓碑，恢复了名誉，而且让其子继承了他的郑国公爵位。所以谈不上“下场”，更谈不上“惨”。
至于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在魏征死后与之反目，推其本人墓碑、削其爵位封号、悔其子婚约的问题，评家各有说辞，归纳其来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太子李承乾围宫效“玄武门之变”谋反，肇事者吏部尚书侯君集、涉事者中书侍郎杜正伦，正好是魏征薨前向唐太宗推荐的两个宰相人选，于是唐太宗疑心顿起，认为魏征与谋反有关联或结盟“太子党”。第二个原因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抗衡，关陇集团是李唐赖以起家的嫡系世家，而以贵族自居的山东世家集团自始至终明里不说暗里不服，较量始终在水底潜行。唐太宗一度起意从山东集团派兵攻打高丽，以削弱山东集团实力，均被魏征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竭力劝阻，唐太宗后来让史官编写家族史，将关陇世家排位第一，而山东世家降位第三，魏征、杜正伦均为河北人，按地缘关系都属山东集团。唐太宗之所以借“太子案”对魏征下手，也是对山东集团实施实质性打击的手段之一。第三个原因是魏征私自将与唐太宗讨论议事的记录本交给史官观看，暴露了君臣隐私，折损了唐太宗权威和形象，引燃了唐太宗怒火。
对于上述三个原因分析，窃以为都是正确的，符合当时的历史客观场景，但基本是就事论事，而未涉及深层次的根源。
首先，我们试想一下，唐太宗为什么向大臣特别是魏征善纳谏言几乎到了俯首贴耳的地步？回首历史，历朝历代所有有作为的皇帝除了唐太宗没有一个能做到的，之所以强调唐太宗而不说李世民，是因为所有皇帝在真正大统之前都能做到，而一旦当稳皇帝就肯定做不到，李世民却成了例外的另类。事有其异，必有其因，这与李世民取得政权的方式有绝对的关系。“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以血腥的方式，囚父、杀兄、轼弟、诛亲族，尽管皇权争夺的残酷性早已决定了不是对方死、就是李世民一方死，但毕竟是上百条亲人的命和上千条将士的命换来的，特别是亲手自己的手足至亲，李世民的心理能不受到打击和折磨吗？想当初，在玄武门李世民亲手射杀兄长李建成后，就已连吓带愧地魂飞魄散六神失主坠下马来，若不是尉迟敬德及时赶到，恐怕早已被李元吉用弓弦勒死了。随后的大肆清算，虽然李世民没有亲自动手，但是那么多侄孙辈亲人的命能让李世民安心定神吗？史载，一直到驾崩，李世民都经常被恶梦惊醒，做法事超度、驱鬼、镇宫，包括吃药都无济于事。而且，迫父禅位也是违背天伦之举，李世民也知道这是要遭众民唾弃的。为了改变臣民对他的看法，为了笼络人心，更为了用自己的态度取得臣民的谅解，用更好的业绩得到臣民的肯定和历史的认可，弥补自己轼亲的罪过，安抚自己受折磨的良心，于是一位纳谏如流、低调亲民、敬业勤政的好皇帝登上了历史册页，贞观之治的不世之功纵然不能完全抵消唐太宗内心深处抹之不去的恐惧和愧疚，但唐太宗也知道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大多数人心，但他至死也一刻不敢松懈，生怕做错什么事生前或死后被人翻出旧账。这应该就是唐太宗最真挚的执政心理，也是他为什么如此纳谏的根本原因。
接下来，再看看唐太宗和魏相的关系。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是完全由李世民上述执政心理决定的，而绝不是正常的君臣或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说魏征之前是干什么的，单拿魏征做为太子幕僚并且力劝李建成提早诛杀李世民来说，即便李世民心胸似天胜海，两人感情又能好到哪里去？比父亲兄弟还要深吗？招揽对方手下人才是李世民明智的策略，也是做给天下人看，看他的仁慈睿智，而魏征只不过是这些人中最优秀最敢直谏的一个。所以他们的个人关系和感情绝非表面的“好”和“深"！那么在这种关系感情之下，魏征屡屡在朝堂之上公然犯颜直谏，甚至指责唐太宗的过错，做为一国之君的李世民脸面就真的能过得去？内心就真的能承受得了？毕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出于他的执政心理，为了内心无法言表的隐晦，唐太宗只能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同时，魏征的谏言大多是正确的，而且魏征的口才总能以理服人，既然听之无咎，又能换来美名，唐太宗即便受再大的委屈也得打掉牙咽肚里。魏征的直谏，有时让唐太宗很没面子。唐太宗也有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曾对魏征说：“你可不可以别当着大家面指责我，等咱俩单独在一起时再说我行吗？”唐太宗已经低三下四如此了，魏征又拿舜的故事教训唐太宗，乖乖，唐太宗只好又鼓着腮帮咬着牙低下头了。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宫时，十分生气地对长孙皇后说：“早晚杀却此田舍汉”，已经说表明了唐太宗的内心。
那么为什么唐太宗在魏征病死后才对他反目？魏相薨后一段时间，再也没有人像魏征那样玩个鸟、偷个懒也要管他了，朝堂之上，他说啥就是啥，没有人像魏征那样上来就指责他东边不对西边该那样，弄得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朝纲之事处理起来容易多了，而且一切如常，按部就班，有条有序，所发指令照常例行，也没有发生什么像魏征经常危言耸听的后果。逐渐逐渐，唐太宗觉得日子比以前舒服多了，朝堂之上群臣的唯命是从竟然让他找回了皇帝的尊严与权威，下班之后消遣玩乐一下也轻松多了，唐太宗发现这才是皇帝应该过的生活，以前的日子简直是白过了。再想想魏征在时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让自己在众臣面前颜面无存，威严扫地，过个业余生活也要横加干涉，不得自在，到底魏征是皇帝还是我唐太宗是皇帝？！甚至连魏征曾是李建成的手下还曾屡次想加害他等种种不是，一个一个在脑子里晃悠，唐太宗对魏征的恼恨发酵了。而恰在此时，太子谋反案发生了，你魏征死前向我推荐的两个宰相人选居正好是主谋侯君集和从犯杜正伦，哪有这么巧人不的事？你安的什么心？难不成你就是太子党的军师，太子谋反难道是你生前就预谋好的？人就是这样，一旦关系有裂痕了，就不自觉地把对方往坏处想。好吧，我索性就查查你！这一查，别的没查出来，倒查出了在唐太宗看来更大的问题来，魏征居然把和唐太宗两人私下议事的记录本给了史官褚遂良，这让唐太宗大为恼火。如果此事发生在魏征生前倒也不算什么，毕竟皇帝的点点滴滴史官都要记载，况且魏征谏皇帝纳、君臣共议也是美谈之史，但这时的皇帝心态和心理都已发生了变化，对魏征的意见的不断集合导致唐太宗凡涉及到魏征都是往坏处想，他就想这是魏征故意拿他当猴耍，用折损他皇帝的智慧和威名来树魏征自己名臣、贤臣、能臣的美名，把他卖了还替卖他的魏征数钱给封赏。于是，被舒服日子迷昏了头的唐太宗越想越气，越想越恼，干脆立皇帝之威，下旨砸掉他亲手为魏征书写的墓碑，取消魏征之子与公主的婚约，剥夺对魏征的追封。
问题又来了，唐太宗后来又为什么重修魏征墓碑呢？经过一个时期的舒服日子，由于沒有了束缚，唐太宗执政思想已经膨胀，认为皇帝想做的就一定能做到还能做好。于是，不安分的高丽再次激起了唐太宗不安分的心，如果不是魏征，几年前就已经平了你，现在灭你也不迟，我还要亲自出征，展示我太宗威名、大唐雄风。征战高丽的旨意一下，居然高捧赞同的占多数，反对的声音几乎没有。征战高丽的结果不出之前魏征意外，唐太宗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在回军路上，痛定思痛的唐太宗终于从膨胀中彻底冷静了下来，反复思量魏征以前对自己的规劝和冒死直谏，反省魏征死后自己的态度和表现，才发现自己误解了魏征的忠心，是啊，一个将死的人其言也善，怎么会故意将两个谋反之人推荐为宰相人选呢？更加不会参与太子谋反啊！宰相把皇帝言行告诉史官记入史册，也是宰相的职责，何况又树君美名，我当时怎会因此恼怒于魏征呢？！
魏征啊，魏征，如果你还活着，一定会阻止我征战高丽，最起码也替我选择最好时机，谋划最完善的策略，我唐太宗也不会有今日之惨败！该怎么回去面见长安臣民呢？长安臣民会不会因此不再信任我？我的权威会不会一落千丈？人们会不会私下议论我？贬低我？甚至拿玄武门之事损毁我？我好不容易树起的英明形象难道就这样被颠覆了？再想想对魏征所做种种，一时恐慌相错、悔恨交加。亡羊补牢也得及时，不能等回到长安，唐太宗当即在路上下旨：重修魏征墓碑，恢复魏征名誉，准予魏叔玉袭封郑国公。
以上为一家之言，不喜勿喷，谢谢！
世事人心。虽然盛世需要诤臣，但毕竟人们还是想听顺耳话，盛世需要歌功颂德。
对不起，"悟空”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纠正一下您的说法，名相魏征死后只是被推倒了墓碑，取消了公主与其子的婚约，东征高丽失败后，唐太宗又为其重修了墓碑，恢复了名誉，而且让其子继承了他的郑国公爵位。所以谈不上“下场”，更谈不上“惨”。
至于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在魏征死后与之反目，推其本人墓碑、削其爵位封号、悔其子婚约的问题，评家各有说辞，归纳其来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太子李承乾围宫效“玄武门之变”谋反，肇事者吏部尚书侯君集、涉事者中书侍郎杜正伦，正好是魏征薨前向唐太宗推荐的两个宰相人选，于是唐太宗疑心顿起，认为魏征与谋反有关联或结盟“太子党”。第二个原因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抗衡，关陇集团是李唐赖以起家的嫡系世家，而以贵族自居的山东世家集团自始至终明里不说暗里不服，较量始终在水底潜行。唐太宗一度起意从山东集团派兵攻打高丽，以削弱山东集团实力，均被魏征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竭力劝阻，唐太宗后来让史官编写家族史，将关陇世家排位第一，而山东世家降位第三，魏征、杜正伦均为河北人，按地缘关系都属山东集团。唐太宗之所以借“太子案”对魏征下手，也是对山东集团实施实质性打击的手段之一。第三个原因是魏征私自将与唐太宗讨论议事的记录本交给史官观看，暴露了君臣隐私，折损了唐太宗权威和形象，引燃了唐太宗怒火。
对于上述三个原因分析，窃以为都是正确的，符合当时的历史客观场景，但基本是就事论事，而未涉及深层次的根源。
首先，我们试想一下，唐太宗为什么向大臣特别是魏征善纳谏言几乎到了俯首贴耳的地步？回首历史，历朝历代所有有作为的皇帝除了唐太宗没有一个能做到的，之所以强调唐太宗而不说李世民，是因为所有皇帝在真正大统之前都能做到，而一旦当稳皇帝就肯定做不到，李世民却成了例外的另类。事有其异，必有其因，这与李世民取得政权的方式有绝对的关系。“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以血腥的方式，囚父、杀兄、轼弟、诛亲族，尽管皇权争夺的残酷性早已决定了不是对方死、就是李世民一方死，但毕竟是上百条亲人的命和上千条将士的命换来的，特别是亲手自己的手足至亲，李世民的心理能不受到打击和折磨吗？想当初，在玄武门李世民亲手射杀兄长李建成后，就已连吓带愧地魂飞魄散六神失主坠下马来，若不是尉迟敬德及时赶到，恐怕早已被李元吉用弓弦勒死了。随后的大肆清算，虽然李世民没有亲自动手，但是那么多侄孙辈亲人的命能让李世民安心定神吗？史载，一直到驾崩，李世民都经常被恶梦惊醒，做法事超度、驱鬼、镇宫，包括吃药都无济于事。而且，迫父禅位也是违背天伦之举，李世民也知道这是要遭众民唾弃的。为了改变臣民对他的看法，为了笼络人心，更为了用自己的态度取得臣民的谅解，用更好的业绩得到臣民的肯定和历史的认可，弥补自己轼亲的罪过，安抚自己受折磨的良心，于是一位纳谏如流、低调亲民、敬业勤政的好皇帝登上了历史册页，贞观之治的不世之功纵然不能完全抵消唐太宗内心深处抹之不去的恐惧和愧疚，但唐太宗也知道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大多数人心，但他至死也一刻不敢松懈，生怕做错什么事生前或死后被人翻出旧账。这应该就是唐太宗最真挚的执政心理，也是他为什么如此纳谏的根本原因。
接下来，再看看唐太宗和魏相的关系。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是完全由李世民上述执政心理决定的，而绝不是正常的君臣或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说魏征之前是干什么的，单拿魏征做为太子幕僚并且力劝李建成提早诛杀李世民来说，即便李世民心胸似天胜海，两人感情又能好到哪里去？比父亲兄弟还要深吗？招揽对方手下人才是李世民明智的策略，也是做给天下人看，看他的仁慈睿智，而魏征只不过是这些人中最优秀最敢直谏的一个。所以他们的个人关系和感情绝非表面的“好”和“深"！那么在这种关系感情之下，魏征屡屡在朝堂之上公然犯颜直谏，甚至指责唐太宗的过错，做为一国之君的李世民脸面就真的能过得去？内心就真的能承受得了？毕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出于他的执政心理，为了内心无法言表的隐晦，唐太宗只能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同时，魏征的谏言大多是正确的，而且魏征的口才总能以理服人，既然听之无咎，又能换来美名，唐太宗即便受再大的委屈也得打掉牙咽肚里。魏征的直谏，有时让唐太宗很没面子。唐太宗也有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曾对魏征说：“你可不可以别当着大家面指责我，等咱俩单独在一起时再说我行吗？”唐太宗已经低三下四如此了，魏征又拿舜的故事教训唐太宗，乖乖，唐太宗只好又鼓着腮帮咬着牙低下头了。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宫时，十分生气地对长孙皇后说：“早晚杀却此田舍汉”，已经说表明了唐太宗的内心。
那么为什么唐太宗在魏征病死后才对他反目？魏相薨后一段时间，再也没有人像魏征那样玩个鸟、偷个懒也要管他了，朝堂之上，他说啥就是啥，没有人像魏征那样上来就指责他东边不对西边该那样，弄得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朝纲之事处理起来容易多了，而且一切如常，按部就班，有条有序，所发指令照常例行，也没有发生什么像魏征经常危言耸听的后果。逐渐逐渐，唐太宗觉得日子比以前舒服多了，朝堂之上群臣的唯命是从竟然让他找回了皇帝的尊严与权威，下班之后消遣玩乐一下也轻松多了，唐太宗发现这才是皇帝应该过的生活，以前的日子简直是白过了。再想想魏征在时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让自己在众臣面前颜面无存，威严扫地，过个业余生活也要横加干涉，不得自在，到底魏征是皇帝还是我唐太宗是皇帝？！甚至连魏征曾是李建成的手下还曾屡次想加害他等种种不是，一个一个在脑子里晃悠，唐太宗对魏征的恼恨发酵了。而恰在此时，太子谋反案发生了，你魏征死前向我推荐的两个宰相人选居正好是主谋侯君集和从犯杜正伦，哪有这么巧人不的事？你安的什么心？难不成你就是太子党的军师，太子谋反难道是你生前就预谋好的？人就是这样，一旦关系有裂痕了，就不自觉地把对方往坏处想。好吧，我索性就查查你！这一查，别的没查出来，倒查出了在唐太宗看来更大的问题来，魏征居然把和唐太宗两人私下议事的记录本给了史官褚遂良，这让唐太宗大为恼火。如果此事发生在魏征生前倒也不算什么，毕竟皇帝的点点滴滴史官都要记载，况且魏征谏皇帝纳、君臣共议也是美谈之史，但这时的皇帝心态和心理都已发生了变化，对魏征的意见的不断集合导致唐太宗凡涉及到魏征都是往坏处想，他就想这是魏征故意拿他当猴耍，用折损他皇帝的智慧和威名来树魏征自己名臣、贤臣、能臣的美名，把他卖了还替卖他的魏征数钱给封赏。于是，被舒服日子迷昏了头的唐太宗越想越气，越想越恼，干脆立皇帝之威，下旨砸掉他亲手为魏征书写的墓碑，取消魏征之子与公主的婚约，剥夺对魏征的追封。
问题又来了，唐太宗后来又为什么重修魏征墓碑呢？经过一个时期的舒服日子，由于沒有了束缚，唐太宗执政思想已经膨胀，认为皇帝想做的就一定能做到还能做好。于是，不安分的高丽再次激起了唐太宗不安分的心，如果不是魏征，几年前就已经平了你，现在灭你也不迟，我还要亲自出征，展示我太宗威名、大唐雄风。征战高丽的旨意一下，居然高捧赞同的占多数，反对的声音几乎没有。征战高丽的结果不出之前魏征意外，唐太宗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在回军路上，痛定思痛的唐太宗终于从膨胀中彻底冷静了下来，反复思量魏征以前对自己的规劝和冒死直谏，反省魏征死后自己的态度和表现，才发现自己误解了魏征的忠心，是啊，一个将死的人其言也善，怎么会故意将两个谋反之人推荐为宰相人选呢？更加不会参与太子谋反啊！宰相把皇帝言行告诉史官记入史册，也是宰相的职责，何况又树君美名，我当时怎会因此恼怒于魏征呢？！
魏征啊，魏征，如果你还活着，一定会阻止我征战高丽，最起码也替我选择最好时机，谋划最完善的策略，我唐太宗也不会有今日之惨败！该怎么回去面见长安臣民呢？长安臣民会不会因此不再信任我？我的权威会不会一落千丈？人们会不会私下议论我？贬低我？甚至拿玄武门之事损毁我？我好不容易树起的英明形象难道就这样被颠覆了？再想想对魏征所做种种，一时恐慌相错、悔恨交加。亡羊补牢也得及时，不能等回到长安，唐太宗当即在路上下旨：重修魏征墓碑，恢复魏征名誉，准予魏叔玉袭封郑国公。
以上为一家之言，不喜勿喷，谢谢！
世事人心。虽然盛世需要诤臣，但毕竟人们还是想听顺耳话，盛世需要歌功颂德。
世事人心。虽然盛世需要诤臣，但毕竟人们还是想听顺耳话，盛世需要歌功颂德。
对不起，"悟空”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纠正一下您的说法，名相魏征死后只是被推倒了墓碑，取消了公主与其子的婚约，东征高丽失败后，唐太宗又为其重修了墓碑，恢复了名誉，而且让其子继承了他的郑国公爵位。所以谈不上“下场”，更谈不上“惨”。
至于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在魏征死后与之反目，推其本人墓碑、削其爵位封号、悔其子婚约的问题，评家各有说辞，归纳其来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太子李承乾围宫效“玄武门之变”谋反，肇事者吏部尚书侯君集、涉事者中书侍郎杜正伦，正好是魏征薨前向唐太宗推荐的两个宰相人选，于是唐太宗疑心顿起，认为魏征与谋反有关联或结盟“太子党”。第二个原因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抗衡，关陇集团是李唐赖以起家的嫡系世家，而以贵族自居的山东世家集团自始至终明里不说暗里不服，较量始终在水底潜行。唐太宗一度起意从山东集团派兵攻打高丽，以削弱山东集团实力，均被魏征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竭力劝阻，唐太宗后来让史官编写家族史，将关陇世家排位第一，而山东世家降位第三，魏征、杜正伦均为河北人，按地缘关系都属山东集团。唐太宗之所以借“太子案”对魏征下手，也是对山东集团实施实质性打击的手段之一。第三个原因是魏征私自将与唐太宗讨论议事的记录本交给史官观看，暴露了君臣隐私，折损了唐太宗权威和形象，引燃了唐太宗怒火。
对于上述三个原因分析，窃以为都是正确的，符合当时的历史客观场景，但基本是就事论事，而未涉及深层次的根源。
首先，我们试想一下，唐太宗为什么向大臣特别是魏征善纳谏言几乎到了俯首贴耳的地步？回首历史，历朝历代所有有作为的皇帝除了唐太宗没有一个能做到的，之所以强调唐太宗而不说李世民，是因为所有皇帝在真正大统之前都能做到，而一旦当稳皇帝就肯定做不到，李世民却成了例外的另类。事有其异，必有其因，这与李世民取得政权的方式有绝对的关系。“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以血腥的方式，囚父、杀兄、轼弟、诛亲族，尽管皇权争夺的残酷性早已决定了不是对方死、就是李世民一方死，但毕竟是上百条亲人的命和上千条将士的命换来的，特别是亲手自己的手足至亲，李世民的心理能不受到打击和折磨吗？想当初，在玄武门李世民亲手射杀兄长李建成后，就已连吓带愧地魂飞魄散六神失主坠下马来，若不是尉迟敬德及时赶到，恐怕早已被李元吉用弓弦勒死了。随后的大肆清算，虽然李世民没有亲自动手，但是那么多侄孙辈亲人的命能让李世民安心定神吗？史载，一直到驾崩，李世民都经常被恶梦惊醒，做法事超度、驱鬼、镇宫，包括吃药都无济于事。而且，迫父禅位也是违背天伦之举，李世民也知道这是要遭众民唾弃的。为了改变臣民对他的看法，为了笼络人心，更为了用自己的态度取得臣民的谅解，用更好的业绩得到臣民的肯定和历史的认可，弥补自己轼亲的罪过，安抚自己受折磨的良心，于是一位纳谏如流、低调亲民、敬业勤政的好皇帝登上了历史册页，贞观之治的不世之功纵然不能完全抵消唐太宗内心深处抹之不去的恐惧和愧疚，但唐太宗也知道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大多数人心，但他至死也一刻不敢松懈，生怕做错什么事生前或死后被人翻出旧账。这应该就是唐太宗最真挚的执政心理，也是他为什么如此纳谏的根本原因。
接下来，再看看唐太宗和魏相的关系。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是完全由李世民上述执政心理决定的，而绝不是正常的君臣或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说魏征之前是干什么的，单拿魏征做为太子幕僚并且力劝李建成提早诛杀李世民来说，即便李世民心胸似天胜海，两人感情又能好到哪里去？比父亲兄弟还要深吗？招揽对方手下人才是李世民明智的策略，也是做给天下人看，看他的仁慈睿智，而魏征只不过是这些人中最优秀最敢直谏的一个。所以他们的个人关系和感情绝非表面的“好”和“深"！那么在这种关系感情之下，魏征屡屡在朝堂之上公然犯颜直谏，甚至指责唐太宗的过错，做为一国之君的李世民脸面就真的能过得去？内心就真的能承受得了？毕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出于他的执政心理，为了内心无法言表的隐晦，唐太宗只能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同时，魏征的谏言大多是正确的，而且魏征的口才总能以理服人，既然听之无咎，又能换来美名，唐太宗即便受再大的委屈也得打掉牙咽肚里。魏征的直谏，有时让唐太宗很没面子。唐太宗也有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曾对魏征说：“你可不可以别当着大家面指责我，等咱俩单独在一起时再说我行吗？”唐太宗已经低三下四如此了，魏征又拿舜的故事教训唐太宗，乖乖，唐太宗只好又鼓着腮帮咬着牙低下头了。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宫时，十分生气地对长孙皇后说：“早晚杀却此田舍汉”，已经说表明了唐太宗的内心。
那么为什么唐太宗在魏征病死后才对他反目？魏相薨后一段时间，再也没有人像魏征那样玩个鸟、偷个懒也要管他了，朝堂之上，他说啥就是啥，没有人像魏征那样上来就指责他东边不对西边该那样，弄得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朝纲之事处理起来容易多了，而且一切如常，按部就班，有条有序，所发指令照常例行，也没有发生什么像魏征经常危言耸听的后果。逐渐逐渐，唐太宗觉得日子比以前舒服多了，朝堂之上群臣的唯命是从竟然让他找回了皇帝的尊严与权威，下班之后消遣玩乐一下也轻松多了，唐太宗发现这才是皇帝应该过的生活，以前的日子简直是白过了。再想想魏征在时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让自己在众臣面前颜面无存，威严扫地，过个业余生活也要横加干涉，不得自在，到底魏征是皇帝还是我唐太宗是皇帝？！甚至连魏征曾是李建成的手下还曾屡次想加害他等种种不是，一个一个在脑子里晃悠，唐太宗对魏征的恼恨发酵了。而恰在此时，太子谋反案发生了，你魏征死前向我推荐的两个宰相人选居正好是主谋侯君集和从犯杜正伦，哪有这么巧人不的事？你安的什么心？难不成你就是太子党的军师，太子谋反难道是你生前就预谋好的？人就是这样，一旦关系有裂痕了，就不自觉地把对方往坏处想。好吧，我索性就查查你！这一查，别的没查出来，倒查出了在唐太宗看来更大的问题来，魏征居然把和唐太宗两人私下议事的记录本给了史官褚遂良，这让唐太宗大为恼火。如果此事发生在魏征生前倒也不算什么，毕竟皇帝的点点滴滴史官都要记载，况且魏征谏皇帝纳、君臣共议也是美谈之史，但这时的皇帝心态和心理都已发生了变化，对魏征的意见的不断集合导致唐太宗凡涉及到魏征都是往坏处想，他就想这是魏征故意拿他当猴耍，用折损他皇帝的智慧和威名来树魏征自己名臣、贤臣、能臣的美名，把他卖了还替卖他的魏征数钱给封赏。于是，被舒服日子迷昏了头的唐太宗越想越气，越想越恼，干脆立皇帝之威，下旨砸掉他亲手为魏征书写的墓碑，取消魏征之子与公主的婚约，剥夺对魏征的追封。
问题又来了，唐太宗后来又为什么重修魏征墓碑呢？经过一个时期的舒服日子，由于沒有了束缚，唐太宗执政思想已经膨胀，认为皇帝想做的就一定能做到还能做好。于是，不安分的高丽再次激起了唐太宗不安分的心，如果不是魏征，几年前就已经平了你，现在灭你也不迟，我还要亲自出征，展示我太宗威名、大唐雄风。征战高丽的旨意一下，居然高捧赞同的占多数，反对的声音几乎没有。征战高丽的结果不出之前魏征意外，唐太宗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在回军路上，痛定思痛的唐太宗终于从膨胀中彻底冷静了下来，反复思量魏征以前对自己的规劝和冒死直谏，反省魏征死后自己的态度和表现，才发现自己误解了魏征的忠心，是啊，一个将死的人其言也善，怎么会故意将两个谋反之人推荐为宰相人选呢？更加不会参与太子谋反啊！宰相把皇帝言行告诉史官记入史册，也是宰相的职责，何况又树君美名，我当时怎会因此恼怒于魏征呢？！
魏征啊，魏征，如果你还活着，一定会阻止我征战高丽，最起码也替我选择最好时机，谋划最完善的策略，我唐太宗也不会有今日之惨败！该怎么回去面见长安臣民呢？长安臣民会不会因此不再信任我？我的权威会不会一落千丈？人们会不会私下议论我？贬低我？甚至拿玄武门之事损毁我？我好不容易树起的英明形象难道就这样被颠覆了？再想想对魏征所做种种，一时恐慌相错、悔恨交加。亡羊补牢也得及时，不能等回到长安，唐太宗当即在路上下旨：重修魏征墓碑，恢复魏征名誉，准予魏叔玉袭封郑国公。
以上为一家之言，不喜勿喷，谢谢！
世事人心。虽然盛世需要诤臣，但毕竟人们还是想听顺耳话，盛世需要歌功颂德。
世事人心。虽然盛世需要诤臣，但毕竟人们还是想听顺耳话，盛世需要歌功颂德。
狄仁杰，武则天极为器重的大臣，曾官至宰相，还被武则天称为狄阁老，他们俩的故事也搬进了影视作品之中，被人们广为熟知，但狄仁杰的官位并不高，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品大官，而只是一个三品官员，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吗？
这要从唐朝的官制说起，在唐朝时，一品官是虚职，不负责具体事务，是荣誉的象征，一般都是“三公”享有这种待遇，三师、三公就是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唐朝初年时，二品官是最高的实权官位，一般是由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担任的，但因李世民担任过尚书令，朝廷出于忌讳就不再设立这个职位，也没有人敢当，所以从唐太宗时期起，唐朝的实权官员的官位最高就是三品，一二品都是虚职，是荣誉的象征，一般都是退休老干部当的，并没有实际权力。到了武则天时期，虽然她替代了唐朝，但她是沿袭了唐朝的官制，所以狄仁杰最高就只能封到三品，要是狄仁杰不当宰相了，可能武则天出于嘉奖会封他为三公中的某个职位，但这是没有实权的。当时狄仁杰是宰相，虽说他的官位只有三品，可他是文官里面最有权力的一位，并不能说他只有三品而不受武则天器重。
狄仁杰在武则天时期最高官位就是三品，不过唐朝复辟以后，政府为了嘉奖狄仁杰为唐朝所做的贡献，就追封他为司空，让他成为了三公之一。
历史百家争鸣团队成员：小木
对不起，"悟空”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纠正一下您的说法，名相魏征死后只是被推倒了墓碑，取消了公主与其子的婚约，东征高丽失败后，唐太宗又为其重修了墓碑，恢复了名誉，而且让其子继承了他的郑国公爵位。所以谈不上“下场”，更谈不上“惨”。
至于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在魏征死后与之反目，推其本人墓碑、削其爵位封号、悔其子婚约的问题，评家各有说辞，归纳其来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太子李承乾围宫效“玄武门之变”谋反，肇事者吏部尚书侯君集、涉事者中书侍郎杜正伦，正好是魏征薨前向唐太宗推荐的两个宰相人选，于是唐太宗疑心顿起，认为魏征与谋反有关联或结盟“太子党”。第二个原因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抗衡，关陇集团是李唐赖以起家的嫡系世家，而以贵族自居的山东世家集团自始至终明里不说暗里不服，较量始终在水底潜行。唐太宗一度起意从山东集团派兵攻打高丽，以削弱山东集团实力，均被魏征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竭力劝阻，唐太宗后来让史官编写家族史，将关陇世家排位第一，而山东世家降位第三，魏征、杜正伦均为河北人，按地缘关系都属山东集团。唐太宗之所以借“太子案”对魏征下手，也是对山东集团实施实质性打击的手段之一。第三个原因是魏征私自将与唐太宗讨论议事的记录本交给史官观看，暴露了君臣隐私，折损了唐太宗权威和形象，引燃了唐太宗怒火。
对于上述三个原因分析，窃以为都是正确的，符合当时的历史客观场景，但基本是就事论事，而未涉及深层次的根源。
首先，我们试想一下，唐太宗为什么向大臣特别是魏征善纳谏言几乎到了俯首贴耳的地步？回首历史，历朝历代所有有作为的皇帝除了唐太宗没有一个能做到的，之所以强调唐太宗而不说李世民，是因为所有皇帝在真正大统之前都能做到，而一旦当稳皇帝就肯定做不到，李世民却成了例外的另类。事有其异，必有其因，这与李世民取得政权的方式有绝对的关系。“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以血腥的方式，囚父、杀兄、轼弟、诛亲族，尽管皇权争夺的残酷性早已决定了不是对方死、就是李世民一方死，但毕竟是上百条亲人的命和上千条将士的命换来的，特别是亲手自己的手足至亲，李世民的心理能不受到打击和折磨吗？想当初，在玄武门李世民亲手射杀兄长李建成后，就已连吓带愧地魂飞魄散六神失主坠下马来，若不是尉迟敬德及时赶到，恐怕早已被李元吉用弓弦勒死了。随后的大肆清算，虽然李世民没有亲自动手，但是那么多侄孙辈亲人的命能让李世民安心定神吗？史载，一直到驾崩，李世民都经常被恶梦惊醒，做法事超度、驱鬼、镇宫，包括吃药都无济于事。而且，迫父禅位也是违背天伦之举，李世民也知道这是要遭众民唾弃的。为了改变臣民对他的看法，为了笼络人心，更为了用自己的态度取得臣民的谅解，用更好的业绩得到臣民的肯定和历史的认可，弥补自己轼亲的罪过，安抚自己受折磨的良心，于是一位纳谏如流、低调亲民、敬业勤政的好皇帝登上了历史册页，贞观之治的不世之功纵然不能完全抵消唐太宗内心深处抹之不去的恐惧和愧疚，但唐太宗也知道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大多数人心，但他至死也一刻不敢松懈，生怕做错什么事生前或死后被人翻出旧账。这应该就是唐太宗最真挚的执政心理，也是他为什么如此纳谏的根本原因。
接下来，再看看唐太宗和魏相的关系。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是完全由李世民上述执政心理决定的，而绝不是正常的君臣或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说魏征之前是干什么的，单拿魏征做为太子幕僚并且力劝李建成提早诛杀李世民来说，即便李世民心胸似天胜海，两人感情又能好到哪里去？比父亲兄弟还要深吗？招揽对方手下人才是李世民明智的策略，也是做给天下人看，看他的仁慈睿智，而魏征只不过是这些人中最优秀最敢直谏的一个。所以他们的个人关系和感情绝非表面的“好”和“深"！那么在这种关系感情之下，魏征屡屡在朝堂之上公然犯颜直谏，甚至指责唐太宗的过错，做为一国之君的李世民脸面就真的能过得去？内心就真的能承受得了？毕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出于他的执政心理，为了内心无法言表的隐晦，唐太宗只能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同时，魏征的谏言大多是正确的，而且魏征的口才总能以理服人，既然听之无咎，又能换来美名，唐太宗即便受再大的委屈也得打掉牙咽肚里。魏征的直谏，有时让唐太宗很没面子。唐太宗也有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曾对魏征说：“你可不可以别当着大家面指责我，等咱俩单独在一起时再说我行吗？”唐太宗已经低三下四如此了，魏征又拿舜的故事教训唐太宗，乖乖，唐太宗只好又鼓着腮帮咬着牙低下头了。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宫时，十分生气地对长孙皇后说：“早晚杀却此田舍汉”，已经说表明了唐太宗的内心。
那么为什么唐太宗在魏征病死后才对他反目？魏相薨后一段时间，再也没有人像魏征那样玩个鸟、偷个懒也要管他了，朝堂之上，他说啥就是啥，没有人像魏征那样上来就指责他东边不对西边该那样，弄得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朝纲之事处理起来容易多了，而且一切如常，按部就班，有条有序，所发指令照常例行，也没有发生什么像魏征经常危言耸听的后果。逐渐逐渐，唐太宗觉得日子比以前舒服多了，朝堂之上群臣的唯命是从竟然让他找回了皇帝的尊严与权威，下班之后消遣玩乐一下也轻松多了，唐太宗发现这才是皇帝应该过的生活，以前的日子简直是白过了。再想想魏征在时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让自己在众臣面前颜面无存，威严扫地，过个业余生活也要横加干涉，不得自在，到底魏征是皇帝还是我唐太宗是皇帝？！甚至连魏征曾是李建成的手下还曾屡次想加害他等种种不是，一个一个在脑子里晃悠，唐太宗对魏征的恼恨发酵了。而恰在此时，太子谋反案发生了，你魏征死前向我推荐的两个宰相人选居正好是主谋侯君集和从犯杜正伦，哪有这么巧人不的事？你安的什么心？难不成你就是太子党的军师，太子谋反难道是你生前就预谋好的？人就是这样，一旦关系有裂痕了，就不自觉地把对方往坏处想。好吧，我索性就查查你！这一查，别的没查出来，倒查出了在唐太宗看来更大的问题来，魏征居然把和唐太宗两人私下议事的记录本给了史官褚遂良，这让唐太宗大为恼火。如果此事发生在魏征生前倒也不算什么，毕竟皇帝的点点滴滴史官都要记载，况且魏征谏皇帝纳、君臣共议也是美谈之史，但这时的皇帝心态和心理都已发生了变化，对魏征的意见的不断集合导致唐太宗凡涉及到魏征都是往坏处想，他就想这是魏征故意拿他当猴耍，用折损他皇帝的智慧和威名来树魏征自己名臣、贤臣、能臣的美名，把他卖了还替卖他的魏征数钱给封赏。于是，被舒服日子迷昏了头的唐太宗越想越气，越想越恼，干脆立皇帝之威，下旨砸掉他亲手为魏征书写的墓碑，取消魏征之子与公主的婚约，剥夺对魏征的追封。
问题又来了，唐太宗后来又为什么重修魏征墓碑呢？经过一个时期的舒服日子，由于沒有了束缚，唐太宗执政思想已经膨胀，认为皇帝想做的就一定能做到还能做好。于是，不安分的高丽再次激起了唐太宗不安分的心，如果不是魏征，几年前就已经平了你，现在灭你也不迟，我还要亲自出征，展示我太宗威名、大唐雄风。征战高丽的旨意一下，居然高捧赞同的占多数，反对的声音几乎没有。征战高丽的结果不出之前魏征意外，唐太宗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在回军路上，痛定思痛的唐太宗终于从膨胀中彻底冷静了下来，反复思量魏征以前对自己的规劝和冒死直谏，反省魏征死后自己的态度和表现，才发现自己误解了魏征的忠心，是啊，一个将死的人其言也善，怎么会故意将两个谋反之人推荐为宰相人选呢？更加不会参与太子谋反啊！宰相把皇帝言行告诉史官记入史册，也是宰相的职责，何况又树君美名，我当时怎会因此恼怒于魏征呢？！
魏征啊，魏征，如果你还活着，一定会阻止我征战高丽，最起码也替我选择最好时机，谋划最完善的策略，我唐太宗也不会有今日之惨败！该怎么回去面见长安臣民呢？长安臣民会不会因此不再信任我？我的权威会不会一落千丈？人们会不会私下议论我？贬低我？甚至拿玄武门之事损毁我？我好不容易树起的英明形象难道就这样被颠覆了？再想想对魏征所做种种，一时恐慌相错、悔恨交加。亡羊补牢也得及时，不能等回到长安，唐太宗当即在路上下旨：重修魏征墓碑，恢复魏征名誉，准予魏叔玉袭封郑国公。
以上为一家之言，不喜勿喷，谢谢！
世事人心。虽然盛世需要诤臣，但毕竟人们还是想听顺耳话，盛世需要歌功颂德。
世事人心。虽然盛世需要诤臣，但毕竟人们还是想听顺耳话，盛世需要歌功颂德。
狄仁杰，武则天极为器重的大臣，曾官至宰相，还被武则天称为狄阁老，他们俩的故事也搬进了影视作品之中，被人们广为熟知，但狄仁杰的官位并不高，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品大官，而只是一个三品官员，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吗？
这要从唐朝的官制说起，在唐朝时，一品官是虚职，不负责具体事务，是荣誉的象征，一般都是“三公”享有这种待遇，三师、三公就是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唐朝初年时，二品官是最高的实权官位，一般是由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担任的，但因李世民担任过尚书令，朝廷出于忌讳就不再设立这个职位，也没有人敢当，所以从唐太宗时期起，唐朝的实权官员的官位最高就是三品，一二品都是虚职，是荣誉的象征，一般都是退休老干部当的，并没有实际权力。到了武则天时期，虽然她替代了唐朝，但她是沿袭了唐朝的官制，所以狄仁杰最高就只能封到三品，要是狄仁杰不当宰相了，可能武则天出于嘉奖会封他为三公中的某个职位，但这是没有实权的。当时狄仁杰是宰相，虽说他的官位只有三品，可他是文官里面最有权力的一位，并不能说他只有三品而不受武则天器重。
狄仁杰在武则天时期最高官位就是三品，不过唐朝复辟以后，政府为了嘉奖狄仁杰为唐朝所做的贡献，就追封他为司空，让他成为了三公之一。
历史百家争鸣团队成员：小木
谢谢邀请！张九龄是得到过唐玄宗的重用的，开元盛世有他的功劳，后期不用张九龄也有张九龄自己的原因。张九龄淡出政坛原因，第一张不受李隆基控制，李不想用他。第二张认为李隆基不听他的，干着没意思。
广东佬张九龄政见相当犀利的，张九龄一直主张杀了胡子安禄山，可惜李隆基不听。假如杀了，可惜没如果！
对不起，"悟空”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纠正一下您的说法，名相魏征死后只是被推倒了墓碑，取消了公主与其子的婚约，东征高丽失败后，唐太宗又为其重修了墓碑，恢复了名誉，而且让其子继承了他的郑国公爵位。所以谈不上“下场”，更谈不上“惨”。
至于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在魏征死后与之反目，推其本人墓碑、削其爵位封号、悔其子婚约的问题，评家各有说辞，归纳其来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太子李承乾围宫效“玄武门之变”谋反，肇事者吏部尚书侯君集、涉事者中书侍郎杜正伦，正好是魏征薨前向唐太宗推荐的两个宰相人选，于是唐太宗疑心顿起，认为魏征与谋反有关联或结盟“太子党”。第二个原因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抗衡，关陇集团是李唐赖以起家的嫡系世家，而以贵族自居的山东世家集团自始至终明里不说暗里不服，较量始终在水底潜行。唐太宗一度起意从山东集团派兵攻打高丽，以削弱山东集团实力，均被魏征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竭力劝阻，唐太宗后来让史官编写家族史，将关陇世家排位第一，而山东世家降位第三，魏征、杜正伦均为河北人，按地缘关系都属山东集团。唐太宗之所以借“太子案”对魏征下手，也是对山东集团实施实质性打击的手段之一。第三个原因是魏征私自将与唐太宗讨论议事的记录本交给史官观看，暴露了君臣隐私，折损了唐太宗权威和形象，引燃了唐太宗怒火。
对于上述三个原因分析，窃以为都是正确的，符合当时的历史客观场景，但基本是就事论事，而未涉及深层次的根源。
首先，我们试想一下，唐太宗为什么向大臣特别是魏征善纳谏言几乎到了俯首贴耳的地步？回首历史，历朝历代所有有作为的皇帝除了唐太宗没有一个能做到的，之所以强调唐太宗而不说李世民，是因为所有皇帝在真正大统之前都能做到，而一旦当稳皇帝就肯定做不到，李世民却成了例外的另类。事有其异，必有其因，这与李世民取得政权的方式有绝对的关系。“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以血腥的方式，囚父、杀兄、轼弟、诛亲族，尽管皇权争夺的残酷性早已决定了不是对方死、就是李世民一方死，但毕竟是上百条亲人的命和上千条将士的命换来的，特别是亲手自己的手足至亲，李世民的心理能不受到打击和折磨吗？想当初，在玄武门李世民亲手射杀兄长李建成后，就已连吓带愧地魂飞魄散六神失主坠下马来，若不是尉迟敬德及时赶到，恐怕早已被李元吉用弓弦勒死了。随后的大肆清算，虽然李世民没有亲自动手，但是那么多侄孙辈亲人的命能让李世民安心定神吗？史载，一直到驾崩，李世民都经常被恶梦惊醒，做法事超度、驱鬼、镇宫，包括吃药都无济于事。而且，迫父禅位也是违背天伦之举，李世民也知道这是要遭众民唾弃的。为了改变臣民对他的看法，为了笼络人心，更为了用自己的态度取得臣民的谅解，用更好的业绩得到臣民的肯定和历史的认可，弥补自己轼亲的罪过，安抚自己受折磨的良心，于是一位纳谏如流、低调亲民、敬业勤政的好皇帝登上了历史册页，贞观之治的不世之功纵然不能完全抵消唐太宗内心深处抹之不去的恐惧和愧疚，但唐太宗也知道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大多数人心，但他至死也一刻不敢松懈，生怕做错什么事生前或死后被人翻出旧账。这应该就是唐太宗最真挚的执政心理，也是他为什么如此纳谏的根本原因。
接下来，再看看唐太宗和魏相的关系。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是完全由李世民上述执政心理决定的，而绝不是正常的君臣或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说魏征之前是干什么的，单拿魏征做为太子幕僚并且力劝李建成提早诛杀李世民来说，即便李世民心胸似天胜海，两人感情又能好到哪里去？比父亲兄弟还要深吗？招揽对方手下人才是李世民明智的策略，也是做给天下人看，看他的仁慈睿智，而魏征只不过是这些人中最优秀最敢直谏的一个。所以他们的个人关系和感情绝非表面的“好”和“深"！那么在这种关系感情之下，魏征屡屡在朝堂之上公然犯颜直谏，甚至指责唐太宗的过错，做为一国之君的李世民脸面就真的能过得去？内心就真的能承受得了？毕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出于他的执政心理，为了内心无法言表的隐晦，唐太宗只能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同时，魏征的谏言大多是正确的，而且魏征的口才总能以理服人，既然听之无咎，又能换来美名，唐太宗即便受再大的委屈也得打掉牙咽肚里。魏征的直谏，有时让唐太宗很没面子。唐太宗也有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曾对魏征说：“你可不可以别当着大家面指责我，等咱俩单独在一起时再说我行吗？”唐太宗已经低三下四如此了，魏征又拿舜的故事教训唐太宗，乖乖，唐太宗只好又鼓着腮帮咬着牙低下头了。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宫时，十分生气地对长孙皇后说：“早晚杀却此田舍汉”，已经说表明了唐太宗的内心。
那么为什么唐太宗在魏征病死后才对他反目？魏相薨后一段时间，再也没有人像魏征那样玩个鸟、偷个懒也要管他了，朝堂之上，他说啥就是啥，没有人像魏征那样上来就指责他东边不对西边该那样，弄得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朝纲之事处理起来容易多了，而且一切如常，按部就班，有条有序，所发指令照常例行，也没有发生什么像魏征经常危言耸听的后果。逐渐逐渐，唐太宗觉得日子比以前舒服多了，朝堂之上群臣的唯命是从竟然让他找回了皇帝的尊严与权威，下班之后消遣玩乐一下也轻松多了，唐太宗发现这才是皇帝应该过的生活，以前的日子简直是白过了。再想想魏征在时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让自己在众臣面前颜面无存，威严扫地，过个业余生活也要横加干涉，不得自在，到底魏征是皇帝还是我唐太宗是皇帝？！甚至连魏征曾是李建成的手下还曾屡次想加害他等种种不是，一个一个在脑子里晃悠，唐太宗对魏征的恼恨发酵了。而恰在此时，太子谋反案发生了，你魏征死前向我推荐的两个宰相人选居正好是主谋侯君集和从犯杜正伦，哪有这么巧人不的事？你安的什么心？难不成你就是太子党的军师，太子谋反难道是你生前就预谋好的？人就是这样，一旦关系有裂痕了，就不自觉地把对方往坏处想。好吧，我索性就查查你！这一查，别的没查出来，倒查出了在唐太宗看来更大的问题来，魏征居然把和唐太宗两人私下议事的记录本给了史官褚遂良，这让唐太宗大为恼火。如果此事发生在魏征生前倒也不算什么，毕竟皇帝的点点滴滴史官都要记载，况且魏征谏皇帝纳、君臣共议也是美谈之史，但这时的皇帝心态和心理都已发生了变化，对魏征的意见的不断集合导致唐太宗凡涉及到魏征都是往坏处想，他就想这是魏征故意拿他当猴耍，用折损他皇帝的智慧和威名来树魏征自己名臣、贤臣、能臣的美名，把他卖了还替卖他的魏征数钱给封赏。于是，被舒服日子迷昏了头的唐太宗越想越气，越想越恼，干脆立皇帝之威，下旨砸掉他亲手为魏征书写的墓碑，取消魏征之子与公主的婚约，剥夺对魏征的追封。
问题又来了，唐太宗后来又为什么重修魏征墓碑呢？经过一个时期的舒服日子，由于沒有了束缚，唐太宗执政思想已经膨胀，认为皇帝想做的就一定能做到还能做好。于是，不安分的高丽再次激起了唐太宗不安分的心，如果不是魏征，几年前就已经平了你，现在灭你也不迟，我还要亲自出征，展示我太宗威名、大唐雄风。征战高丽的旨意一下，居然高捧赞同的占多数，反对的声音几乎没有。征战高丽的结果不出之前魏征意外，唐太宗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在回军路上，痛定思痛的唐太宗终于从膨胀中彻底冷静了下来，反复思量魏征以前对自己的规劝和冒死直谏，反省魏征死后自己的态度和表现，才发现自己误解了魏征的忠心，是啊，一个将死的人其言也善，怎么会故意将两个谋反之人推荐为宰相人选呢？更加不会参与太子谋反啊！宰相把皇帝言行告诉史官记入史册，也是宰相的职责，何况又树君美名，我当时怎会因此恼怒于魏征呢？！
魏征啊，魏征，如果你还活着，一定会阻止我征战高丽，最起码也替我选择最好时机，谋划最完善的策略，我唐太宗也不会有今日之惨败！该怎么回去面见长安臣民呢？长安臣民会不会因此不再信任我？我的权威会不会一落千丈？人们会不会私下议论我？贬低我？甚至拿玄武门之事损毁我？我好不容易树起的英明形象难道就这样被颠覆了？再想想对魏征所做种种，一时恐慌相错、悔恨交加。亡羊补牢也得及时，不能等回到长安，唐太宗当即在路上下旨：重修魏征墓碑，恢复魏征名誉，准予魏叔玉袭封郑国公。
以上为一家之言，不喜勿喷，谢谢！
世事人心。虽然盛世需要诤臣，但毕竟人们还是想听顺耳话，盛世需要歌功颂德。
世事人心。虽然盛世需要诤臣，但毕竟人们还是想听顺耳话，盛世需要歌功颂德。
狄仁杰，武则天极为器重的大臣，曾官至宰相，还被武则天称为狄阁老，他们俩的故事也搬进了影视作品之中，被人们广为熟知，但狄仁杰的官位并不高，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品大官，而只是一个三品官员，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吗？
这要从唐朝的官制说起，在唐朝时，一品官是虚职，不负责具体事务，是荣誉的象征，一般都是“三公”享有这种待遇，三师、三公就是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唐朝初年时，二品官是最高的实权官位，一般是由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担任的，但因李世民担任过尚书令，朝廷出于忌讳就不再设立这个职位，也没有人敢当，所以从唐太宗时期起，唐朝的实权官员的官位最高就是三品，一二品都是虚职，是荣誉的象征，一般都是退休老干部当的，并没有实际权力。到了武则天时期，虽然她替代了唐朝，但她是沿袭了唐朝的官制，所以狄仁杰最高就只能封到三品，要是狄仁杰不当宰相了，可能武则天出于嘉奖会封他为三公中的某个职位，但这是没有实权的。当时狄仁杰是宰相，虽说他的官位只有三品，可他是文官里面最有权力的一位，并不能说他只有三品而不受武则天器重。
狄仁杰在武则天时期最高官位就是三品，不过唐朝复辟以后，政府为了嘉奖狄仁杰为唐朝所做的贡献，就追封他为司空，让他成为了三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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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张九龄是得到过唐玄宗的重用的，开元盛世有他的功劳，后期不用张九龄也有张九龄自己的原因。张九龄淡出政坛原因，第一张不受李隆基控制，李不想用他。第二张认为李隆基不听他的，干着没意思。
广东佬张九龄政见相当犀利的，张九龄一直主张杀了胡子安禄山，可惜李隆基不听。假如杀了，可惜没如果！
因为1.“君子不党”，他不结死党，不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所以没人替他求情；2.他廉洁，别人从他那儿捞不到好处，所以没人替他求情。3.他和別人没有利益纠纷，不会挖出萝卜带出泥，所以别人也没必要为保护自己而为他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