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5000年终点不用再探讨，它的发展还在继续，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它的起点在哪里？在海外的一些史学家不承认中国商朝以前的国家政权的存在。而如果我们能够有充足的考古资料证明商朝之前的朝代或文明的存在，那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的推算就可成立。
其实关于夏代的认同，一直是中国古代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中非常基础的观念。
在本文中笔者将同大家一起探讨夏朝的认同问题，以及良渚古城遗址对于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文明
笔者这里并不详细给出“文明”的定义，以下说明也仅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进行简单说明：如果认为某一地区产生了文明，即指此时的社会进入国家状态。那么如何判断当时的社会是否进入国家状态？或者说，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去界定文明是否产生呢？接下来就请您跟随笔者，先来了解一下学术界对于文明要素的讨论。
关于文明要素的讨论
(一)三要素说
由美国学者克拉克洪、英国学者丹尼尔等提出。
克拉克洪认为 :“不论任何文化只要具备了下列三项因素中的两项 ,就是一个古代文明。这三项标准是:1.有城墙围绕的城市 ,城市居民不少于 5000人;2.文字;3.复杂的礼仪中心 。”
丹尼尔也认为 :“从考古学来看, 古代文明有三个标志 。1.要有文字;2.要有城市(人口要有 5 000 人以上);3.要有复杂的礼仪中心 ,就是一种为礼仪而造的建筑物 。这三点如果具备两点, 就可以认为是古代文明社会遗址 。”
但这三个要素中 ,除礼仪中心外,文字和城市都不是他们首先提出的。
（二）四要素、五要素说
国内有些学者在克拉克洪 、丹尼尔等人的三项标准上加上了一条金属器的使用, 就形成了四要素说,有的又加上国家的形成构成了五要素说。
如夏鼐提出 :“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 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 ,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 ,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 。文明的这些标志中, 以文字最为主要 。”他也是以国家 、城市 、文字 、冶炼金属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 ,而以文字为主 。又把礼仪中心归入城市之中。
李学勤也在接受丹尼尔三个文明标志基础上提出:“但从我国的考古学来看, 文明社会的标志至少还有一个 ,就是金属的使用 。这样看来 ,就应该有四个。”安志敏提出:“目前在考古学 、历史学 、人类学和民族学等一系列著作中 ,大抵以城市、文字 、金属器和礼仪建筑等要素的出现, 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 … …但是文明的诞生 ,就是国家和阶级社会的出现 ,象征着社会进化史上的一个突破性的质变 ,这在学术界几乎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他又在以上四要素基础上增加了国家和阶级社会的出现。徐苹芳提出 :“ 一般认为文明要素有文字 、城市 、复杂的礼仪中心 、青铜器铸造以及国家的出现等。”他同样以五要素为基础 ,只是把金属器改成了青铜器铸造。
他们都是以克拉克洪 、丹尼尔等的三要素为基础, 仅加上金属器(或称为青铜器)及国家。而金属器及国家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虽很重要,但在具体掌握上却有很多问题 。
此外，普遍被接受的还有柴尔德提出文明四要素有“城市、大型建筑、金属和文字。”
笔者这里同样采用刘斌老师在《考古公开课·五千年文明看良渚》中所采用的较为简练、通俗的讲法，即“城市的出现、金属的出现、文字的出现”这三个要素来作为进入文明的标准。
聚焦几处争议点
·“商代甲骨卜辞中不见任何有关夏的记载，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商代诸王曾把自己看作是夏的合法继承者。”从现今考古发掘资料来看，确切提及夏代的文字的确并未发见，甚至“夏”字从未作为一个朝代的标记出现过。
·“良渚没有发现文字与青铜，尽管陶器或其他人工制品上发现了刻画符号，还没有成组符号可以确认为书写系统。”
·“没有发现小麦和马、羊、黄牛，水稻与猪为主的经济体系还是比较单纯。五谷丰登、早涝保收、六畜兴旺、猪肥马壮才是复合经济体系。”
·“虽有贫富分化、贵贱之分，但男女依然相对平等，没有进入父系男权社会，也没有进入多民族社会。”
·“祭祀明显重于战争，证明良渚是玉帛古国（神权王国），还不是戎与祀并重的干戈王国。因此良渚文化证明东亚进入了玉帛古国时代，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齐家文化才进入干戈王国时代，也就是进入夏商周三代和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
夏朝的存在问题的研究
·夏朝的存在与否并不能通过存不存在文字来证明。
其实，甲骨卜辞中早已有夏代存在的证明。杞国族作为夏后氏的直系后裔，在商代存在的踪迹，即为直接证明。
大量文献记载表明，早在商初杞国就作为夏王后裔的封国而存在。如《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 “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杞氏、缯氏……。”又《留侯世家》:“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又《陈杞世家》: “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元 和 姓 纂》卷 一《一东》: “东楼，夏禹后，有杞东楼公，支孙氏焉，其后杞大夫有东楼羽。”这位东楼公为夏少康裔孙。《广韵》十九侯部称: “楼，夏少康之裔，周封为东楼公，子孙以楼为氏焉。”东楼公即为夏王少康的直系后裔，周武王让其掌管夏后氏的祭祀事宜，将之分封于杞国故地。《太平寰宇记》雍丘条亦曰: “殷汤封夏于杞，周武王克殷，封夏后东楼公于杞，是为杞国，即此地也。”更早的周代文献也说明这个问题。《国语·周语下》云: “有夏虽衰，杞、鄫犹在。”韦注:“杞、鄫，二国，夏后也。”《管子·大匡》记齐桓公语: “夫杞，明王之后也。”尹注: “杞，夏之后。”《世本》: “殷汤封夏后于杞，周又封之。”《大戴礼记·少间》: “成汤卒受天命……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 卫成) 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杜注: “言杞、鄫夏后，自当祀相。”《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郑子大叔之语: “夏肄是屏。”杜注:“夏肄，杞也。肄，余也。”杨伯峻先生亦曰:“杞为夏之后，故曰夏肄。肄，余也。屏，即屏藩，保护之意。”均是说杞为夏后氏余裔。由此可以推测，商代的杞人，可能十分相似于殷后裔宋人，宋人在亡国后依然以夏人的身份自居，且同期的他国亦以夏人称其之。《论语·八佾》亦记孔子之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也是以杞与夏，宋与殷相提并论。《逸周书·王会》载杞国君主为“夏公”而宋之国君为“殷公”，也将杞与夏，同样将宋与殷共相提及。以上所举文献均有力说明了“殷汤封夏后于杞”的事实，而且这个事实在甲骨文中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虽然夏王朝没有明确的古文字印证，但夏王朝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
禹出现在西周“遂公盨” 铭文中，夏和禹出现在春秋齐器“叔夷钟” 、春秋秦器秦公簋和秦公钟等青铜器铭文中。西周、春秋时期的文献多次提到夏，如《尚书》、《诗经》、《左传》、《国语》以及战国诸子都有记载。《史记·夏本纪》记载了大量禹的事迹，并列出了夏代17王的传承次序。
良渚古城遗址的研究
良渚古城遗址是长江文明于距今约5300－4300年期间出现在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社会的代表性产物。这一复杂社会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中被称为“良渚文化”，兴衰于距今约5300－4300年期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展现稻作农业最高成就的区域性复杂社会，其规模依据现已发现的600余处同期遗址分布范围界定，约为环太湖地区的3.65万平方千米。依据该范围内同期文化的遗址群之间存在的4个以上的聚落等级、拥有统一信仰、存在明显的社会等级、特别是出现了城市文明等现象分析，这一史前文化已具备了早期的国家形态。
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以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展现了长江流域早于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与此同时，良渚古城遗址在空间形制上展现出的向心式三重结构——宫殿区、内城与外城，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等级的“秩序”建设、凸显权力中心象征意义的典型手法，揭示出长江流域早期国家城市文明所创造的规划特征“藏礼于城”，拥有东方城市起源的某种“原型”含义，在其后的5000年中国古代礼制社会的绵延发展中，一再被统治者们应用于都城规划设计；良渚古城遗址所展现的“水城”规划格局与营造技术，反映了人们在湿地环境中创造的城乡特色景观。
四大遗产价值构成要素：
·古城遗址
·外围水利系统
·分等级墓地
·以玉器为代表的出土器物
这也正是刘斌老师在《考古公开课·五千年文明看良渚》中所提到的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虽未能与文明要素完全对应，但良渚遗址所显示出的这四点证据以及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成功，足以证明此时的社会背后的组织力量已经是国家形态。
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
一是属于区域性早期国家，二是出现早期城市文明。这一定位不仅弥补了中国长江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大河文明”中的明显缺位，亦可为中华民族的5000年文明史提供确凿物证，揭示了中华文明在亚洲地区的文明发展史上当可与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比肩。
·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
一般理解的旧大陆四大古老文明,即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苏美尔文明最早形成,古埃及文明其次,哈拉帕文明再次,中华文明最晚。由于对中文文献不了解,大多数国外学者对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停留在 20世纪 80 年代,在他们的著作中,中华文明的起始时间常常定在殷墟为代表的晚商。 而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将有力地改变这一传统观念,良渚文化已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在中国都邑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2019年7月6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议为《世界遗产名录》，其水利工程的规模可能比埃及和苏美尔的还要大；制作大量珍贵玉、漆、象牙、陶器等所需的专业人工数量也很庞大。可见良渚有着非常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非国家无以为之。所以，“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
最后，如同在《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一文中刘斌、王宁远、陈明辉三位老师所谈到的：
“尽管学术界对良渚文明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已有了比较高的评价,但作为一个复杂的史前文明,现在还只是揭开了良渚文明的面纱,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化。比如,良渚古城、寺墩、福泉山遗址等遗址的历时性研究和聚落形态资料仍需继续丰富和细化,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序列及各个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仍有待完善,良渚文化向外传播的途径和动因还不甚清楚,良渚时期的玉料等资源的来源及利用情况、手工业发展状况、贸易的发展程度、政治控制模式与国家的疆域、良渚文化之后的文化转化及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解答,对良渚文明特质、文明模式和理论总结还刚刚起步等等。”
因此笔者同样认为，对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寻，乃至对于任何历史的研究都应立足证据，以考古发掘提供的真实证据推进相关研究，方才算作对文明，对历史的真正尊重。以上所谈，也仅为笔者在参考各位专家学者在研究中谈及的部分观点后对该问题做出的简单介绍，对于开篇所提到的两个问题，仍期待学界的不断争鸣，促进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进一步科学化、国际化。
作品原创:富贵儿
文献参考：
《信史抑或伪史———夏史真伪问题的三次论争》陈民镇
《从多重文献所见杞国族看夏朝存在的踪迹》陈沛航
《文史哲》国际版第 5 卷第 1 期“在传说与真实之间 ：夏朝史学研究”
《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研究》陈同滨
《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刘斌 王宁远 陈明辉
《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易 华
《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夏朝的问题》杜 勇
《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理论研究(上)》孙进己、干志耿
《考古公开课·五千年文明看良渚》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不是推算出来的，而是根据考古发现结合传说得出来的，中国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新石器时代发达的农耕文明，且不说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就是洛阳的二里头文化，山东一带的龙山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都是很发达的农耕文明，这两年在黄河中游又发现了石峁城陶寺遗址和杨官寨遗址，都充分说明了中华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