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釉里红瓷器
铁木真（成吉思汗）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忽必烈1271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并称大都，改国号为“大元”，至朱元璋1368年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元朝经历了97年的国运。
元代釉里红瓷器是元代除了元青花瓷器以外的更为稀少的高温彩瓷、艺术珍品，是中国人民的另一文明创举。
区别于苏麻离青钴料做颜料在瓷器素坯上作画，盖施釉后，在1340°C左右高温下瓷化成色形成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元代釉里红瓷器是用氧化铜作为着色颜料，在瓷器素坯上绘制纹饰，施透明釉后，在1340°C左右高温的还原气氛烧制出来呈现红色的瓷器，因为这种红色是被覆盖在透明釉下，故命名为：釉里红。
氧化铜着色剂的品质、烧造过程窑炉气氛、炉窑温度等等因素都影响发色鲜妍的红色瓷器的烧造。研究表明温度偏低成色灰暗，温度过高红色就烧飞了，就是所谓的“飞红”。在那个缺乏现代测温手段的年代，全凭窑工的经验，要把所以因素充分考虑周全，到达完美的鲜妍红色，难度相当大。
高岭土土质细腻、强度和硬度好、瓷质细白，能烧制出像元青花瓷器一样硕大厚重的釉里红瓷器。
绘画技法、工艺和元代青花瓷器基本一致：勾、点、染、涂一气呵成，成色漂亮的釉里红发色温润、鲜妍、稳重，笔触厚重处呈现绿色铜锈斑块，画面粗犷豪放、洒脱随意、流畅娴熟，画面构图饱满。
元代画师们常用釉里红和青花运用在同一件瓷器上，红、蓝二种有鲜明对比的颜色绘在一起，画面更加鲜活灵动，这就是更为难得的元代的青花釉里红瓷器。
我国文博界专家一致认为元代釉里红瓷器的存世量比元青花更为稀缺，发色明亮、稳定、艳丽的元代釉里红瓷器更是极为罕见。因此就有元代釉里红馆藏品和传世品不足100件的说法。但这样的记载应该还是加上几个定语，例如：“如截止某年某月，经官方确认有记载的元代釉里红瓷器馆藏品和传世品不足100件”，这样的表述应该更为严谨。
2016年西冷印社385万元人民币拍卖了一件在自：大阪美术俱乐部的元代《孔雀缠枝牡丹》釉里红玉壶春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河北省博物馆、日本大和文化馆、松冈美术馆、英国伦敦大威德基金会等均匀元代釉里红藏品。
改革开发40年时间，大规模基础建设挖掘出来的古物艺术珍品，很多被作为普通工艺品在民间传藏或流向了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不少“珍、精、稀”的艺术品被埋没在几千万的民藏的滚滚洪流中，得不到文博界的认可。导致国内外各大拍行只拍界外藏品（国外藏品无需提供藏品出处的身份证明），极少出现国内拍品的现象，几十年前的一句元代釉里红瓷器不足一百件的论断至今还在被引用。
改革开发几十年的基层建设，流散在几千万藏们手中藏品存量巨大，只有我们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我们一定能发现和收藏到“真精稀”的古代艺术品。保护好我国几千年的艺术瑰宝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做一个古代艺术品的守护人和传承人。
现世对古玩的统计主要依赖部分所谓专门人员的主观臆断。他们过分地强调自己的行为和意识能力。这样的论调极其不符合科学的学术观，也严重违背了历史文化发展的客观性。对待历史，我们不能胡言乱语，对待专统文化，我们更不能随心所欲的去主观臆断。我们不是神仙，不是天才，不能对某种古玩的具体数量作伪理论的限制。现在有些专家过分自信，狂王自大，总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发现者和总结者。在多种场合大肆宣传某某古玩现存量，只有多少多少的黄皮缪论。他们这样的行为都是些伪历史，伪科学，为客观的自我假想主义。这样的种种行为严重妨碍和误导了古玩的正常交易和流通。他们的这错误学术论是导致很多古玩爱好者误入歧途的罪魁祸首。我们对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艺术品，不能单单按照几个强势者的强盗逻辑去加以限制和歪曲。对优秀古玩的具体数量问题，当代人缺乏认真而系统的研究。缺乏客观真实的理论依据。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任何人都不敢面对5000年的灿烂文化说我以全知，因此我们面对浩海无际的古玩，永远只有没有发现的，没有已经全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