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放过了高丽吗？自蒙古汗国兴起以来同西夏、金国、花剌子模等国相继爆发过战争。在蒙古与金国的战争如火如荼之际金国境内的一群人开始按捺不住了——这群人就是被金国女真人所征服的契丹后裔。契丹人耶律留哥趁金国与蒙古激战正酣之际建立了东辽政权并于1215年攻占了金国的东京城，耶律留哥见蒙古人势大就带着自己的儿子一同去朝见成吉思汗以示臣服。公元1216年初耶律留哥的部将耶律厮不背叛耶律留哥——在澄州称帝，建立后辽政权。然而就在耶律厮不称帝当年后辽就发生内讧，耶律厮不死于这场内讧，部众一致推举乞奴为监国。同年秋蒙古军在木华黎的统率下对后辽发起进攻，自知不敌的乞奴率九万契丹部众越过鸭绿江进入高丽境内。后辽政权在进入高丽境内后再次发生内讧：金山在杀死乞奴后自称辽王，1217年统古与又杀了金山，1218年喊舍在杀死统古与后自立。1218年蒙古以围歼后辽为由进入高丽，最终蒙古大军不仅攻克了后辽政权盘踞的江东城，还迫使高丽臣服。蒙古从此年年遣使到高丽索要各种物品：从毛皮、绸缎到笔墨纸砚无一不要。高丽国小民困，物产不多，敌视蒙古的情绪逐渐升温。
1225年一蒙古使者在出使高丽返回的途中被杀。杀死使者在蒙古人看来是不可饶恕的大罪——曾多次为此与别国开战。但由于蒙古大军西征，接着成吉思汗（1162～1227）又在征讨西夏途中逝世，使蒙古帝国没有立即对高丽展开报复。123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命撒礼塔率师攻高丽。蒙古打到了朝鲜半岛中部，洪福源率群众投降，高丽王弟怀安公王降。撒礼塔后在开城任命达鲁花赤等72人镇守，蒙古军暂时撤出高丽。1232年高丽王杀死开城驻守的达鲁花赤等72人，从松都（今开城）迁往江华岛，以防卫蒙古的再次入侵。得知此事后蒙古立即第二次攻高丽。这次蒙古一直打到朝鲜半岛的南端。不过蒙古却无法攻占江华岛，在现在的光州附近败北。蒙古首领撒礼塔在龙仁中流矢亡（一说被一名高丽僧人暗杀） 。蒙古副帅铁哥回师蒙古。后高丽王遣使节请罪，但并不肯臣服于蒙古并派兵攻陷已归附于蒙古的西京等处，劫夺了降将洪福源的家。
由于高丽内部主张降服于蒙古和抗拒蒙古的两派势力此消彼长，所以高丽对蒙古一直在亲附和抵抗之间摇摆不定，从公元1231~1259年蒙古大军先后六次征伐高丽。面对蒙古大军的压倒性优势，高丽上下无计可施：在首次迎战中高丽王室就被迫放弃国都开京，带领其贵族及军队全部移驻江华岛。这一时期虽是蒙古势力的上升期，但其骁勇善战的铁骑面对距离海岸线并不算远的江华岛一直无计可施（江华岛距离今天的韩国首尔仅五十公里，与陆地之间仅有约1公里宽的海峡），这个庞大的陆地军事政权的软肋暴露无遗——面对哪怕只是浅浅的一公里海峡也是陌生恐惧的。尽管蒙古拿逃到江华岛的高丽王室无计可施，但由于除江华岛以外的国土全部沦陷，最终高丽在外有强敌、内遭政争的局面下屈从于蒙古军队，高丽遂成为蒙古的附庸国：蒙古人在高丽和州（今朝鲜永兴）设双城总管府：管辖原高丽东北部地区——双城总管府隶属于元朝辽阳行省，存在近百年，其间蒙古派员入高丽监国，高丽世子入质大都。
公元1260年忽必烈护送在蒙古当人质的高丽世子王禃回国继位，即这就是高丽史书中的高丽元宗。忽必烈在当时视高丽为属国，打算以高丽为跳板征服日本。公元1268年9月在高丽方面迫于蒙古的压力派潘阜同忽必烈的代表一同出使日本，然而日本却拒绝向元朝臣服。忽必烈最终决定对日本开战，为此他要求高丽方面负责建造远征日本的船只，由此引发了高丽国内的不满情绪：大臣林衍发动政变废掉了高丽元宗，忽必烈出兵镇压了这次叛乱，高丽元宗得以复位。由于高丽元宗的王位是在忽必烈的支持下才得以坐稳，自然与蒙古的关系更为密切了。高丽元宗娶了忽必烈的女儿，此后高丽王室历代沿袭与蒙古联姻的政治策略——此后高丽王室的历代世子皆为蒙古公主所生。同时高丽也积极向蒙古进贡美女——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第三任皇后就来自高丽。尽管高丽政府为维持自身权势而臣服于元朝，然而由于此前高丽与蒙古的长期战争使高丽国内始终存在强烈的反蒙古民意，这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反蒙斗争——三别抄起义。起义军占据着高丽南部海岛，他们为争取援助甚至给日本写过求援信，但无论是京都朝廷还是镰仓幕府都不愿意引火烧身。三别抄一方面是抗蒙势力，另一方面也是反抗亲蒙古的高丽政府的军事力量：公元1273年4月元朝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荼丘与高丽将军金方庆联手将反抗力量成功镇压。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向高丽传达了如下命令：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当年6月九百艘军舰如期完工后忽必烈发动了东征日本的战争，高丽方面出动官兵五千六百人、水手六千七百人助战。
1274年这次东征日本的军事行动并未实现忽必烈的既定目的。1280年元朝出于再次东征日本的目的决心将高丽打造成为东征日本的基地：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又称日本行省或征日本行省），专务征讨日本之事，同时在高丽首都开城派遣达鲁花赤监督高丽。1281年随著进攻日本失败后元朝曾一度解散征东行省；1287年高丽国通过元廷高丽籍宫女、宦官得到行省职务，复设征东行省并以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省达鲁花赤（丞相）。《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五月“授高丽王睶行尚书省平章政事。”二十五年二月“己卯以高丽国王王睶复为征东行尚书省左丞相。”二十八年（1291年）五月“征东行尚书省左丞相、驸马高丽国王王睶为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征东行省在高丽国的统治没有达到地方统治的层面，只在高丽国都城设有行省官署，没有建立管辖路府州县的地方统治体制。征东行省的长官只任命高丽王一人为丞相，其下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职基本是缺而不任，下属机构的官员一般由高丽人来担任。征东行省一般官员的任命程序，是由行省丞相（高丽王）向元廷保举任官人选，奏请元廷批准备案批准。
当时的高丽就是维持着这样一种独特的状态：一方面隶属于元朝的征东行省管辖之下，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原有的国家机构。对元朝而言：高丽处于自己的实际控制之下，实在没必要颠覆原有的高丽王室——事实上这时的高丽王室已然成为元朝统治高丽的政治工具：在血缘上自高丽元宗之后的历代高丽国君皆有蒙古血统，在政治上高丽国王必须得到元朝的支持才能坐稳王位。在高丽国内始终存在强烈的反蒙古意识的形势下高丽王室实际上在国内已得不到支持，必须完全依赖于蒙古人的扶植才能延续自己的统治。高丽王室通过向元朝进贡美女、配合元朝东征日本等手段将自身利益与元朝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由此形成了元朝在高丽的特殊统治模式。到了中国元明交替之际面对新兴的大明王朝和退守漠北的北元势力令高丽国内出现了“事元”和“事明”的路线方针分歧：在高丽人民眼中高丽王室已彻底成为蒙元的傀儡，高丽王室只能完全依赖于元朝的支持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在这样的局面下公元1388年高丽国王命大将李成桂征讨明军，然而正是此举导致了高丽王朝的覆灭：1388年五月五月李成桂渡过鸭绿江后发觉行军困难、粮饷不济，上书要求班师，然而高丽国王王禑拒不接纳李成桂关于班师的建议。于是李成桂在劝服和自己一同出征的军都统使曹敏修后果断在威化岛回军占领高丽首都开京，随即流放了时任门下侍中（首相）的崔莹，此后高丽政权实际上已转移到李成桂和曹敏修手中。六月王禑被诸将逼宫退位，李成桂主张另立王氏宗亲，曹敏修、李穑则主张立王禑之子王昌，最终王昌即位，曹敏修和李成桂分任左右侍中，同时李成桂被任命为东北面朔方、江陵道都统使并赐忠勤亮节宣威同德安社功臣之号。至此挡在李成桂大权独揽道路上的只剩下和他一起回师并同样手握军权的曹敏修了，到了这年七月李成桂指使自己的手下赵浚弹劾曹敏修，从而得以趁机独揽政权。八月李成桂又开始担任都总中外诸军事，十月开始出任兼判尚瑞司事。这时已掌握高丽实权的李成桂通过独尊儒术、削弱佛教以及私田改革等措施逐步为自己改朝换代进行意识形态转换的准备：首先李成桂下令调查全国土地，1390年将所有现存的公私田册档都予以焚毁。次年颁布了土地制度的新法令——科田法。规定科田只能取自京畿地区，按每人已有的官阶对官僚集团成员实行分配，其他郡县土地属于公田。这样高丽权门世族和佛教势力的经济基础遭到彻底破坏，从而敲响了他们的丧钟。另一方面私田改革也象征着高丽王朝本身的没落，公田的增长使政府收入相应增加，为李成桂的改朝换代奠定了经济基础。公元1392年七月十七日丙申李成桂废黜高丽恭让王，正式登基称王。李成桂在废黜高丽末代国王的第二天就派出特使来到南京朝见明太祖朱元璋并请求明朝的册封。他为自己开创的新王朝准备了朝鲜、和宁两个名字请朱元璋选择，朱元璋自然乐意由这个对自己恭顺的小弟取代亲元的高丽王朝，册封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最终朱元璋钦定了朝鲜二字作为李成桂所开创的新王朝的名字，公元1393年李成桂正式下诏启用“朝鲜”这一国号，至此延续474年的王氏高丽王朝被李氏朝鲜王朝取代。
不是不打，是压根不需要打就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