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看官，这里是陈大舍道古。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承蒙青眼，不胜荣幸。
努尔哈赤反明之前为建州都督(正式称呼是指挥使)，就是一名边境地区的土官。所谓的土官和传统意义上的土豪一样，是植根于本土的大人物，也就说是一种“野生的”统治者。
明代的一位土官。
土官制度是大明朝对大元朝时期土司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分文武两职，文官有土知府、土知州、土同知乃至于土典史；武将有指挥使、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乃至于千户、百户、长官。这些土官实际上的地位犹如三代之际的诸侯。大明神宗明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受封为建州卫都督佥事、左都督。六年后，也就是万历二十三年，他因抗倭“保塞有功”，晋升龙虎将军。从这个角度来说，认为努尔哈赤是大明朝的将领，绝对没毛病。
万历二十三年赐努尔哈赤的龙虎将军佩剑。
再说一说建州的由来。 建州之名始于渤海国，据《新唐书》记载：
“渤海大氏置率宾府，领华、益、建三州”。
其地在今吉林之兴京附近，辽移建州治于灵河之南，后再移灵河之北。金、元两朝皆设有建州，然皆为辽以后所移之建州，于大明朝则为兀良哈境内。故于此设建州卫，以本土人为土官。
大明开国之初，长城以北地区虽然仍旧有北元势力的影响，但大元朝的气数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于是居住在今黑龙江依兰县一带的女真人乘机反元，结果一败涂地。于是女真酋长阿哈出与猛哥帖木儿率众跑路到了绥芬河，同时依附于大明朝廷和朝鲜王朝。朝鲜《龙飞御天歌》皆纪朝鲜太祖创业，云：
“＇野人酋长，远至移阑豆漫，皆服事，常佩剑，入卫潜邸……东征西伐，靡不从焉。＇ 并说明其时佩剑入卫之三万户(元时于女真之地设万户府)中，孟哥帖木儿与阿哈出均在列。”
永乐元年(1403A.D.)阿哈出被明朝封为建州卫指挥使，建州女真之名始于此。《皇明实录》记载：
“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
后来，建州卫高层内讧，大明朝干脆把建州一分为三，童仓掌建州左卫，凡察掌建州右卫，李满住留任建州卫。自此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建州三卫”。到明中期以后建州三卫内部经常发生火拼，三卫指挥使成天换人，到了大明朝后期，建州右卫都督王杲(又称阿古都督)与子阿台时、建州左卫末代都督王兀堂又因造反而先后遭到清剿，从此建州卫的世袭中断。此后努尔哈赤(猛哥帖木儿六世孙，阿古都督外孙)的在明将李成梁的支持下势力逐渐壮大，逐渐控制了建州地区，并逐步发展建立了后金政权。
在古代社会，凡是多元文化的大帝国都必然存在着边境地区，这些地区的“野生的”统治者对中央的统治往往是既服从又保持一定独立性。对中央政府来说对这些叛服无常的地方势力只要朝廷保持着任免权就能达到管控的目的。只要是这些“地方官”们一经确定，那么，中央与边境政权的关系便是经济往来，而不在其他方面过多的彼此干预。
历史上中原王朝都是如此，而西方的罗马帝国对日耳曼地区、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地区、俄罗斯帝国对克里米亚、乌克兰等地也都是这种态度。可能现代人觉得这种边境管理方式太没“虽远必诛”的“血性”，但是这确实这是一种对双方来讲性价比都是最高的制度，可以说是“双赢”。而包括努尔哈赤在内的大小土官们都是这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海龙屯》中杨应龙的扮相。其实努尔哈赤也应该差不多，因为朝鲜王朝的使者曾经明确的说过，努尔哈赤兄弟穿的是“蟒纹贴里”。
但是，不管是什么制度，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后就必然会走向不合时宜，土官制度也一样。长期以来的土官制度给中原王朝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也给大小土官带来了财富。利益刺激着中原王朝的贪欲，财富则发酵着土官的野心。 到了明朝后期边境地区的土官谋叛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声势浩大者如缅甸岳凤、播州杨应龙、西夏孛拜等等，都准备当一次齐天大圣，和中原的“天皇帝”争个高低，而努尔哈赤则是这些人中最幸运的一个。
努尔哈赤是复国，金国被灭后复国。建立后金，是后金的开国皇帝。实际上努尔哈赤的父亲就是被明朝杀掉了，当时努尔哈赤所在部落还不是明朝国民，所以才有明朝征伐努尔哈赤部落的事。
努尔哈赤在李如松仗前受差遣的说法没有证据证明，感觉像是中国人的意淫。
西周灭亡成汤封下十八国起纷争，春秋割锯诸侯地战国争战乱纷纷。中华大地本一统四分五裂被割锯，秦朝统一大业立功绩本是一家人。商秧怀才不遇弃暗投明寻名君主，不能说他背叛本国奔它主是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