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时期，宋文帝因北魏不断进攻的压力，为了收复失地，与北魏争夺对河南的控制权。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元嘉七年、元嘉二十七年、元嘉二十九年）的北伐战争，但结果却都不尽如人意，皆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宋文帝的固执己见的决策

实际上，关于宋文帝的三次北伐举动都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决定。在第二次虽听取群臣上言，但结局其实早已内定。

如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帝欲经略中原，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这段话记载于元嘉二十六年，恰是第二次北伐之际。这些“迎合取宠”的人，大概有两类。

其一是一些趋炎附势之人，他们根本不懂得军事政策。这样的文士的参与决策，让整个北伐行为都显得极其荒诞。另外一种是鼓励皇帝北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可以说是王玄谟。他“坐谈而动远略之雄心”和上面的文士行为并无二致。

除了这些附和之人，对于不同的意见，宋文帝采取的则是打压政策。

长期缺少管理的淮北边镇

在宋文帝决定通过战争的方式夺回失地之时，并没有把淮北以北的各镇军做好部署工作。

在对于加强淮北沿边镇守之策时，何承天曾提出：“城保之境，诸所课仗，并加雕镌，别造程式。”这本是固本之道，然而宋文帝并未有足够的重视。

此外，由于刘宋长期忽视招集流散、经营沿边城镇。这样就会导致淮北镇戍缺乏支撑。

被忽视的军备筹措和军队组织

不打无准备的仗，是发动战争最基本的要求和前提。但是，这在宋文帝心中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兵书有云，粮草先行。可是在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已经开始，才让何尚之筹措军需，不得不说，实在过于草率。

不仅如此，在军队的组织方面也很轻率。因兵力不足，宋文帝匆忙扩军，让其投入战争。但是，这些士兵们，没有经历过基本的训练，而那些具有特商的“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更是为北伐徒增笑料。

不合理的军事制度

与政治上的强化皇权相辅相成，宋文帝一直在加强军事权力的掌握，比如在对军队指挥的控制。他在临战的状态下，不惜违反军事常规，进行下达命令。

将领的才能缺失，临时奔逃

将领的才能在战争期间至关重要。比如极力主张北伐的王玄谟，将其任命为北伐的前锋主力，然而他却临阵思逃，引发全军崩溃。

宋文帝北伐是刘宋初年宋与北魏之间的一场战争。422年,北魏乘刘裕死去之机,占领了刘宋黄河以南的青州、兖州,刘宋失去了滑台、洛阳、虎牢等4个重镇,边界退到淮北。

430年,宋文帝令右将军到彦之率5万大军,统领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北攻。又派骁骑将军段宏率领精兵8000,直捣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率兵1万跟在他后面,后将军长沙王义欣率兵3万作为机动部队。对宋的这次北伐,拓跋焘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作战方针。拓跋焘放弃河南4镇,宋军乘虚而入,到彦之令部将分守诸城。宋军进驻灵昌津(今河南延津县北)前锋直抵潼关。司、兖两州尽为宋军所据。宋军大喜,以为北伐胜利可望。独安北将军王仲德深以为忧。

8月间,北魏就转退为进,发起反攻。拓跋焘派冠军将军安颉率领诸军,进攻宋军主力到彦之部。到彦之令部将姚耸夫渡河对阵。姚耸夫大败,死伤甚重。接着拓跋焘又派征西将军长孙道生和丹阳王太毗屯兵大河北岸,防到彦之北渡。不久,洛阳、虎牢皆被北魏夺取,宋诸军相继战败。到彦之引军到历城,焚舟弃甲,退到彭城。竺灵秀部也丢了须昌(今山东东平),南奔湖陆,又被魏将叔孙建打败,死伤5000余人。宋北伐大军全线溃败。由于北魏也连年作战,国力不支,无力南下。此后,宋与北魏之间暂时没有大的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