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暂时抛开封建王朝的影响（这点肯定是存在的），而从其他角度来谈谈。我们可以用宋明理学中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为例子来简单说一下。
- 最早，《礼记》中提出“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大意是有的人最后成为畜生了，物化了，是因为他泯灭了天理道德，更无止境地追求人的本能欲望（如食、色、财、位……）
- 后来，二程在此基础上提出：“灭私欲则天理明矣。”大意是人如果能灭掉私欲，那么天理道德就能明白地彰显了。
- 朱熹又在二程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大意是人心是恶的，大道又是比较精微深奥的（易被人曲解篡改），只有一心一意笃行大道，不偏不倚地研究实践才能成功。因此，圣贤们说了万万千，归根结底是教人去如之前所说的笃行态度去追求大道，灭除人的欲念。
这个例子我个人认为很有意思，似乎它反应了儒教理论的一种共性化的演变历程。《礼记》本身提出的是造成极端物化的人的根本原因，就好像有人说“做菜难吃的厨子一定学的时候没有认真”；二程在此基础上推演得出解解决人极端物化的办法，就好像有人说“只要认真学习，做菜难吃的厨子还是可以学好的”；朱熹进而又理论推演出明大道的必要条件，就好像有人又说“只有认真学习，厨子才能做出好吃的菜”。
现在能看出，虽然他们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但立足点是不一样的。《礼记》重在解释一种现象，二程重在提出一个简单的方法论，朱熹则是在讲要明大道所应具备的基本原则。也即是说，我们暂先不管理论本身实践性或可操作性，单脉络来讲，从小范围现象解释到基本原则的确立，儒教在中国历史实际上走的是与现代一些学术研究相反的路子。现代学术研究常常先从宏观概念开始，然后考察原则，然后有基本的方法论，之后再研究细化理论及其表象用于对前面几者的不断修订、更新、发展。
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认为大概：
一是因为先秦乃至秦汉时期，作为理论发展的初期，主要从现象上了解本质——这符合人类抽象认识的基本过程——而这些本质成为后世展开理论推演的基础，并下意识地想补充前世理论体系化上的缺漏。但这种补充在以儒教思想为官方正统的环境下，又不能做任何修改，必须当做经典或完全正确，适用于解释其他方向，且具备宏观指导性的思想来发展。这就造成了一种错位。而这种错位就是儒教思想被固化的根源——下意识或有目的地否认人类从无到有、从局部到全面、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反而把早期某领域的解释当做绝对且广泛的真理（现代很多人同样也在犯的错误）。由此在理论的构建上就有内在矛盾处，乃至这种矛盾会影响到整个体系最终的认同度问题上。宋明理学正是在这种固化中，做出了一些不能说错误，但较为片面或不完善的判断，由此被后人，特别是接受和感知了西方近现代体系化理论的人定义为曲解。
二是环境上其他学说无意中提供了支撑。如《道德经》中的治国原则，其实来源于一种解决诸侯混战的特殊设想：怎么解决战乱带来的问题呢？OK，战乱其实是诸侯的欲望连累了老百姓，还要表现功绩让老百姓崇敬他们，甘愿给他们卖命，所以最好“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最好“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为什么诸侯要这么劳民伤财的欲望呢？原来是深怕自己的地位、特权不能保持。那OK，干脆让老百姓吃饱饭，脑袋空空如也，“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由此进一步延伸理论，那天下就太平。进而在宋明两代，儒释道的地位已基本被历史确立，能找到的被奉为经典的理论资料都异曲同工，那“灭人欲才能存天理”这个原则就应该是成立。
个人以为单纯理论发展角度，主要由以上两点，造成宋明理学想围绕前人思想提一些、完善一些、追根一些、发展一些较体系的理论，却反而不受人待见，难以指导实践。以致王守仁虽然也不敢说圣人理论有何问题，但把矛盾重点引归至内心的领悟，谓之“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言下之意就是反正俺心里怎么理解的你也不知道，总不能说我错，也不能因为我违背主流儒教而批判我。
所以我个人认为，宋明理学是儒教在中国社会中发展演变的一种必然（它当然属于儒教的思想体系）——即有封建王朝政治的需要、也不能忽视它本身发展过程中的缺憾，即理论体系的一种初期性阶段成果被无限夸大了，不能反思，导致后人想发展也难为。它的曲解和问题也是必然。它的错误不能反证早期儒教思想就是全对，恰恰相反它告诉我们迷信前人，否认发展，认为“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好”且“越老越好”，最好推至神话时代——这样的意识有多么的可怕。
以上就是我对该问题的拙见，谢谢！
宋明理学，是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而建立的“道学”。是一种既贯通宇宙自然（道教）和人生命运（佛教），又继承孔孟正宗（根本），并能治理国家（目的）的新儒学，是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汉儒治经重名物训诂，宋儒则重阐释义理、兼谈性命，因有此称。
理学是中国古代精致、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论证了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至元朝成为官方哲学。
重要理学家有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灏，南宋杨时、朱熹、陆九渊、林希逸，元吴澄、许衡、刘因、 郝经、姚枢，廉希宪，张文谦，刘秉忠、赵汸、汪克宽、华幼武、吴海、戴良、李祁、张宪、梁寅、苏天爵等，明湛若水、王阳明、朱得之等，广义上包含三苏、王安石、司马光等。其哲学中心观念是“理”，“理”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的东西。理学出现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撇开其他诗词歌赋、汉民族思想文化方面等传统文化不说，单单提一下在cctv科教频道看到的一个关于丝织品技术的报道。约二十年前一个日本人慕名来到中国江苏苏州，拿着一块原存于日本神社寺庙的宋代丝织品的遗存样品， 找到中国古丝织品复原方面最有名的数位专家，希望中国专家能给予重新复制。苏州的多位古丝织品专家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该丝织品图案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其制作工艺复制难度远远超过明朝的丝织工艺，之前在中国国内前所未见，该丝织品无论是图案设计还是制作工艺技术在宋朝之后的丝织品中再无出现过。可断定该高等级丝织品技法于南宋后失传。科教频道的解说当时让我立即回想起一句话“崖山之后无中华”，蒙元满清奉行对汉民族残酷屠杀、压迫、摧残汉民族思想文化的真是罪行累累，馨竹难书。中华汉民族近千年以来真是多灾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