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至终，赵构何曾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他所掌控的充其量不过是宫廷禁卫而已，但这和金戈铁马、驰骋沙场的正规终究不可同日而语。
一：完全崩溃的宫廷禁军制度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凭借“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之职问鼎天下的宋太祖因为害怕有人故技重施。于是，在建国后不久，他就把“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的权利一分为三：即，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分别冠以“殿帅、马帅和不帅”之称。“三帅”彼此独立，相互监督，只享有训练权和指挥权，至于调动之权则归于皇帝之手。
因为“三帅”军马皆是“天下兵马之骁健善斗”者。而又只对皇帝负责，担负着卫戍京畿的重任。因此也可以说，大宋的皇帝掌握着天下最精锐的兵马。
但自“靖康之难”后，摈除“皇室为虏、二圣北狩”不说，号称“天下精锐”的禁军也随之灰飞烟灭。而幸免于难的康王赵构则因王室最后遗存，和“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被握有军事实权的张俊、宗泽等人拥戴为帝。以此为帜号召天下，换言之，此时的宋高宗充其量不过是个光杆司令罢了。
二：苗刘兵变促发了“御前忠锐军”的诞生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一意求和的宋高宗将李刚、赵鼎等人罢相，大肆启用投降派汪博彦、黄潜善、王渊等人。此举激起了当时负责警卫的苗傅和刘正彦及其所部军士的反感和愤怒。当年三月，苗刘二人打着“非敢负国，愿清君侧”的旗号发动军事政变。强力逼迫宋高宗严惩汉奸，尔后为了自保，又迫使赵构让位于其年仅三岁的儿子赵尃，而自己则退居显忠寺。
同年，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人率军勤王，一举击灭“苗刘事变”宋高宗赵构复位。经此一役，赵构深感拥有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于是在各地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邀截商旅的盗匪、叛军数不胜数的艰难境况下。赵构强行组建“御前忠锐军”作为自己的侍卫亲军，直接接受自己的领导和调遣。
饱受挫折之后的人异常敏感而脆弱。经历过金军“搜山检海”的抓捕行动、体验过“祸萌于卧榻”的“苗刘之变”，再加上对前朝“陈桥兵变”的深刻印象。即便已经有了“御前忠锐军”可赵构还是不放心，没有安全感。
三：内外兼施，双管齐下才是保障——赵构重用岳飞
“世事无常，有备无患”，经历“苗刘之变”的赵构显然不愿意再“把鸡蛋放在一个筐子里”。他要在宫廷之外再培养一位“忠心耿耿、踏实肯干”的将领，进而确保自己手上能有一直可以“横戈跃马、驰骋沙场”的百战之师。而就在这时，“家世清白且无根基、年轻武勇而又淳朴敦厚”的岳飞进入了赵构的视野。
于是，在赵构的栽培之下，岳飞成了“中兴四将”中年纪最轻的宣抚使，并且自始至终都和赵构保持着相当的默契。君臣相得的这几年显然是赵构最为安心惬意的几年。
但岳飞终究是岳飞，他虽然忠君，但他却更爱国，在赵构一意孤行的踏上“求和”之路时。坚决秉承赵构最初“恢复中原”的豪言壮语的岳飞开始与赵构渐行渐远。默契的君臣之间自此渐生嫌隙。而明显意识到岳飞已经不再那么容易控制的赵构，转而对岳飞手上轻剽善战的军队心生恐惧。本着“既不能为我所用，何妨毁去，尚可以敲山震虎之效”的原则。在金人的逼迫之下，宋高宗也就顺水推舟的解决了岳飞的问题。
四：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南宋版的杯酒释兵权
公元1142年，岳飞被害于风波亭。同年，心灰意冷的韩世忠怀着兔死狐悲的心情主动上缴兵权，以病乞归，至于同是“中兴四将”的张俊、刘光世则早在“风波亭事件”之前几年，就已经主动解甲，做起了京官。而因为他们的“识时务”，心花怒放的宋高宗自然也是投桃报李，酬答甚厚。
自此，南宋再无声名显赫、敢打敢拼、能战敢死的野战部队。宋高宗赵构也终于可以按下心来，轻轻松松的做金国的侄皇帝。南宋也再一次踏上北宋“虚外守内”的政治老路。而百年后比“靖康之耻”更为惨烈的“崖山之役”正在前方静静的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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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四大元帅之一的张俊中央倾向，成为后期收兵权的一个保证。正是这一倾向，让赵构可以放心让张俊的军队强大以此对抗岳飞和韩世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