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个问题，我不免有些为苏轼意难平。因为会有些人觉得王安石的政治成就大，苏轼就是写得一手好词，又总是为变法添乱的一介微臣。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其实苏轼在年轻的时候是不写词的，他写的都是策论，而让他得到赏识又名满天下的，同样是策论，而非词作。他开始写词是在后来经历宦海沉浮、被贬远地时，以词来抒意志思怀的。年轻的苏轼初入京后，因写的策论得欧阳修赏识，一时名满天下，仕途看似一片光明，但是天意弄人，在他正要干出一番事业，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
苏轼离开了京师守孝三年，三年后，他回到了京师，步入了仕途。可是不久，父亲苏洵又去世了，又要守孝三年。一共六年守孝，让苏轼错过了许多许多，待他再回到京师的时候，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
后来就有了苏轼因反对变法自请调离出京的事，再往后就是乌台诗案和苏轼宦海沉浮的一生。之所以有这样不平的一生，主要是因为苏轼的政治主张，简单来说就是去掉王安石变法中的糟粕，留下变法中好的部分所致。
王安石变法，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次改革。许多人觉得王安石变法是伟大的、完全正确的，其实这样的看法是很片面的。首先“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充盈国库，这是它利好的一面；但变法政策里面也有部分条例是很伤百姓利益的，以致当时民怨四起，这就是变法的弊端部分。
再说王安石，王安石的本意的确是一心为国，但是他很固执，至于变法中不好的部分，他是不会改的，谁反对，他就愤怒于谁。同时，王安石变法时用人不善，以至于变法实行过程中被有心人利用。变法中伤害百姓的那部分制度、王安石的固执和用人不善，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当然了，我们在今天也不能说王安石变法不对，充盈国库是国之根本，一个国家国库要空了，这个国家随时就要乱了。
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是正面的，但其中确实有不好的方面，苏轼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于是，苏轼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上面。每次旧党被召回京师的时候，苏轼也会东山再起。但他并不属于真正的旧党派系，他的一生都处在两边不讨好的位置，因为他本就无意去偏向哪一方。在他心里，国家兴盛、百姓安居是他毕生的追求。
叶嘉莹先生说过，如果北宋年间，苏轼能做到宰相，那么他势必变法。如果变法的是他，整个北宋的命运很可能不一样，在了解了苏轼的思想、能力和一生的历程后，深以为然。
“乌台诗案”的时候，苏轼差一点就要丧命，得王安石解救，幸免于死。其实王安石和苏轼从来都不是仇人，他们只是政见不合，属于朝堂翻脸吵架，私下可以对诗饮酒的关系。这一点也源于二人的追求都是为国效力。若说是私仇，倒不如说是司马光和王安石由政见不合上升为派系之争，进而有了私仇，更为合适。
苏轼经北宋仁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期间还有哲宗未亲政时高太后掌政时期。而苏轼无论被召还重用还是贬黜远地，在每一代执政者的眼中，在朝堂上，他从来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苏轼的许多词作中，每一次东山再起之时，欣喜之余，他有时会表达出新的风浪又要来的思想。正是因为他知道回去以后，自己依然会坚持去除变法糟铂、留其精华的主张，这样的思想又会带给他未知的遭遇波折。在每一次被贬的时候，只要手中还有权力，他都会为当地百姓做实事，深得地方百姓拥戴。
苏轼旷达了一生，也悲哀了一生，他的悲哀和陶渊明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陶渊明是将自己的悲哀藏在了隐秘的角落，而苏轼则是将悲哀放在了心里。他的追求、他的坚持其实就是他悲哀的来源，但是他永远不会放弃。
所以，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词流传千古，成为后世的推崇对象，就说他只会写词，而没有政治家的眼界素质。相反，苏轼作为朝臣的眼界见识，至少在宋史上属于少见。也不能因为他没有做到宰相，没有主持变法，就说他不是政治家。或者，在百科中，他没有政治家的标签，但是在古今许多学者大师的笔下，政治家是他众多标签中的一个。
而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和王安石本身的诗词水准，都足以让王安石成为千古流传的风云人物。他们二人，历经了千年，依然有各自的粉丝阵营，要说谁的名气更大，难分高低。
人们说起王安石和苏轼哪个名气更大，都可以取自己的那方尊崇对象来说，其实都没有问题。只是，不要再把苏轼和王安石看作不可兼容的两个人，如果非得弄的有你没我，倒是真的失了偏颇了。
王安石与苏轼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一对。单从文章、诗歌上讲，二人旗鼓相当，不分伯仲。从书法、绘画艺术上讲，苏东坡比王安石厉害得多。从为政地位上，王安石比苏轼略高，且政治上成熟稳重一点。从词作上讲，苏轼的影响略高于王安石。从人生的际遇上讲，王安石在官场上比苏轼在当时名望高一些，苏轼毕竟是下属，而王安石毕竟是皇帝身边的红人。
从他们活着的时候说，王安石名声大于苏东坡，从对后代影响上苏东坡比王安石影响大。从官场、官场历史研究价值上讲，王安石影响比苏东坡大。
就这个问题，我不免有些为苏轼意难平。因为会有些人觉得王安石的政治成就大，苏轼就是写得一手好词，又总是为变法添乱的一介微臣。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其实苏轼在年轻的时候是不写词的，他写的都是策论，而让他得到赏识又名满天下的，同样是策论，而非词作。他开始写词是在后来经历宦海沉浮、被贬远地时，以词来抒意志思怀的。年轻的苏轼初入京后，因写的策论得欧阳修赏识，一时名满天下，仕途看似一片光明，但是天意弄人，在他正要干出一番事业，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
苏轼离开了京师守孝三年，三年后，他回到了京师，步入了仕途。可是不久，父亲苏洵又去世了，又要守孝三年。一共六年守孝，让苏轼错过了许多许多，待他再回到京师的时候，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
后来就有了苏轼因反对变法自请调离出京的事，再往后就是乌台诗案和苏轼宦海沉浮的一生。之所以有这样不平的一生，主要是因为苏轼的政治主张，简单来说就是去掉王安石变法中的糟粕，留下变法中好的部分所致。
王安石变法，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次改革。许多人觉得王安石变法是伟大的、完全正确的，其实这样的看法是很片面的。首先“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充盈国库，这是它利好的一面；但变法政策里面也有部分条例是很伤百姓利益的，以致当时民怨四起，这就是变法的弊端部分。
再说王安石，王安石的本意的确是一心为国，但是他很固执，至于变法中不好的部分，他是不会改的，谁反对，他就愤怒于谁。同时，王安石变法时用人不善，以至于变法实行过程中被有心人利用。变法中伤害百姓的那部分制度、王安石的固执和用人不善，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当然了，我们在今天也不能说王安石变法不对，充盈国库是国之根本，一个国家国库要空了，这个国家随时就要乱了。
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是正面的，但其中确实有不好的方面，苏轼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于是，苏轼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上面。每次旧党被召回京师的时候，苏轼也会东山再起。但他并不属于真正的旧党派系，他的一生都处在两边不讨好的位置，因为他本就无意去偏向哪一方。在他心里，国家兴盛、百姓安居是他毕生的追求。
叶嘉莹先生说过，如果北宋年间，苏轼能做到宰相，那么他势必变法。如果变法的是他，整个北宋的命运很可能不一样，在了解了苏轼的思想、能力和一生的历程后，深以为然。
“乌台诗案”的时候，苏轼差一点就要丧命，得王安石解救，幸免于死。其实王安石和苏轼从来都不是仇人，他们只是政见不合，属于朝堂翻脸吵架，私下可以对诗饮酒的关系。这一点也源于二人的追求都是为国效力。若说是私仇，倒不如说是司马光和王安石由政见不合上升为派系之争，进而有了私仇，更为合适。
苏轼经北宋仁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期间还有哲宗未亲政时高太后掌政时期。而苏轼无论被召还重用还是贬黜远地，在每一代执政者的眼中，在朝堂上，他从来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苏轼的许多词作中，每一次东山再起之时，欣喜之余，他有时会表达出新的风浪又要来的思想。正是因为他知道回去以后，自己依然会坚持去除变法糟铂、留其精华的主张，这样的思想又会带给他未知的遭遇波折。在每一次被贬的时候，只要手中还有权力，他都会为当地百姓做实事，深得地方百姓拥戴。
苏轼旷达了一生，也悲哀了一生，他的悲哀和陶渊明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陶渊明是将自己的悲哀藏在了隐秘的角落，而苏轼则是将悲哀放在了心里。他的追求、他的坚持其实就是他悲哀的来源，但是他永远不会放弃。
所以，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词流传千古，成为后世的推崇对象，就说他只会写词，而没有政治家的眼界素质。相反，苏轼作为朝臣的眼界见识，至少在宋史上属于少见。也不能因为他没有做到宰相，没有主持变法，就说他不是政治家。或者，在百科中，他没有政治家的标签，但是在古今许多学者大师的笔下，政治家是他众多标签中的一个。
而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和王安石本身的诗词水准，都足以让王安石成为千古流传的风云人物。他们二人，历经了千年，依然有各自的粉丝阵营，要说谁的名气更大，难分高低。
人们说起王安石和苏轼哪个名气更大，都可以取自己的那方尊崇对象来说，其实都没有问题。只是，不要再把苏轼和王安石看作不可兼容的两个人，如果非得弄的有你没我，倒是真的失了偏颇了。
王安石与苏轼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一对。单从文章、诗歌上讲，二人旗鼓相当，不分伯仲。从书法、绘画艺术上讲，苏东坡比王安石厉害得多。从为政地位上，王安石比苏轼略高，且政治上成熟稳重一点。从词作上讲，苏轼的影响略高于王安石。从人生的际遇上讲，王安石在官场上比苏轼在当时名望高一些，苏轼毕竟是下属，而王安石毕竟是皇帝身边的红人。
从他们活着的时候说，王安石名声大于苏东坡，从对后代影响上苏东坡比王安石影响大。从官场、官场历史研究价值上讲，王安石影响比苏东坡大。
都不是。
就这个问题，我不免有些为苏轼意难平。因为会有些人觉得王安石的政治成就大，苏轼就是写得一手好词，又总是为变法添乱的一介微臣。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其实苏轼在年轻的时候是不写词的，他写的都是策论，而让他得到赏识又名满天下的，同样是策论，而非词作。他开始写词是在后来经历宦海沉浮、被贬远地时，以词来抒意志思怀的。年轻的苏轼初入京后，因写的策论得欧阳修赏识，一时名满天下，仕途看似一片光明，但是天意弄人，在他正要干出一番事业，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
苏轼离开了京师守孝三年，三年后，他回到了京师，步入了仕途。可是不久，父亲苏洵又去世了，又要守孝三年。一共六年守孝，让苏轼错过了许多许多，待他再回到京师的时候，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
后来就有了苏轼因反对变法自请调离出京的事，再往后就是乌台诗案和苏轼宦海沉浮的一生。之所以有这样不平的一生，主要是因为苏轼的政治主张，简单来说就是去掉王安石变法中的糟粕，留下变法中好的部分所致。
王安石变法，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次改革。许多人觉得王安石变法是伟大的、完全正确的，其实这样的看法是很片面的。首先“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充盈国库，这是它利好的一面；但变法政策里面也有部分条例是很伤百姓利益的，以致当时民怨四起，这就是变法的弊端部分。
再说王安石，王安石的本意的确是一心为国，但是他很固执，至于变法中不好的部分，他是不会改的，谁反对，他就愤怒于谁。同时，王安石变法时用人不善，以至于变法实行过程中被有心人利用。变法中伤害百姓的那部分制度、王安石的固执和用人不善，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当然了，我们在今天也不能说王安石变法不对，充盈国库是国之根本，一个国家国库要空了，这个国家随时就要乱了。
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是正面的，但其中确实有不好的方面，苏轼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于是，苏轼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上面。每次旧党被召回京师的时候，苏轼也会东山再起。但他并不属于真正的旧党派系，他的一生都处在两边不讨好的位置，因为他本就无意去偏向哪一方。在他心里，国家兴盛、百姓安居是他毕生的追求。
叶嘉莹先生说过，如果北宋年间，苏轼能做到宰相，那么他势必变法。如果变法的是他，整个北宋的命运很可能不一样，在了解了苏轼的思想、能力和一生的历程后，深以为然。
“乌台诗案”的时候，苏轼差一点就要丧命，得王安石解救，幸免于死。其实王安石和苏轼从来都不是仇人，他们只是政见不合，属于朝堂翻脸吵架，私下可以对诗饮酒的关系。这一点也源于二人的追求都是为国效力。若说是私仇，倒不如说是司马光和王安石由政见不合上升为派系之争，进而有了私仇，更为合适。
苏轼经北宋仁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期间还有哲宗未亲政时高太后掌政时期。而苏轼无论被召还重用还是贬黜远地，在每一代执政者的眼中，在朝堂上，他从来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苏轼的许多词作中，每一次东山再起之时，欣喜之余，他有时会表达出新的风浪又要来的思想。正是因为他知道回去以后，自己依然会坚持去除变法糟铂、留其精华的主张，这样的思想又会带给他未知的遭遇波折。在每一次被贬的时候，只要手中还有权力，他都会为当地百姓做实事，深得地方百姓拥戴。
苏轼旷达了一生，也悲哀了一生，他的悲哀和陶渊明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陶渊明是将自己的悲哀藏在了隐秘的角落，而苏轼则是将悲哀放在了心里。他的追求、他的坚持其实就是他悲哀的来源，但是他永远不会放弃。
所以，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词流传千古，成为后世的推崇对象，就说他只会写词，而没有政治家的眼界素质。相反，苏轼作为朝臣的眼界见识，至少在宋史上属于少见。也不能因为他没有做到宰相，没有主持变法，就说他不是政治家。或者，在百科中，他没有政治家的标签，但是在古今许多学者大师的笔下，政治家是他众多标签中的一个。
而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和王安石本身的诗词水准，都足以让王安石成为千古流传的风云人物。他们二人，历经了千年，依然有各自的粉丝阵营，要说谁的名气更大，难分高低。
人们说起王安石和苏轼哪个名气更大，都可以取自己的那方尊崇对象来说，其实都没有问题。只是，不要再把苏轼和王安石看作不可兼容的两个人，如果非得弄的有你没我，倒是真的失了偏颇了。
王安石与苏轼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一对。单从文章、诗歌上讲，二人旗鼓相当，不分伯仲。从书法、绘画艺术上讲，苏东坡比王安石厉害得多。从为政地位上，王安石比苏轼略高，且政治上成熟稳重一点。从词作上讲，苏轼的影响略高于王安石。从人生的际遇上讲，王安石在官场上比苏轼在当时名望高一些，苏轼毕竟是下属，而王安石毕竟是皇帝身边的红人。
从他们活着的时候说，王安石名声大于苏东坡，从对后代影响上苏东坡比王安石影响大。从官场、官场历史研究价值上讲，王安石影响比苏东坡大。
都不是。
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综合影响上看，我推祟屈原。
屈原，战国时期楚国人，芈姓屈氏，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屈原是中国伟大的诗人，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屈原采用楚国方言，利用民歌的形式，开创了诗歌新体裁------“楚辞”，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是屈原的代表作。其中《离骚》影响最深远，诗人把深厚真挚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融入作品中，表达了对楚国和人民的热爱！“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名句童叟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