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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没有敌人，王安石没有朋友！
苏东坡与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是宋代文化场上的领袖，都名列唐宋八大家，都是心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有抱负的政治家。他们一个是新党的领袖，当朝宰相，主持了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一个是旧党中的青年才俊，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不当的害民的政策。说苏东坡是旧党，只是大概的说法，苏东坡在政治上，其实是不站队的。当然，由于出身蜀地官员众多，苏东坡和苏洵、苏辙又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所以也有人认为苏东坡是蜀党的领袖。
从政治立场上来说，苏东坡和王安石是政敌，从个人关系上来说，苏东坡和王安石其实可以算得上是师兄弟关系。王安石是师兄，苏东坡是师弟，他们都是文坛领袖欧阳修门下的学生。早期两个人在文坛驰骋的时候，苏东坡和王安石也算是惺惺相惜的朋友。苏东坡还曾经写信，向王安石推荐自己刚刚认识的一个青年才俊秦观，希望王安石能在文学和政治上多多提携他，王安石也是欣然同意，并高度赞赏苏东坡推荐的这个年轻人。这说明，苏东坡和王安石在早期是很不错的朋友，可能达不到那种抵足而眠的地步，但关系想必不错。
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嫌隙，开始于王安石主持的那一场后世评论不一的变法。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因为，在外人和王安石自己看来，王安石是个能吏，是一个精通经济和财政的经济学家。宋神宗认为，让一个经济学家主持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这个理由无比的充分。王安石也是这样想的。于是王安石就开始大量人用听自己的话的人，这当然包括大量的卑鄙无耻的投机倒把的小人，开始了站在云端的变革。新法一切看起来都很美，他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也很正当，但是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让新法变成了害人之法。
苏东坡是一个耿直的人，他把自己看得很透。他说自己要是看到不满的事情，不说出来，那就像吃了个苍蝇，就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给宋神宗上了万言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批评，这引起了王安石的强烈不满。王安石对苏东坡的不满，不仅仅是苏东坡上了万言书批评了新政，还在于苏东坡的老爸苏洵，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骂王安石长了一副奸贼的样子，以后必然要危害社会。王安石的母亲去世，别的官员都趋之若鹜，苏洵愣是没有去吊唁。所以这引起了王安石对苏东坡一家的不满。
后来就有了王安石的亲家弹劾苏东坡，说他回家丁忧期间，走私货物，再后来又有乌台诗案等，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都是王安石干的，也许是有小人看王安石不喜欢苏东坡，讨好王安石而诬陷苏东坡。
其实，苏东坡并非反对王安石，而是反对他的新法中的某些损害百姓利益的行为。苏东坡也不是新政的反对者，他只是希望有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搞温和改革。所以，在旧党领袖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的时候，苏东坡又开始批评司马光的旧党。政治上的不成熟，让苏东坡成为新旧两党的敌人，成为照镜子的猪八戒，里外不是人。
苏东坡的一生不是被贬谪，就是在被贬谪的路上。所以，苏东坡说他平生的功业，就在黄州惠州海南这些地方。
从个人的性格上，大概苏东坡从来没有把王安石当成敌人。在他眼里，王安石身负大才，就是性格倔强，属于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主。据说，苏东坡还给王安石起了个外号叫拗相公——苏东坡这个人特别喜欢幽默，最喜欢给别人起外号。据说司马光的那个司马牛的外号，也是苏东坡给起的。
苏东坡是个豁达随和的人，属于和别人自来熟，和任何人都能交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眼见天底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他能和任何人交朋友，哪怕你是玉皇大帝，哪怕你是个乞丐。他喜欢欣赏别人的长处，而缩小别人的短处，即使别人害他，他也很快就能原谅人家。所以，苏东坡没有敌人，包括王安石在内。
而王安石的性格执拗，一旦下决心，没有人能改变他的想法。王安石是政治动物，他最高追求就是变法，所有支持变法的人，都是他的朋友，所有反对变法的人，都是敌人，都属于要一棍子打死的异端。所以，王安石提出了石破天惊的三不足精神：“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为了变法，任用了好多小人，这些小人没有一个是他的朋友，只是在利用王安石的权力而已，当王安石变法失败而辞职罢相的时候，他的那些所谓的朋友和下属，人走茶凉的不少，落井下石的也不少，这就说明，王安石的政治同盟太脆弱，王安石是没有朋友的人。
但是到了晚年，苏东坡和王安石都已经淡化了政治，退出了政坛的时候，两个文化巨人的见面，演出了一场“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团圆的喜剧。王安石隐居在南京，苏东坡路过时候专门去看了王安石，王安石还骑驴专门去接苏东坡。两个文化巨人终于握手！两个人在半山园流连忘返，诗酒唱和，终于实现了两个巨匠的团圆。
所以说，苏东坡没有敌人，王安石没有朋友！
王安石和司马光苏轼互怼了一辈子，虽为政敌却互相欣赏各自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