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父亲在我心里就像一个力大无穷的搬山工。六七岁的时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在村里开始实行。父母亲卯足了劲没日没夜干，为了全家能够吃饱肚子。
等到田里、地里、山上都种上了庄稼，剩下的除草施肥任务就交到母亲手上。父亲则要去源头的大金怀里砍柴烧乌炭卖了。
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念书。恰逢休息天，父亲会叫我去挑清茶和午饭。你别以为这是一种轻松活，说起担子的重量也有十五六斤。
从村子走到大金怀里虽说路途不过十五六里，但是都是沿溪坑的上山之路，荆棘丛生，陡且滑。从早上六点钟出发走到做事的地方都要接近十点半，下午三点半必须要下山，真正留给父亲干活的时间其实不多。
我的作用就是节约父亲上山的时间，也让他少消耗一些气力好留着干活使。我记得天蒙蒙亮，母亲已经将早饭和中饭做好。早上是菜汤玉米糊，中午饭是老厚的玉米粿。父亲早早起来挑了两担粪水去浇菜地，回来就是磨柴刀，磨斧头。接着，匆匆忙忙喝上两碗糊糊，扛起工具就出发了。
也许现在的孩子会问，父亲咋就不等等我呢？哎，那不是去游山玩水，那是赶着时间上山劳作去呢。
当然，母亲会催我快吃，她则把我和父亲的午饭收拾好，连同茶水一起挂好担子。我也是唏哩呼噜地喝上两碗糊糊，担起茶水午饭就跑路。
上山的路我已经走过许多遍，哪里有个潭，哪里有块歇力坐的大山石，哪里有棵野果树，我都是熟记于心的。父亲的身影早已消失在茫茫林海之中，我心里着急想尽快追上他，哪怕能早点听到父亲走道不小心滑落山石发出的声响。
从那时起，我就对大金山存有敬畏之心。一是，它能赋予我们财富；二是它能给予我内心一种特别的宁静。
我的担子其实是不平衡的。竹编葫芦能装9斤茶水，连同葫芦本身有10斤多一点，玉米粿和菜最多五斤。我一手扶着葫芦，一手拿着柴刀拍打荆棘上的露水，还得留心脚下湿漉漉的山石。走不到小半路，就已经是汗流浃背了。葫芦里的茶水我是不敢轻易在这时候喝的，因为那是留给父亲干活后喝的。
还好，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潺潺，是十分干净的。渴了，就在路边摘片大树叶一折，舀着喝。这是父亲告诉我的经验，不能俯下身子作“牛饮”，那样会粗心喝下虫子。
追，肯定是追不上父亲的。我只有尽量加快脚步赶在父亲吃中饭前到达他身旁。偶尔，我会听见山凹里传来一阵阵回荡的呼风声，那是父亲强有力的声音。我也会学着他的样子呼上几声，给予回应。我要让父亲知道，他的儿子也是男子汉，儿子就要赶到他的身旁。
父亲会时不时在某些没有明显路径的转弯处、分岔处砍上一两根树枝摆好方向教我前进。其实，我对路径已经相当熟悉，但是在父亲眼里，我终归只是个孩子，他怕我走错路。
一路上，除了口渴停下来喝点溪水，其余的时间我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哪怕路边的小鸟发出的声响那么招惹我，哪怕是崖头上的猴群呼啸而过，一切的一切，在我眼里已经不再是新奇。我一心要赶到父亲身旁，因为母亲曾再而三交代过我，千万不能让父亲饿着肚子干活。
当父亲的砍柴声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知道就要到了。柴刀砍击木柴发出的“咔咔”响声，夹杂着父亲往手心吐口水的声音，还有柴木倒地发出的“嘎嘎吱吱”声，大金怀里好一派热闹的景象。
父亲最为强壮的年代大多在山上砍柴烧炭。那个年代不知道封山育林的重要性，父亲只有不断向大金山索取才能养活我们一家人。
傍晚时分，父亲都会挑着满满的一担乌炭回家。这才是钱，挑回家就能卖成钱。但是，要从木柴变成乌炭那是相当不容易的，从中父亲要花费的气力旁人是看不见的。
等我学到《卖炭翁》的时候，我就顺便编了几句唱给父亲听：烧炭爹，伐薪烧炭大金怀。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儿子衣裳全家食……
父亲听后笑眯眯的，他知道，他付出的劳力已经得到了些许回报。
小学时代，一到周末的时候，爸爸就用他的摩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