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坚守带来的结果是扬州全城被屠杀，而钱谦益带头投降却保全了南京，表面上看起来钱谦益的做法更好，同样是战败的情况下避免了更多的人员伤亡，但是具体问题我们也要具体分析。
历史上很多事情是非常复杂的，当出现某种结果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这个结果就是必然的。如果实力差距非常明显，继续抵抗除了徒增伤亡外毫无意义，那么投降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在实力上能够与对方对抗的情况下却选择投降，那么投降就太无耻了。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看一下当时清朝与南明之间的实力对此，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时南明的实力是远胜于清朝的。
从实力来看，南明并非必败之局
有学者统计，清朝入主中原四年后，即顺治五年（1648年）满、汉、蒙八旗男丁总人数为346931人，其中满洲八旗男丁55330人，蒙古八旗男丁28785人，汉族八旗男丁262816人，满清的人数并不多。尤其在多尔衮参与山海关大战之前，他向全国下达了总动员令“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即便是如此动员，也才动员了18万人。在清军入关以后，这18万人就是清朝的全部家当！
反观南明，其实情况要比刚入关的清朝要好很多。你可以说南明缺精兵强将，缺战略眼光，但却从不缺人，只是南明北方四镇的投降，就一次性向清朝输送了23万步兵，超过了清军入关时期的全部家当；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南明也完全不缺钱。清军入关时期的北方已经被战火蹂躏地残破不堪了，而南方基本上没有被破坏，尤其是江南一带，是整个明朝的首富之区，赋税重地；
再说人心向背，虽然朱家天子在当时已经不得民心，但对抗满清并不是民族内部矛盾，而是对抗外敌，南方的知识分子、缙绅阶层始终都有着夷夏大防的观念，这是从孔老夫子时代就一直传下来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民族矛盾那是豁出去都要跟对方干的，在对抗清军的过程中，根据史书记载，阖门投火而死、阖门投环而死的比比皆是。比如说南明鲁王政权时期的尚书王之仁，他眼看坚持不下去了，结果全家93口人全部坐上了一条船，然后把船底凿沉，全家人沉水而死，如这样的事情在南明史上不绝于书。再比如说南明的兵部尚书张煌言，他就经常组织队伍北上抗清，虽然他的部队战斗力并不强，但只要他的船队出现在长江口岸，沿岸的市镇、县城经常望风而降，重新打起了明朝的旗号。
最后说下组织，公元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杀。而到了5月15日的时候小福王就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弘光政权，南明对于局势变化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快的，很快就建立了中心化的组织。
因此无论从人来说，还是经济上、人心向背以及组织上来说，南明并不是必败之局，关键在于如何振作努力了。问题就在于，从整个局面来说，南明并没有振作努力。
从行为来看，史可法是振作图强，而钱谦益是消极内斗
史可法和钱谦益都是东林党人，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史可法是振作图强的典型，而钱谦益却是消极内斗的典型。
我们都知道明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在面对外敌的时候如果这个中心是稳固的，那么这个中心就能充分调动南明全部的资源来对抗清军。如果这个中心不稳，那么中心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整个南明散落在各处的力量就会如一盘散沙，无法集中起来对抗清军。
在小福王登基称帝后，不服小福王的就是东林党人。在明朝没有灭亡的神宗时期，东林党人曾经为了阻止小福王的父亲也就是老福王登基称帝，可以说是与神宗皇帝斗了几十年，最终阻止了老福王登基称帝。而到了南明的时候东林党人看到老福王的儿子小福王登基了，就一个个都不干了，到处散播谣言，说小福王荒淫无耻，甚至还说这个小福王是假的。在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的这番操作下，南明以小福王为中心的政权很快就出现了动摇。尤其是当时驻守在武昌的大将左良玉，手下号称有百万兵马（实际上可能只有20万人左右，但也不少了），他也听信了东林党人的话，认为小福王是假的，而且还荒淫无道，于是就带着大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沿江而下，要去攻打南京，造成了南明内部的极大混乱。
而史可法虽然也是东林党人，但他却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抛下党派之争力图维持南明的局面。可无奈中心化组织在东林党人的胡闹之下变得毫无号召力，当时南明要挡住清军南下的攻势，首先面对清军的就是势力强劲的四个军阀，北方四镇。
北方四镇，分别是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黄得功，他们手下各有大约10万兵马，四镇总兵力加起来不下40万，可以说如果北方四镇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多少也应该能抗住南下的清军。可由于南明的忠心被东林党人搅乱，在清军南下的时候北方四镇也没有团结对敌，除了高杰战死，其余的没怎么抵抗便投降了清军。
当清军攻到扬州的时候，史可法手上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兵马了，但如果扬州被攻下，那么南明的首都南京就会直接暴露在清军的面前，为了守住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史可法选择了死守扬州，最终战死。
就在史可法为国家大计而奔波劳累的时候，作为东林党人的领袖钱谦益在干什么呢？他基本就在领导着东林党人搞内斗，全然不顾局势的危机。而当史可法战死扬州，清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
▲老钱最后还是舍不得死
钱谦益的红颜知己，当时已是他妻子的柳如是是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在国家危亡之际都知道要以身殉国，可是以忠君爱国的道德标榜的东林党的领袖钱谦益，却不敢自杀殉国，到头来带头投降了清朝，可以说是无耻至极了。
而且即便是丢了南京，南明也并非没有希望，南明也并非不能翻盘，投降并不是当时钱谦益的唯一选择。
丢失南京后南明实际上还有多次翻盘的可能，投降并非钱谦益的唯一选择
其实在丢失了南京，弘光政权覆灭了以后，南明其实还有翻盘的可能。在这里我只说大的翻盘机会。
丢失南京后的第一个翻盘的机会在多铎攻下杭州以后，清朝觉得江山已定，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便做了一项特别错误的决策，强令江南百姓剃发，一时间反抗风起云涌，很多先前已经投降了清朝的势力又反正了过来，集中在了唐王和鲁王这两个政权的周围。
第二次翻盘的机会在公元1653年，当时永历政权的大将李定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两厥名王，在战场上杀掉了孔有德和尼堪，几乎恢复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湖南也占据了将近一半，如果接着打下去很可能能与郑成功在南京会师，这样一来半壁江山就可以光复了。
第三次翻盘的机会是到了1659年的时候，郑成功发动北伐，一度围攻南京长达半年之久。
▲即便是到了南明后期，李定国这样的大将也仍有让南明翻盘的可能
当然南明还有其他的翻盘机会，总的来说这三次是最大的。对于钱谦益来说，即便清军已经兵临城下，在当时的南明来说并非气数已尽，恢复江山还是大有希望的，投降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钱谦益能够放下党派之争，痛改前非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努力维持南明的局面，南明也并不是没有希望。
只可惜钱谦益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其表现连一个弱女子都不如，所以拿钱谦益和史可法做对比，我认为是侮辱了史可法了。
总结一下：
投降是在实力差距太大，抵抗已毫无意义的情况下的选择。但凡实力相当，能与对方对抗的情况下，抵抗都是有意义的。
史可法坚守扬州的时候南明是有可能挡住清军的进攻的，所以他的坚守是有意义的；而清军攻到南京的时候，南明也有翻盘的可能，实力上仍然能与清朝对抗，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的投降就非常无耻了。
两者所面临的情况并不是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继续抵抗，而是在能够对抗的情况下作出的不同选择，我自然是赞同史可法了。
如果你顺着题意去回答这个问题，无疑会跌落到陷阱里去。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有问题，很明显，他在给你一个启示，即在危险的时刻，你有多种选择。
于是，问题就来了。汪精卫的所谓“曲线救国"是否应该去给它翻案呢？汪精卫的投降，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从侧面帮了日本侵略者的忙，延长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时间，多付出了很多惨重的代价。
在侵略者的刺刀下，无论降还是不降，都是一条死路。与其跪着死，何不如站着生。史可法虽然为国捐躯，仍不失为一个英雄。而钱谦益卖城求生，在史书上，永远都是一个败类。这是已有明确记载的。
史可法坚守带来的结果是扬州全城被屠杀，而钱谦益带头投降却保全了南京，表面上看起来钱谦益的做法更好，同样是战败的情况下避免了更多的人员伤亡，但是具体问题我们也要具体分析。
历史上很多事情是非常复杂的，当出现某种结果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这个结果就是必然的。如果实力差距非常明显，继续抵抗除了徒增伤亡外毫无意义，那么投降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在实力上能够与对方对抗的情况下却选择投降，那么投降就太无耻了。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看一下当时清朝与南明之间的实力对此，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时南明的实力是远胜于清朝的。
从实力来看，南明并非必败之局
有学者统计，清朝入主中原四年后，即顺治五年（1648年）满、汉、蒙八旗男丁总人数为346931人，其中满洲八旗男丁55330人，蒙古八旗男丁28785人，汉族八旗男丁262816人，满清的人数并不多。尤其在多尔衮参与山海关大战之前，他向全国下达了总动员令“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即便是如此动员，也才动员了18万人。在清军入关以后，这18万人就是清朝的全部家当！
反观南明，其实情况要比刚入关的清朝要好很多。你可以说南明缺精兵强将，缺战略眼光，但却从不缺人，只是南明北方四镇的投降，就一次性向清朝输送了23万步兵，超过了清军入关时期的全部家当；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南明也完全不缺钱。清军入关时期的北方已经被战火蹂躏地残破不堪了，而南方基本上没有被破坏，尤其是江南一带，是整个明朝的首富之区，赋税重地；
再说人心向背，虽然朱家天子在当时已经不得民心，但对抗满清并不是民族内部矛盾，而是对抗外敌，南方的知识分子、缙绅阶层始终都有着夷夏大防的观念，这是从孔老夫子时代就一直传下来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民族矛盾那是豁出去都要跟对方干的，在对抗清军的过程中，根据史书记载，阖门投火而死、阖门投环而死的比比皆是。比如说南明鲁王政权时期的尚书王之仁，他眼看坚持不下去了，结果全家93口人全部坐上了一条船，然后把船底凿沉，全家人沉水而死，如这样的事情在南明史上不绝于书。再比如说南明的兵部尚书张煌言，他就经常组织队伍北上抗清，虽然他的部队战斗力并不强，但只要他的船队出现在长江口岸，沿岸的市镇、县城经常望风而降，重新打起了明朝的旗号。
最后说下组织，公元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杀。而到了5月15日的时候小福王就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弘光政权，南明对于局势变化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快的，很快就建立了中心化的组织。
因此无论从人来说，还是经济上、人心向背以及组织上来说，南明并不是必败之局，关键在于如何振作努力了。问题就在于，从整个局面来说，南明并没有振作努力。
从行为来看，史可法是振作图强，而钱谦益是消极内斗
史可法和钱谦益都是东林党人，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史可法是振作图强的典型，而钱谦益却是消极内斗的典型。
我们都知道明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在面对外敌的时候如果这个中心是稳固的，那么这个中心就能充分调动南明全部的资源来对抗清军。如果这个中心不稳，那么中心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整个南明散落在各处的力量就会如一盘散沙，无法集中起来对抗清军。
在小福王登基称帝后，不服小福王的就是东林党人。在明朝没有灭亡的神宗时期，东林党人曾经为了阻止小福王的父亲也就是老福王登基称帝，可以说是与神宗皇帝斗了几十年，最终阻止了老福王登基称帝。而到了南明的时候东林党人看到老福王的儿子小福王登基了，就一个个都不干了，到处散播谣言，说小福王荒淫无耻，甚至还说这个小福王是假的。在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的这番操作下，南明以小福王为中心的政权很快就出现了动摇。尤其是当时驻守在武昌的大将左良玉，手下号称有百万兵马（实际上可能只有20万人左右，但也不少了），他也听信了东林党人的话，认为小福王是假的，而且还荒淫无道，于是就带着大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沿江而下，要去攻打南京，造成了南明内部的极大混乱。
而史可法虽然也是东林党人，但他却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抛下党派之争力图维持南明的局面。可无奈中心化组织在东林党人的胡闹之下变得毫无号召力，当时南明要挡住清军南下的攻势，首先面对清军的就是势力强劲的四个军阀，北方四镇。
北方四镇，分别是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黄得功，他们手下各有大约10万兵马，四镇总兵力加起来不下40万，可以说如果北方四镇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多少也应该能抗住南下的清军。可由于南明的忠心被东林党人搅乱，在清军南下的时候北方四镇也没有团结对敌，除了高杰战死，其余的没怎么抵抗便投降了清军。
当清军攻到扬州的时候，史可法手上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兵马了，但如果扬州被攻下，那么南明的首都南京就会直接暴露在清军的面前，为了守住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史可法选择了死守扬州，最终战死。
就在史可法为国家大计而奔波劳累的时候，作为东林党人的领袖钱谦益在干什么呢？他基本就在领导着东林党人搞内斗，全然不顾局势的危机。而当史可法战死扬州，清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
▲老钱最后还是舍不得死
钱谦益的红颜知己，当时已是他妻子的柳如是是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在国家危亡之际都知道要以身殉国，可是以忠君爱国的道德标榜的东林党的领袖钱谦益，却不敢自杀殉国，到头来带头投降了清朝，可以说是无耻至极了。
而且即便是丢了南京，南明也并非没有希望，南明也并非不能翻盘，投降并不是当时钱谦益的唯一选择。
丢失南京后南明实际上还有多次翻盘的可能，投降并非钱谦益的唯一选择
其实在丢失了南京，弘光政权覆灭了以后，南明其实还有翻盘的可能。在这里我只说大的翻盘机会。
丢失南京后的第一个翻盘的机会在多铎攻下杭州以后，清朝觉得江山已定，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便做了一项特别错误的决策，强令江南百姓剃发，一时间反抗风起云涌，很多先前已经投降了清朝的势力又反正了过来，集中在了唐王和鲁王这两个政权的周围。
第二次翻盘的机会在公元1653年，当时永历政权的大将李定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两厥名王，在战场上杀掉了孔有德和尼堪，几乎恢复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湖南也占据了将近一半，如果接着打下去很可能能与郑成功在南京会师，这样一来半壁江山就可以光复了。
第三次翻盘的机会是到了1659年的时候，郑成功发动北伐，一度围攻南京长达半年之久。
▲即便是到了南明后期，李定国这样的大将也仍有让南明翻盘的可能
当然南明还有其他的翻盘机会，总的来说这三次是最大的。对于钱谦益来说，即便清军已经兵临城下，在当时的南明来说并非气数已尽，恢复江山还是大有希望的，投降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钱谦益能够放下党派之争，痛改前非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努力维持南明的局面，南明也并不是没有希望。
只可惜钱谦益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其表现连一个弱女子都不如，所以拿钱谦益和史可法做对比，我认为是侮辱了史可法了。
总结一下：
投降是在实力差距太大，抵抗已毫无意义的情况下的选择。但凡实力相当，能与对方对抗的情况下，抵抗都是有意义的。
史可法坚守扬州的时候南明是有可能挡住清军的进攻的，所以他的坚守是有意义的；而清军攻到南京的时候，南明也有翻盘的可能，实力上仍然能与清朝对抗，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的投降就非常无耻了。
两者所面临的情况并不是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继续抵抗，而是在能够对抗的情况下作出的不同选择，我自然是赞同史可法了。
如果你顺着题意去回答这个问题，无疑会跌落到陷阱里去。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有问题，很明显，他在给你一个启示，即在危险的时刻，你有多种选择。
于是，问题就来了。汪精卫的所谓“曲线救国"是否应该去给它翻案呢？汪精卫的投降，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从侧面帮了日本侵略者的忙，延长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时间，多付出了很多惨重的代价。
在侵略者的刺刀下，无论降还是不降，都是一条死路。与其跪着死，何不如站着生。史可法虽然为国捐躯，仍不失为一个英雄。而钱谦益卖城求生，在史书上，永远都是一个败类。这是已有明确记载的。
史可法坚守带来的结果是扬州全城被屠杀，而钱谦益带头投降却保全了南京，表面上看起来钱谦益的做法更好，同样是战败的情况下避免了更多的人员伤亡，但是具体问题我们也要具体分析。
历史上很多事情是非常复杂的，当出现某种结果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这个结果就是必然的。如果实力差距非常明显，继续抵抗除了徒增伤亡外毫无意义，那么投降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在实力上能够与对方对抗的情况下却选择投降，那么投降就太无耻了。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看一下当时清朝与南明之间的实力对此，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时南明的实力是远胜于清朝的。
从实力来看，南明并非必败之局
有学者统计，清朝入主中原四年后，即顺治五年（1648年）满、汉、蒙八旗男丁总人数为346931人，其中满洲八旗男丁55330人，蒙古八旗男丁28785人，汉族八旗男丁262816人，满清的人数并不多。尤其在多尔衮参与山海关大战之前，他向全国下达了总动员令“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即便是如此动员，也才动员了18万人。在清军入关以后，这18万人就是清朝的全部家当！
反观南明，其实情况要比刚入关的清朝要好很多。你可以说南明缺精兵强将，缺战略眼光，但却从不缺人，只是南明北方四镇的投降，就一次性向清朝输送了23万步兵，超过了清军入关时期的全部家当；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南明也完全不缺钱。清军入关时期的北方已经被战火蹂躏地残破不堪了，而南方基本上没有被破坏，尤其是江南一带，是整个明朝的首富之区，赋税重地；
再说人心向背，虽然朱家天子在当时已经不得民心，但对抗满清并不是民族内部矛盾，而是对抗外敌，南方的知识分子、缙绅阶层始终都有着夷夏大防的观念，这是从孔老夫子时代就一直传下来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民族矛盾那是豁出去都要跟对方干的，在对抗清军的过程中，根据史书记载，阖门投火而死、阖门投环而死的比比皆是。比如说南明鲁王政权时期的尚书王之仁，他眼看坚持不下去了，结果全家93口人全部坐上了一条船，然后把船底凿沉，全家人沉水而死，如这样的事情在南明史上不绝于书。再比如说南明的兵部尚书张煌言，他就经常组织队伍北上抗清，虽然他的部队战斗力并不强，但只要他的船队出现在长江口岸，沿岸的市镇、县城经常望风而降，重新打起了明朝的旗号。
最后说下组织，公元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杀。而到了5月15日的时候小福王就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弘光政权，南明对于局势变化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快的，很快就建立了中心化的组织。
因此无论从人来说，还是经济上、人心向背以及组织上来说，南明并不是必败之局，关键在于如何振作努力了。问题就在于，从整个局面来说，南明并没有振作努力。
从行为来看，史可法是振作图强，而钱谦益是消极内斗
史可法和钱谦益都是东林党人，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史可法是振作图强的典型，而钱谦益却是消极内斗的典型。
我们都知道明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在面对外敌的时候如果这个中心是稳固的，那么这个中心就能充分调动南明全部的资源来对抗清军。如果这个中心不稳，那么中心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整个南明散落在各处的力量就会如一盘散沙，无法集中起来对抗清军。
在小福王登基称帝后，不服小福王的就是东林党人。在明朝没有灭亡的神宗时期，东林党人曾经为了阻止小福王的父亲也就是老福王登基称帝，可以说是与神宗皇帝斗了几十年，最终阻止了老福王登基称帝。而到了南明的时候东林党人看到老福王的儿子小福王登基了，就一个个都不干了，到处散播谣言，说小福王荒淫无耻，甚至还说这个小福王是假的。在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的这番操作下，南明以小福王为中心的政权很快就出现了动摇。尤其是当时驻守在武昌的大将左良玉，手下号称有百万兵马（实际上可能只有20万人左右，但也不少了），他也听信了东林党人的话，认为小福王是假的，而且还荒淫无道，于是就带着大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沿江而下，要去攻打南京，造成了南明内部的极大混乱。
而史可法虽然也是东林党人，但他却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抛下党派之争力图维持南明的局面。可无奈中心化组织在东林党人的胡闹之下变得毫无号召力，当时南明要挡住清军南下的攻势，首先面对清军的就是势力强劲的四个军阀，北方四镇。
北方四镇，分别是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黄得功，他们手下各有大约10万兵马，四镇总兵力加起来不下40万，可以说如果北方四镇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多少也应该能抗住南下的清军。可由于南明的忠心被东林党人搅乱，在清军南下的时候北方四镇也没有团结对敌，除了高杰战死，其余的没怎么抵抗便投降了清军。
当清军攻到扬州的时候，史可法手上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兵马了，但如果扬州被攻下，那么南明的首都南京就会直接暴露在清军的面前，为了守住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史可法选择了死守扬州，最终战死。
就在史可法为国家大计而奔波劳累的时候，作为东林党人的领袖钱谦益在干什么呢？他基本就在领导着东林党人搞内斗，全然不顾局势的危机。而当史可法战死扬州，清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
▲老钱最后还是舍不得死
钱谦益的红颜知己，当时已是他妻子的柳如是是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在国家危亡之际都知道要以身殉国，可是以忠君爱国的道德标榜的东林党的领袖钱谦益，却不敢自杀殉国，到头来带头投降了清朝，可以说是无耻至极了。
而且即便是丢了南京，南明也并非没有希望，南明也并非不能翻盘，投降并不是当时钱谦益的唯一选择。
丢失南京后南明实际上还有多次翻盘的可能，投降并非钱谦益的唯一选择
其实在丢失了南京，弘光政权覆灭了以后，南明其实还有翻盘的可能。在这里我只说大的翻盘机会。
丢失南京后的第一个翻盘的机会在多铎攻下杭州以后，清朝觉得江山已定，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便做了一项特别错误的决策，强令江南百姓剃发，一时间反抗风起云涌，很多先前已经投降了清朝的势力又反正了过来，集中在了唐王和鲁王这两个政权的周围。
第二次翻盘的机会在公元1653年，当时永历政权的大将李定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两厥名王，在战场上杀掉了孔有德和尼堪，几乎恢复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湖南也占据了将近一半，如果接着打下去很可能能与郑成功在南京会师，这样一来半壁江山就可以光复了。
第三次翻盘的机会是到了1659年的时候，郑成功发动北伐，一度围攻南京长达半年之久。
▲即便是到了南明后期，李定国这样的大将也仍有让南明翻盘的可能
当然南明还有其他的翻盘机会，总的来说这三次是最大的。对于钱谦益来说，即便清军已经兵临城下，在当时的南明来说并非气数已尽，恢复江山还是大有希望的，投降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钱谦益能够放下党派之争，痛改前非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努力维持南明的局面，南明也并不是没有希望。
只可惜钱谦益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其表现连一个弱女子都不如，所以拿钱谦益和史可法做对比，我认为是侮辱了史可法了。
总结一下：
投降是在实力差距太大，抵抗已毫无意义的情况下的选择。但凡实力相当，能与对方对抗的情况下，抵抗都是有意义的。
史可法坚守扬州的时候南明是有可能挡住清军的进攻的，所以他的坚守是有意义的；而清军攻到南京的时候，南明也有翻盘的可能，实力上仍然能与清朝对抗，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的投降就非常无耻了。
两者所面临的情况并不是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继续抵抗，而是在能够对抗的情况下作出的不同选择，我自然是赞同史可法了。
妈妈再爱我一次
史可法坚守带来的结果是扬州全城被屠杀，而钱谦益带头投降却保全了南京，表面上看起来钱谦益的做法更好，同样是战败的情况下避免了更多的人员伤亡，但是具体问题我们也要具体分析。
历史上很多事情是非常复杂的，当出现某种结果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这个结果就是必然的。如果实力差距非常明显，继续抵抗除了徒增伤亡外毫无意义，那么投降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在实力上能够与对方对抗的情况下却选择投降，那么投降就太无耻了。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看一下当时清朝与南明之间的实力对此，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时南明的实力是远胜于清朝的。
从实力来看，南明并非必败之局
有学者统计，清朝入主中原四年后，即顺治五年（1648年）满、汉、蒙八旗男丁总人数为346931人，其中满洲八旗男丁55330人，蒙古八旗男丁28785人，汉族八旗男丁262816人，满清的人数并不多。尤其在多尔衮参与山海关大战之前，他向全国下达了总动员令“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即便是如此动员，也才动员了18万人。在清军入关以后，这18万人就是清朝的全部家当！
反观南明，其实情况要比刚入关的清朝要好很多。你可以说南明缺精兵强将，缺战略眼光，但却从不缺人，只是南明北方四镇的投降，就一次性向清朝输送了23万步兵，超过了清军入关时期的全部家当；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南明也完全不缺钱。清军入关时期的北方已经被战火蹂躏地残破不堪了，而南方基本上没有被破坏，尤其是江南一带，是整个明朝的首富之区，赋税重地；
再说人心向背，虽然朱家天子在当时已经不得民心，但对抗满清并不是民族内部矛盾，而是对抗外敌，南方的知识分子、缙绅阶层始终都有着夷夏大防的观念，这是从孔老夫子时代就一直传下来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民族矛盾那是豁出去都要跟对方干的，在对抗清军的过程中，根据史书记载，阖门投火而死、阖门投环而死的比比皆是。比如说南明鲁王政权时期的尚书王之仁，他眼看坚持不下去了，结果全家93口人全部坐上了一条船，然后把船底凿沉，全家人沉水而死，如这样的事情在南明史上不绝于书。再比如说南明的兵部尚书张煌言，他就经常组织队伍北上抗清，虽然他的部队战斗力并不强，但只要他的船队出现在长江口岸，沿岸的市镇、县城经常望风而降，重新打起了明朝的旗号。
最后说下组织，公元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杀。而到了5月15日的时候小福王就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弘光政权，南明对于局势变化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快的，很快就建立了中心化的组织。
因此无论从人来说，还是经济上、人心向背以及组织上来说，南明并不是必败之局，关键在于如何振作努力了。问题就在于，从整个局面来说，南明并没有振作努力。
从行为来看，史可法是振作图强，而钱谦益是消极内斗
史可法和钱谦益都是东林党人，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史可法是振作图强的典型，而钱谦益却是消极内斗的典型。
我们都知道明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在面对外敌的时候如果这个中心是稳固的，那么这个中心就能充分调动南明全部的资源来对抗清军。如果这个中心不稳，那么中心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整个南明散落在各处的力量就会如一盘散沙，无法集中起来对抗清军。
在小福王登基称帝后，不服小福王的就是东林党人。在明朝没有灭亡的神宗时期，东林党人曾经为了阻止小福王的父亲也就是老福王登基称帝，可以说是与神宗皇帝斗了几十年，最终阻止了老福王登基称帝。而到了南明的时候东林党人看到老福王的儿子小福王登基了，就一个个都不干了，到处散播谣言，说小福王荒淫无耻，甚至还说这个小福王是假的。在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的这番操作下，南明以小福王为中心的政权很快就出现了动摇。尤其是当时驻守在武昌的大将左良玉，手下号称有百万兵马（实际上可能只有20万人左右，但也不少了），他也听信了东林党人的话，认为小福王是假的，而且还荒淫无道，于是就带着大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沿江而下，要去攻打南京，造成了南明内部的极大混乱。
而史可法虽然也是东林党人，但他却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抛下党派之争力图维持南明的局面。可无奈中心化组织在东林党人的胡闹之下变得毫无号召力，当时南明要挡住清军南下的攻势，首先面对清军的就是势力强劲的四个军阀，北方四镇。
北方四镇，分别是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黄得功，他们手下各有大约10万兵马，四镇总兵力加起来不下40万，可以说如果北方四镇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多少也应该能抗住南下的清军。可由于南明的忠心被东林党人搅乱，在清军南下的时候北方四镇也没有团结对敌，除了高杰战死，其余的没怎么抵抗便投降了清军。
当清军攻到扬州的时候，史可法手上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兵马了，但如果扬州被攻下，那么南明的首都南京就会直接暴露在清军的面前，为了守住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史可法选择了死守扬州，最终战死。
就在史可法为国家大计而奔波劳累的时候，作为东林党人的领袖钱谦益在干什么呢？他基本就在领导着东林党人搞内斗，全然不顾局势的危机。而当史可法战死扬州，清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
▲老钱最后还是舍不得死
钱谦益的红颜知己，当时已是他妻子的柳如是是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在国家危亡之际都知道要以身殉国，可是以忠君爱国的道德标榜的东林党的领袖钱谦益，却不敢自杀殉国，到头来带头投降了清朝，可以说是无耻至极了。
而且即便是丢了南京，南明也并非没有希望，南明也并非不能翻盘，投降并不是当时钱谦益的唯一选择。
丢失南京后南明实际上还有多次翻盘的可能，投降并非钱谦益的唯一选择
其实在丢失了南京，弘光政权覆灭了以后，南明其实还有翻盘的可能。在这里我只说大的翻盘机会。
丢失南京后的第一个翻盘的机会在多铎攻下杭州以后，清朝觉得江山已定，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便做了一项特别错误的决策，强令江南百姓剃发，一时间反抗风起云涌，很多先前已经投降了清朝的势力又反正了过来，集中在了唐王和鲁王这两个政权的周围。
第二次翻盘的机会在公元1653年，当时永历政权的大将李定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两厥名王，在战场上杀掉了孔有德和尼堪，几乎恢复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湖南也占据了将近一半，如果接着打下去很可能能与郑成功在南京会师，这样一来半壁江山就可以光复了。
第三次翻盘的机会是到了1659年的时候，郑成功发动北伐，一度围攻南京长达半年之久。
▲即便是到了南明后期，李定国这样的大将也仍有让南明翻盘的可能
当然南明还有其他的翻盘机会，总的来说这三次是最大的。对于钱谦益来说，即便清军已经兵临城下，在当时的南明来说并非气数已尽，恢复江山还是大有希望的，投降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钱谦益能够放下党派之争，痛改前非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努力维持南明的局面，南明也并不是没有希望。
只可惜钱谦益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其表现连一个弱女子都不如，所以拿钱谦益和史可法做对比，我认为是侮辱了史可法了。
总结一下：
投降是在实力差距太大，抵抗已毫无意义的情况下的选择。但凡实力相当，能与对方对抗的情况下，抵抗都是有意义的。
史可法坚守扬州的时候南明是有可能挡住清军的进攻的，所以他的坚守是有意义的；而清军攻到南京的时候，南明也有翻盘的可能，实力上仍然能与清朝对抗，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的投降就非常无耻了。
两者所面临的情况并不是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继续抵抗，而是在能够对抗的情况下作出的不同选择，我自然是赞同史可法了。
如果你顺着题意去回答这个问题，无疑会跌落到陷阱里去。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有问题，很明显，他在给你一个启示，即在危险的时刻，你有多种选择。
于是，问题就来了。汪精卫的所谓“曲线救国"是否应该去给它翻案呢？汪精卫的投降，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从侧面帮了日本侵略者的忙，延长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时间，多付出了很多惨重的代价。
在侵略者的刺刀下，无论降还是不降，都是一条死路。与其跪着死，何不如站着生。史可法虽然为国捐躯，仍不失为一个英雄。而钱谦益卖城求生，在史书上，永远都是一个败类。这是已有明确记载的。
史可法坚守带来的结果是扬州全城被屠杀，而钱谦益带头投降却保全了南京，表面上看起来钱谦益的做法更好，同样是战败的情况下避免了更多的人员伤亡，但是具体问题我们也要具体分析。
历史上很多事情是非常复杂的，当出现某种结果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这个结果就是必然的。如果实力差距非常明显，继续抵抗除了徒增伤亡外毫无意义，那么投降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在实力上能够与对方对抗的情况下却选择投降，那么投降就太无耻了。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看一下当时清朝与南明之间的实力对此，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时南明的实力是远胜于清朝的。
从实力来看，南明并非必败之局
有学者统计，清朝入主中原四年后，即顺治五年（1648年）满、汉、蒙八旗男丁总人数为346931人，其中满洲八旗男丁55330人，蒙古八旗男丁28785人，汉族八旗男丁262816人，满清的人数并不多。尤其在多尔衮参与山海关大战之前，他向全国下达了总动员令“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即便是如此动员，也才动员了18万人。在清军入关以后，这18万人就是清朝的全部家当！
反观南明，其实情况要比刚入关的清朝要好很多。你可以说南明缺精兵强将，缺战略眼光，但却从不缺人，只是南明北方四镇的投降，就一次性向清朝输送了23万步兵，超过了清军入关时期的全部家当；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南明也完全不缺钱。清军入关时期的北方已经被战火蹂躏地残破不堪了，而南方基本上没有被破坏，尤其是江南一带，是整个明朝的首富之区，赋税重地；
再说人心向背，虽然朱家天子在当时已经不得民心，但对抗满清并不是民族内部矛盾，而是对抗外敌，南方的知识分子、缙绅阶层始终都有着夷夏大防的观念，这是从孔老夫子时代就一直传下来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民族矛盾那是豁出去都要跟对方干的，在对抗清军的过程中，根据史书记载，阖门投火而死、阖门投环而死的比比皆是。比如说南明鲁王政权时期的尚书王之仁，他眼看坚持不下去了，结果全家93口人全部坐上了一条船，然后把船底凿沉，全家人沉水而死，如这样的事情在南明史上不绝于书。再比如说南明的兵部尚书张煌言，他就经常组织队伍北上抗清，虽然他的部队战斗力并不强，但只要他的船队出现在长江口岸，沿岸的市镇、县城经常望风而降，重新打起了明朝的旗号。
最后说下组织，公元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杀。而到了5月15日的时候小福王就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弘光政权，南明对于局势变化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快的，很快就建立了中心化的组织。
因此无论从人来说，还是经济上、人心向背以及组织上来说，南明并不是必败之局，关键在于如何振作努力了。问题就在于，从整个局面来说，南明并没有振作努力。
从行为来看，史可法是振作图强，而钱谦益是消极内斗
史可法和钱谦益都是东林党人，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史可法是振作图强的典型，而钱谦益却是消极内斗的典型。
我们都知道明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在面对外敌的时候如果这个中心是稳固的，那么这个中心就能充分调动南明全部的资源来对抗清军。如果这个中心不稳，那么中心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整个南明散落在各处的力量就会如一盘散沙，无法集中起来对抗清军。
在小福王登基称帝后，不服小福王的就是东林党人。在明朝没有灭亡的神宗时期，东林党人曾经为了阻止小福王的父亲也就是老福王登基称帝，可以说是与神宗皇帝斗了几十年，最终阻止了老福王登基称帝。而到了南明的时候东林党人看到老福王的儿子小福王登基了，就一个个都不干了，到处散播谣言，说小福王荒淫无耻，甚至还说这个小福王是假的。在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的这番操作下，南明以小福王为中心的政权很快就出现了动摇。尤其是当时驻守在武昌的大将左良玉，手下号称有百万兵马（实际上可能只有20万人左右，但也不少了），他也听信了东林党人的话，认为小福王是假的，而且还荒淫无道，于是就带着大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沿江而下，要去攻打南京，造成了南明内部的极大混乱。
而史可法虽然也是东林党人，但他却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抛下党派之争力图维持南明的局面。可无奈中心化组织在东林党人的胡闹之下变得毫无号召力，当时南明要挡住清军南下的攻势，首先面对清军的就是势力强劲的四个军阀，北方四镇。
北方四镇，分别是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黄得功，他们手下各有大约10万兵马，四镇总兵力加起来不下40万，可以说如果北方四镇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多少也应该能抗住南下的清军。可由于南明的忠心被东林党人搅乱，在清军南下的时候北方四镇也没有团结对敌，除了高杰战死，其余的没怎么抵抗便投降了清军。
当清军攻到扬州的时候，史可法手上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兵马了，但如果扬州被攻下，那么南明的首都南京就会直接暴露在清军的面前，为了守住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史可法选择了死守扬州，最终战死。
就在史可法为国家大计而奔波劳累的时候，作为东林党人的领袖钱谦益在干什么呢？他基本就在领导着东林党人搞内斗，全然不顾局势的危机。而当史可法战死扬州，清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
▲老钱最后还是舍不得死
钱谦益的红颜知己，当时已是他妻子的柳如是是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在国家危亡之际都知道要以身殉国，可是以忠君爱国的道德标榜的东林党的领袖钱谦益，却不敢自杀殉国，到头来带头投降了清朝，可以说是无耻至极了。
而且即便是丢了南京，南明也并非没有希望，南明也并非不能翻盘，投降并不是当时钱谦益的唯一选择。
丢失南京后南明实际上还有多次翻盘的可能，投降并非钱谦益的唯一选择
其实在丢失了南京，弘光政权覆灭了以后，南明其实还有翻盘的可能。在这里我只说大的翻盘机会。
丢失南京后的第一个翻盘的机会在多铎攻下杭州以后，清朝觉得江山已定，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便做了一项特别错误的决策，强令江南百姓剃发，一时间反抗风起云涌，很多先前已经投降了清朝的势力又反正了过来，集中在了唐王和鲁王这两个政权的周围。
第二次翻盘的机会在公元1653年，当时永历政权的大将李定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两厥名王，在战场上杀掉了孔有德和尼堪，几乎恢复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湖南也占据了将近一半，如果接着打下去很可能能与郑成功在南京会师，这样一来半壁江山就可以光复了。
第三次翻盘的机会是到了1659年的时候，郑成功发动北伐，一度围攻南京长达半年之久。
▲即便是到了南明后期，李定国这样的大将也仍有让南明翻盘的可能
当然南明还有其他的翻盘机会，总的来说这三次是最大的。对于钱谦益来说，即便清军已经兵临城下，在当时的南明来说并非气数已尽，恢复江山还是大有希望的，投降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钱谦益能够放下党派之争，痛改前非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努力维持南明的局面，南明也并不是没有希望。
只可惜钱谦益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其表现连一个弱女子都不如，所以拿钱谦益和史可法做对比，我认为是侮辱了史可法了。
总结一下：
投降是在实力差距太大，抵抗已毫无意义的情况下的选择。但凡实力相当，能与对方对抗的情况下，抵抗都是有意义的。
史可法坚守扬州的时候南明是有可能挡住清军的进攻的，所以他的坚守是有意义的；而清军攻到南京的时候，南明也有翻盘的可能，实力上仍然能与清朝对抗，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的投降就非常无耻了。
两者所面临的情况并不是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继续抵抗，而是在能够对抗的情况下作出的不同选择，我自然是赞同史可法了。
妈妈再爱我一次
史可法坚守带来的结果是扬州全城被屠杀，而钱谦益带头投降却保全了南京，表面上看起来钱谦益的做法更好，同样是战败的情况下避免了更多的人员伤亡，但是具体问题我们也要具体分析。
历史上很多事情是非常复杂的，当出现某种结果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这个结果就是必然的。如果实力差距非常明显，继续抵抗除了徒增伤亡外毫无意义，那么投降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在实力上能够与对方对抗的情况下却选择投降，那么投降就太无耻了。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看一下当时清朝与南明之间的实力对此，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时南明的实力是远胜于清朝的。
从实力来看，南明并非必败之局
有学者统计，清朝入主中原四年后，即顺治五年（1648年）满、汉、蒙八旗男丁总人数为346931人，其中满洲八旗男丁55330人，蒙古八旗男丁28785人，汉族八旗男丁262816人，满清的人数并不多。尤其在多尔衮参与山海关大战之前，他向全国下达了总动员令“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即便是如此动员，也才动员了18万人。在清军入关以后，这18万人就是清朝的全部家当！
反观南明，其实情况要比刚入关的清朝要好很多。你可以说南明缺精兵强将，缺战略眼光，但却从不缺人，只是南明北方四镇的投降，就一次性向清朝输送了23万步兵，超过了清军入关时期的全部家当；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南明也完全不缺钱。清军入关时期的北方已经被战火蹂躏地残破不堪了，而南方基本上没有被破坏，尤其是江南一带，是整个明朝的首富之区，赋税重地；
再说人心向背，虽然朱家天子在当时已经不得民心，但对抗满清并不是民族内部矛盾，而是对抗外敌，南方的知识分子、缙绅阶层始终都有着夷夏大防的观念，这是从孔老夫子时代就一直传下来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民族矛盾那是豁出去都要跟对方干的，在对抗清军的过程中，根据史书记载，阖门投火而死、阖门投环而死的比比皆是。比如说南明鲁王政权时期的尚书王之仁，他眼看坚持不下去了，结果全家93口人全部坐上了一条船，然后把船底凿沉，全家人沉水而死，如这样的事情在南明史上不绝于书。再比如说南明的兵部尚书张煌言，他就经常组织队伍北上抗清，虽然他的部队战斗力并不强，但只要他的船队出现在长江口岸，沿岸的市镇、县城经常望风而降，重新打起了明朝的旗号。
最后说下组织，公元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杀。而到了5月15日的时候小福王就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弘光政权，南明对于局势变化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快的，很快就建立了中心化的组织。
因此无论从人来说，还是经济上、人心向背以及组织上来说，南明并不是必败之局，关键在于如何振作努力了。问题就在于，从整个局面来说，南明并没有振作努力。
从行为来看，史可法是振作图强，而钱谦益是消极内斗
史可法和钱谦益都是东林党人，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史可法是振作图强的典型，而钱谦益却是消极内斗的典型。
我们都知道明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在面对外敌的时候如果这个中心是稳固的，那么这个中心就能充分调动南明全部的资源来对抗清军。如果这个中心不稳，那么中心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整个南明散落在各处的力量就会如一盘散沙，无法集中起来对抗清军。
在小福王登基称帝后，不服小福王的就是东林党人。在明朝没有灭亡的神宗时期，东林党人曾经为了阻止小福王的父亲也就是老福王登基称帝，可以说是与神宗皇帝斗了几十年，最终阻止了老福王登基称帝。而到了南明的时候东林党人看到老福王的儿子小福王登基了，就一个个都不干了，到处散播谣言，说小福王荒淫无耻，甚至还说这个小福王是假的。在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的这番操作下，南明以小福王为中心的政权很快就出现了动摇。尤其是当时驻守在武昌的大将左良玉，手下号称有百万兵马（实际上可能只有20万人左右，但也不少了），他也听信了东林党人的话，认为小福王是假的，而且还荒淫无道，于是就带着大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沿江而下，要去攻打南京，造成了南明内部的极大混乱。
而史可法虽然也是东林党人，但他却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抛下党派之争力图维持南明的局面。可无奈中心化组织在东林党人的胡闹之下变得毫无号召力，当时南明要挡住清军南下的攻势，首先面对清军的就是势力强劲的四个军阀，北方四镇。
北方四镇，分别是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黄得功，他们手下各有大约10万兵马，四镇总兵力加起来不下40万，可以说如果北方四镇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多少也应该能抗住南下的清军。可由于南明的忠心被东林党人搅乱，在清军南下的时候北方四镇也没有团结对敌，除了高杰战死，其余的没怎么抵抗便投降了清军。
当清军攻到扬州的时候，史可法手上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兵马了，但如果扬州被攻下，那么南明的首都南京就会直接暴露在清军的面前，为了守住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史可法选择了死守扬州，最终战死。
就在史可法为国家大计而奔波劳累的时候，作为东林党人的领袖钱谦益在干什么呢？他基本就在领导着东林党人搞内斗，全然不顾局势的危机。而当史可法战死扬州，清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
▲老钱最后还是舍不得死
钱谦益的红颜知己，当时已是他妻子的柳如是是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在国家危亡之际都知道要以身殉国，可是以忠君爱国的道德标榜的东林党的领袖钱谦益，却不敢自杀殉国，到头来带头投降了清朝，可以说是无耻至极了。
而且即便是丢了南京，南明也并非没有希望，南明也并非不能翻盘，投降并不是当时钱谦益的唯一选择。
丢失南京后南明实际上还有多次翻盘的可能，投降并非钱谦益的唯一选择
其实在丢失了南京，弘光政权覆灭了以后，南明其实还有翻盘的可能。在这里我只说大的翻盘机会。
丢失南京后的第一个翻盘的机会在多铎攻下杭州以后，清朝觉得江山已定，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便做了一项特别错误的决策，强令江南百姓剃发，一时间反抗风起云涌，很多先前已经投降了清朝的势力又反正了过来，集中在了唐王和鲁王这两个政权的周围。
第二次翻盘的机会在公元1653年，当时永历政权的大将李定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两厥名王，在战场上杀掉了孔有德和尼堪，几乎恢复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湖南也占据了将近一半，如果接着打下去很可能能与郑成功在南京会师，这样一来半壁江山就可以光复了。
第三次翻盘的机会是到了1659年的时候，郑成功发动北伐，一度围攻南京长达半年之久。
▲即便是到了南明后期，李定国这样的大将也仍有让南明翻盘的可能
当然南明还有其他的翻盘机会，总的来说这三次是最大的。对于钱谦益来说，即便清军已经兵临城下，在当时的南明来说并非气数已尽，恢复江山还是大有希望的，投降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钱谦益能够放下党派之争，痛改前非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努力维持南明的局面，南明也并不是没有希望。
只可惜钱谦益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其表现连一个弱女子都不如，所以拿钱谦益和史可法做对比，我认为是侮辱了史可法了。
总结一下：
投降是在实力差距太大，抵抗已毫无意义的情况下的选择。但凡实力相当，能与对方对抗的情况下，抵抗都是有意义的。
史可法坚守扬州的时候南明是有可能挡住清军的进攻的，所以他的坚守是有意义的；而清军攻到南京的时候，南明也有翻盘的可能，实力上仍然能与清朝对抗，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的投降就非常无耻了。
两者所面临的情况并不是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继续抵抗，而是在能够对抗的情况下作出的不同选择，我自然是赞同史可法了。
《八佰》做为一部战争片，算的上难得的佳作。但它所要传达的信息太浅，没有让国人去反思，仅仅让人觉得壮烈，或还能激发些爱国热情。可我觉得更需要反思，反思如果更多的中国人不是麻木不仁，抗日战争会打十四年吗？中国会死那么多人吗？报怨国家，对某些人不满，就不愿保家卫国，最终吃亏的是谁？蒋、宋、孔、陈吃了什么亏？国民党的那些坏蛋们吃了什么亏？我觉得，国人应该去补补电影《屠城血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