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底，我去长春市出差，当时长春的气温为－39ºC～－19ºC。
这个温度其实也是到了长春以后才知道的。因为当时事情比较着急，从决定出发到登上火车也就半天多的时间，没有提前看天气预报，也就没做什么准备。
当时身上的行头就是在河北时的那一身：毛衣毛裤，厚皮夹克，单皮鞋。当时不是没有回家换鞋的时间，主要是自己觉得工作地点在对方单位的机房，住宿是宾馆，出入有出租车，再回家一趟换鞋太麻烦了，年轻力壮的，这点事算啥？
其实，在长春的大部分时间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只是有两个时间段出了意外。
第一天下午到了下班时间，回宾馆打车等了四十多分钟。天气越差越不好打车，这四十多分钟过得无比漫长。
什么感觉呢？就这么说吧，等到最后，我恨不得拦住街道上驶过的每一辆车，逼着司机赶紧把我们送回宾馆温暖的房间里。
后来和同事一起在宾馆的楼下吃了一顿狗肉火锅，又回到宾馆，在被窝里暖和了好久，才缓过劲儿来。
那时的温度肯定不到－39ºC，因为按照常识，拂晓是一天气温最低的时候。那时气温大概在－30ºC左右吧。
第二天中午吃过午饭，我去长春市高新区管委会拜访刘主任（是位女士，名字不记得了）。当时管委会周围还不太繁华，和刘主任谈完返程时，打车又等了30分钟左右。
20年后，我对当时的感觉依然记忆无比清晰。当时脸上就像针扎一样，而当时的气温应该是一天最高的时候，也就是－19ºC。
我这次出差没有换棉皮鞋带来的后果是，相当长一段时间，每天下床脚一踩地，脚跟就特别疼。直到后来，有位老中医让我坚持用中药泡脚，脚才慢慢恢复好。
河北和东北只隔了一个山海关，但温气差异还是很大的。冀中平原最低气温只有零下十几度，而且持续时间只有十来天。就因为自己这样的一次疏忽大意，就因为两次在室外呆了三四十分钟的经历，让我二十年后依然记忆深刻。
由自己的这一亲身经历来看长津湖战役，志愿军战士们太伟大了。
约瑟夫·古尔登著《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中有如下记载：
一位前中士说：“无论穿多少衣服都不能保暖，更谈不上舒适了。你被手套、风雪大衣、长男内衣、头兜和所有的东西捆得紧紧的，肯定会出汗。结果是，一旦你停止不动，汗水就会在你那该死的衣服里结成冰。冬天的早上在户外摸过冰冷的金属吗？噢，想象一下怎样好好对付一支M-1式步枪或卡宾枪吧。那件钢家伙是冰，你赤手碰它就会被粘住，甩掉它的唯一方法就是舍去一层皮。有一次我的嘴实际上被冻得张不开了，我的唾液和我的胡子冻在一起了。”海军陆战队耗费了几百万美元研制一种特制的冬季缚带防水鞋，但在华氏零下20度的严寒里，只要一个士兵几个小时不活动，这种靴子穿起来就很不舒服。正如陆战队史学家林恩·蒙特罗斯写道：“汗水湿透的脚慢慢肿了起来，疼得要命。”
这里说的华氏零下20度，换算成摄氏温度，约－29ºC。
对于当时的极寒天气，有各种不同的表述，在这里我们不讨论了。总之，与后勤保障充足的美军相比，当时对志愿军战士来说，已经超出了人的生理极限。
战后，主席致彭德怀等同志的电报中说“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
因此，对那些抹黑者，以及假装专业而说三道四的人，最好让他们亲自到零下三四十度的野外呆上半天试试。
我那次在齐齐哈尔就零下四十度左右，我出门没几分钟就冻死了。
2000年12月底，我去长春市出差，当时长春的气温为－39ºC～－19ºC。
这个温度其实也是到了长春以后才知道的。因为当时事情比较着急，从决定出发到登上火车也就半天多的时间，没有提前看天气预报，也就没做什么准备。
当时身上的行头就是在河北时的那一身：毛衣毛裤，厚皮夹克，单皮鞋。当时不是没有回家换鞋的时间，主要是自己觉得工作地点在对方单位的机房，住宿是宾馆，出入有出租车，再回家一趟换鞋太麻烦了，年轻力壮的，这点事算啥？
其实，在长春的大部分时间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只是有两个时间段出了意外。
第一天下午到了下班时间，回宾馆打车等了四十多分钟。天气越差越不好打车，这四十多分钟过得无比漫长。
什么感觉呢？就这么说吧，等到最后，我恨不得拦住街道上驶过的每一辆车，逼着司机赶紧把我们送回宾馆温暖的房间里。
后来和同事一起在宾馆的楼下吃了一顿狗肉火锅，又回到宾馆，在被窝里暖和了好久，才缓过劲儿来。
那时的温度肯定不到－39ºC，因为按照常识，拂晓是一天气温最低的时候。那时气温大概在－30ºC左右吧。
第二天中午吃过午饭，我去长春市高新区管委会拜访刘主任（是位女士，名字不记得了）。当时管委会周围还不太繁华，和刘主任谈完返程时，打车又等了30分钟左右。
20年后，我对当时的感觉依然记忆无比清晰。当时脸上就像针扎一样，而当时的气温应该是一天最高的时候，也就是－19ºC。
我这次出差没有换棉皮鞋带来的后果是，相当长一段时间，每天下床脚一踩地，脚跟就特别疼。直到后来，有位老中医让我坚持用中药泡脚，脚才慢慢恢复好。
河北和东北只隔了一个山海关，但温气差异还是很大的。冀中平原最低气温只有零下十几度，而且持续时间只有十来天。就因为自己这样的一次疏忽大意，就因为两次在室外呆了三四十分钟的经历，让我二十年后依然记忆深刻。
由自己的这一亲身经历来看长津湖战役，志愿军战士们太伟大了。
约瑟夫·古尔登著《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中有如下记载：
一位前中士说：“无论穿多少衣服都不能保暖，更谈不上舒适了。你被手套、风雪大衣、长男内衣、头兜和所有的东西捆得紧紧的，肯定会出汗。结果是，一旦你停止不动，汗水就会在你那该死的衣服里结成冰。冬天的早上在户外摸过冰冷的金属吗？噢，想象一下怎样好好对付一支M-1式步枪或卡宾枪吧。那件钢家伙是冰，你赤手碰它就会被粘住，甩掉它的唯一方法就是舍去一层皮。有一次我的嘴实际上被冻得张不开了，我的唾液和我的胡子冻在一起了。”海军陆战队耗费了几百万美元研制一种特制的冬季缚带防水鞋，但在华氏零下20度的严寒里，只要一个士兵几个小时不活动，这种靴子穿起来就很不舒服。正如陆战队史学家林恩·蒙特罗斯写道：“汗水湿透的脚慢慢肿了起来，疼得要命。”
这里说的华氏零下20度，换算成摄氏温度，约－29ºC。
对于当时的极寒天气，有各种不同的表述，在这里我们不讨论了。总之，与后勤保障充足的美军相比，当时对志愿军战士来说，已经超出了人的生理极限。
战后，主席致彭德怀等同志的电报中说“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
因此，对那些抹黑者，以及假装专业而说三道四的人，最好让他们亲自到零下三四十度的野外呆上半天试试。
我那次在齐齐哈尔就零下四十度左右，我出门没几分钟就冻死了。
地球不会存在这种非热就冷的剧烈差异，没有讨论的价值。只要地球脱离了公转轨道，人类文明差不多就灭亡了，没有人有机会尝试零上或零下的100度。严谨一些的话，100℃和100℉都是100º，两者可是有很多区别的。
人类的文明需要地球所处的太空环境越稳定越好，当东西半球出现两百多度温差时，地球就不再是现在的地球了，不会认为大气层、水都还存在着吧，这又不是游戏，达不到题目的要求的。假设局部去模拟试验，那倒是可以做的。可以认为绝大多数生命都死亡了，侣意不会设定给生命反应的时间，连去地下掩体的时间都不要想了。感觉没有意义，所以随便聊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