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61年，又一支清军把天京团团包围，对太平军来说，这次的敌人远非以往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兵可比，它们是太平军的命中克星——湘军。
这次围困天京的湘军统领是曾国荃，作为曾国藩的弟弟，又是攻破安庆的功臣，曾国荃从围困天京开始，就得到了其他湘军将领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武器，兵粮，源源不断的给曾国荃送来，更重要的是，整个战略层面上，曾国荃得到了其他力量的大力帮助。
天京的东部，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从上海方面进击，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同时保护上海这个重要的税基财源不落入太平军之手。
天京的南部，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由安徽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并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峙。
曾国藩本人亲自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湘军主力从天京西部，也就是长江上游向天京进军，曾国荃部直接率军由安庆沿江包围天京，曾贞干部扫清芜湖地带的太平军，并迂回从北部进攻天京。
彭玉麟则率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军，清剿长江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起极为重要的物资军需输送任务。
湘军另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鲍超部，则进攻安徽宁国，打通安徽门户，并从南部迂回进攻天京。张运兰部则守护徽州，防止太平军进入安徽，保护皖南和江西。
可以说，在天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从整个战略方面，湘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没法扭转整体的大局势。
再来看天京保卫战中，曾国荃部的战斗力如何。应当说，曾国荃部是湘军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久经沙场考验，经历过安庆围攻战这样惨烈的战事。曾国荃特别擅长打围攻战，外号“曾铁桶”。
而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咸丰帝曾留下政治遗嘱：谁先攻破天京，就给谁封王。要知道大清开国以来，异性王总共才封过五个，可见这个激励措施对曾国荃来说是极大提升士气的。
当曾国荃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从安庆打到天京城下时，看似所向无敌，但隐患极大，曾国荃部孤军深入，直接导致李秀成和李世贤率领大军回护天京，把曾国荃部反过来包围起来，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曾国荃死活不肯撤围，铁了心要拿攻破天京首功。
曾国藩屡次写信给他这位犟脾气弟弟：“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但曾国荃就是不听。从事后来看，曾国荃此举反而成为奇兵因素，让太平军始终面对着巨大压力。
而太平军这方面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内忧外患。
内政一片混乱，领导集体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洪秀全深居简出，得过且过，啥都不管。洪仁玕则因为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交不当，被免去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当时太平天国朝政的实际负责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洪仁达负责，这种人的战略水平和军事能力怎么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比。
公元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18营共9000人，驻守天京南侧雨花台，彭玉麟率领水师18营共9000人助战，不但保护了粮道，还能够让水陆两军保持联系互动。
7月20日，太平军精心策划后，准备对立足未稳的湘军进行一次痛击，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率领2万部众，和城内太平军约定南北夹击，偷袭雨花台，失败而归。
这一年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暂避锋芒，躲开湘军的凌厉攻势，靠苏州军火和粮食支援天京，和曾国荃部打长久战，等到湘军精疲力尽后，再进行决战，一举结尾。
然而，李秀成这个战略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支持，因为李秀成的计划中，决战时间是两年之后。洪秀全哪能等得到两年之后，他诏令一日三责，强迫李秀成回来保卫天京，李秀成不得不放弃了苏沪战场。
曾国荃呢，他虽然驻扎在雨花台围困天京，但他没有力量攻破天京，又要面对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的来攻，于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挖筑深沟高垒，把野战之地加固成坚强的阵地，准备和太平军打阵地战。
这一年9月14日，忠王李秀成经过多方努力，调集了14个王共计60万兵力（实际上大概30万兵力），从各个方向奔赴天京，开始解围大战。
李秀成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雨花台，缺乏援军的曾国荃始终坚持曾国藩提出的“缩营自保”战略，凭借深沟高垒和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
曾国荃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战术安排，他把部队分为三支，两支在前线直接和太平军交战，另一支作为预备队，抓紧时间赶筑了许多小的堡垒，全力保护水陆通道，稳固粮道。
李秀成正面硬上，连续激战两日无法攻克湘军阵地，10月15日，李秀成决定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包抄曾国荃部队的后路，曾国荃和曾贞干派兵连夜在有利地形修筑了十多个堡垒，和太平军对峙在江心洲，保护粮道畅通。
10月18日，李秀成的部队围攻曾国荃六昼夜之后攻势减弱，曾国荃反而趁机派兵出击，攻破了四座太平军营垒。
李秀成见势不妙，决定集中兵力，只攻击曾国荃营垒的东部，这里也是曾国荃中军所在地。10月23日，李世贤也率军四万赶到，太平军士气大振，湘军一度岌岌可危。11月3日，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出击，狂攻雨花台南面的曾国荃指挥部大营，然而这里也是曾国荃部防守最密集的地方。
曾国荃再次证明了他“曾铁桶”的名号名不虚传，不但营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相当结实牢靠，湘军士兵守在壕沟里等着太平军的洋枪火炮狂轰乱炸，等到炮火停了，就冲出壕沟拼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11月26日，天气进入初冬，李秀成的部队是八月份赶到的，没有准备冬衣，不得已，李秀成宣布撤退，撤掉了对曾国荃部的包围。
历时45天的雨花台之战，忠王李秀成没有能够解除天京之围，但曾国荃部也受创严重，无力进攻天京。这是太平军最后的一次传记，是事关气数的关键之战，然而太平军却失败了。
纵观雨花台之战，太平军和李秀成失败在以下几点：
1、战略方面，太平军选择了错误的急于决战战略。洪秀全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2、战术方面，李秀成自恃兵强马壮，战前轻敌，低估了曾国荃湘军的战斗意志和营地强度。轻敌之师，很容易急躁，李秀成的多次指挥错误，与急躁情绪密不可分。比如没有确定主攻方向，各路部队没有配合，曾贞干部如此轻易的就能和曾国荃联手防御，这是不该发生的。
1.太平军士气低落，已经被严重压缩，四面受敌。
2.太平军精锐，损失殆尽。当年最能打的广西兵最后的老底子，在安徽战场，尤其是安庆包围战，损失殆尽。
3.李秀成的军团，都是杂牌军收编扩充而来，战斗力低下。
4.李秀成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家，政治家，但是却不是最优秀的战术家。他的指挥艺术，不如李秀成。
5.天京包围战的军团，是湘军的精锐，曾国藩的嫡系部队，也就是曾国荃的吉字大营。粮草充足，武器先进，战斗力旺盛。曾国荃最擅长包围战和守城。雨花台准备充分，以逸待劳，正是曾国荃的长处。
6.清军的火器装备，明显优于太平军。太平军火器武器落后，而且后勤供给不足，导致太平军难以持久战。
7.湘军，淮军在其他地方的大量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军事压力。牵制了太平军注意力，导致难以倾尽全力。如果当时太平军内外受敌，难以支持太久。所以导致即将攻下雨花台时，停止了进攻，还导致被反攻大败。
8.雨花台地势高，易守难攻。
公元1861年，又一支清军把天京团团包围，对太平军来说，这次的敌人远非以往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兵可比，它们是太平军的命中克星——湘军。
这次围困天京的湘军统领是曾国荃，作为曾国藩的弟弟，又是攻破安庆的功臣，曾国荃从围困天京开始，就得到了其他湘军将领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武器，兵粮，源源不断的给曾国荃送来，更重要的是，整个战略层面上，曾国荃得到了其他力量的大力帮助。
天京的东部，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从上海方面进击，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同时保护上海这个重要的税基财源不落入太平军之手。
天京的南部，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由安徽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并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峙。
曾国藩本人亲自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湘军主力从天京西部，也就是长江上游向天京进军，曾国荃部直接率军由安庆沿江包围天京，曾贞干部扫清芜湖地带的太平军，并迂回从北部进攻天京。
彭玉麟则率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军，清剿长江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起极为重要的物资军需输送任务。
湘军另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鲍超部，则进攻安徽宁国，打通安徽门户，并从南部迂回进攻天京。张运兰部则守护徽州，防止太平军进入安徽，保护皖南和江西。
可以说，在天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从整个战略方面，湘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没法扭转整体的大局势。
再来看天京保卫战中，曾国荃部的战斗力如何。应当说，曾国荃部是湘军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久经沙场考验，经历过安庆围攻战这样惨烈的战事。曾国荃特别擅长打围攻战，外号“曾铁桶”。
而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咸丰帝曾留下政治遗嘱：谁先攻破天京，就给谁封王。要知道大清开国以来，异性王总共才封过五个，可见这个激励措施对曾国荃来说是极大提升士气的。
当曾国荃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从安庆打到天京城下时，看似所向无敌，但隐患极大，曾国荃部孤军深入，直接导致李秀成和李世贤率领大军回护天京，把曾国荃部反过来包围起来，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曾国荃死活不肯撤围，铁了心要拿攻破天京首功。
曾国藩屡次写信给他这位犟脾气弟弟：“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但曾国荃就是不听。从事后来看，曾国荃此举反而成为奇兵因素，让太平军始终面对着巨大压力。
而太平军这方面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内忧外患。
内政一片混乱，领导集体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洪秀全深居简出，得过且过，啥都不管。洪仁玕则因为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交不当，被免去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当时太平天国朝政的实际负责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洪仁达负责，这种人的战略水平和军事能力怎么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比。
公元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18营共9000人，驻守天京南侧雨花台，彭玉麟率领水师18营共9000人助战，不但保护了粮道，还能够让水陆两军保持联系互动。
7月20日，太平军精心策划后，准备对立足未稳的湘军进行一次痛击，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率领2万部众，和城内太平军约定南北夹击，偷袭雨花台，失败而归。
这一年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暂避锋芒，躲开湘军的凌厉攻势，靠苏州军火和粮食支援天京，和曾国荃部打长久战，等到湘军精疲力尽后，再进行决战，一举结尾。
然而，李秀成这个战略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支持，因为李秀成的计划中，决战时间是两年之后。洪秀全哪能等得到两年之后，他诏令一日三责，强迫李秀成回来保卫天京，李秀成不得不放弃了苏沪战场。
曾国荃呢，他虽然驻扎在雨花台围困天京，但他没有力量攻破天京，又要面对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的来攻，于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挖筑深沟高垒，把野战之地加固成坚强的阵地，准备和太平军打阵地战。
这一年9月14日，忠王李秀成经过多方努力，调集了14个王共计60万兵力（实际上大概30万兵力），从各个方向奔赴天京，开始解围大战。
李秀成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雨花台，缺乏援军的曾国荃始终坚持曾国藩提出的“缩营自保”战略，凭借深沟高垒和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
曾国荃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战术安排，他把部队分为三支，两支在前线直接和太平军交战，另一支作为预备队，抓紧时间赶筑了许多小的堡垒，全力保护水陆通道，稳固粮道。
李秀成正面硬上，连续激战两日无法攻克湘军阵地，10月15日，李秀成决定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包抄曾国荃部队的后路，曾国荃和曾贞干派兵连夜在有利地形修筑了十多个堡垒，和太平军对峙在江心洲，保护粮道畅通。
10月18日，李秀成的部队围攻曾国荃六昼夜之后攻势减弱，曾国荃反而趁机派兵出击，攻破了四座太平军营垒。
李秀成见势不妙，决定集中兵力，只攻击曾国荃营垒的东部，这里也是曾国荃中军所在地。10月23日，李世贤也率军四万赶到，太平军士气大振，湘军一度岌岌可危。11月3日，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出击，狂攻雨花台南面的曾国荃指挥部大营，然而这里也是曾国荃部防守最密集的地方。
曾国荃再次证明了他“曾铁桶”的名号名不虚传，不但营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相当结实牢靠，湘军士兵守在壕沟里等着太平军的洋枪火炮狂轰乱炸，等到炮火停了，就冲出壕沟拼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11月26日，天气进入初冬，李秀成的部队是八月份赶到的，没有准备冬衣，不得已，李秀成宣布撤退，撤掉了对曾国荃部的包围。
历时45天的雨花台之战，忠王李秀成没有能够解除天京之围，但曾国荃部也受创严重，无力进攻天京。这是太平军最后的一次传记，是事关气数的关键之战，然而太平军却失败了。
纵观雨花台之战，太平军和李秀成失败在以下几点：
1、战略方面，太平军选择了错误的急于决战战略。洪秀全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2、战术方面，李秀成自恃兵强马壮，战前轻敌，低估了曾国荃湘军的战斗意志和营地强度。轻敌之师，很容易急躁，李秀成的多次指挥错误，与急躁情绪密不可分。比如没有确定主攻方向，各路部队没有配合，曾贞干部如此轻易的就能和曾国荃联手防御，这是不该发生的。
1.太平军士气低落，已经被严重压缩，四面受敌。
2.太平军精锐，损失殆尽。当年最能打的广西兵最后的老底子，在安徽战场，尤其是安庆包围战，损失殆尽。
3.李秀成的军团，都是杂牌军收编扩充而来，战斗力低下。
4.李秀成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家，政治家，但是却不是最优秀的战术家。他的指挥艺术，不如李秀成。
5.天京包围战的军团，是湘军的精锐，曾国藩的嫡系部队，也就是曾国荃的吉字大营。粮草充足，武器先进，战斗力旺盛。曾国荃最擅长包围战和守城。雨花台准备充分，以逸待劳，正是曾国荃的长处。
6.清军的火器装备，明显优于太平军。太平军火器武器落后，而且后勤供给不足，导致太平军难以持久战。
7.湘军，淮军在其他地方的大量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军事压力。牵制了太平军注意力，导致难以倾尽全力。如果当时太平军内外受敌，难以支持太久。所以导致即将攻下雨花台时，停止了进攻，还导致被反攻大败。
8.雨花台地势高，易守难攻。
公元1861年，又一支清军把天京团团包围，对太平军来说，这次的敌人远非以往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兵可比，它们是太平军的命中克星——湘军。
这次围困天京的湘军统领是曾国荃，作为曾国藩的弟弟，又是攻破安庆的功臣，曾国荃从围困天京开始，就得到了其他湘军将领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武器，兵粮，源源不断的给曾国荃送来，更重要的是，整个战略层面上，曾国荃得到了其他力量的大力帮助。
天京的东部，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从上海方面进击，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同时保护上海这个重要的税基财源不落入太平军之手。
天京的南部，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由安徽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并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峙。
曾国藩本人亲自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湘军主力从天京西部，也就是长江上游向天京进军，曾国荃部直接率军由安庆沿江包围天京，曾贞干部扫清芜湖地带的太平军，并迂回从北部进攻天京。
彭玉麟则率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军，清剿长江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起极为重要的物资军需输送任务。
湘军另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鲍超部，则进攻安徽宁国，打通安徽门户，并从南部迂回进攻天京。张运兰部则守护徽州，防止太平军进入安徽，保护皖南和江西。
可以说，在天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从整个战略方面，湘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没法扭转整体的大局势。
再来看天京保卫战中，曾国荃部的战斗力如何。应当说，曾国荃部是湘军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久经沙场考验，经历过安庆围攻战这样惨烈的战事。曾国荃特别擅长打围攻战，外号“曾铁桶”。
而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咸丰帝曾留下政治遗嘱：谁先攻破天京，就给谁封王。要知道大清开国以来，异性王总共才封过五个，可见这个激励措施对曾国荃来说是极大提升士气的。
当曾国荃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从安庆打到天京城下时，看似所向无敌，但隐患极大，曾国荃部孤军深入，直接导致李秀成和李世贤率领大军回护天京，把曾国荃部反过来包围起来，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曾国荃死活不肯撤围，铁了心要拿攻破天京首功。
曾国藩屡次写信给他这位犟脾气弟弟：“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但曾国荃就是不听。从事后来看，曾国荃此举反而成为奇兵因素，让太平军始终面对着巨大压力。
而太平军这方面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内忧外患。
内政一片混乱，领导集体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洪秀全深居简出，得过且过，啥都不管。洪仁玕则因为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交不当，被免去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当时太平天国朝政的实际负责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洪仁达负责，这种人的战略水平和军事能力怎么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比。
公元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18营共9000人，驻守天京南侧雨花台，彭玉麟率领水师18营共9000人助战，不但保护了粮道，还能够让水陆两军保持联系互动。
7月20日，太平军精心策划后，准备对立足未稳的湘军进行一次痛击，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率领2万部众，和城内太平军约定南北夹击，偷袭雨花台，失败而归。
这一年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暂避锋芒，躲开湘军的凌厉攻势，靠苏州军火和粮食支援天京，和曾国荃部打长久战，等到湘军精疲力尽后，再进行决战，一举结尾。
然而，李秀成这个战略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支持，因为李秀成的计划中，决战时间是两年之后。洪秀全哪能等得到两年之后，他诏令一日三责，强迫李秀成回来保卫天京，李秀成不得不放弃了苏沪战场。
曾国荃呢，他虽然驻扎在雨花台围困天京，但他没有力量攻破天京，又要面对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的来攻，于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挖筑深沟高垒，把野战之地加固成坚强的阵地，准备和太平军打阵地战。
这一年9月14日，忠王李秀成经过多方努力，调集了14个王共计60万兵力（实际上大概30万兵力），从各个方向奔赴天京，开始解围大战。
李秀成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雨花台，缺乏援军的曾国荃始终坚持曾国藩提出的“缩营自保”战略，凭借深沟高垒和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
曾国荃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战术安排，他把部队分为三支，两支在前线直接和太平军交战，另一支作为预备队，抓紧时间赶筑了许多小的堡垒，全力保护水陆通道，稳固粮道。
李秀成正面硬上，连续激战两日无法攻克湘军阵地，10月15日，李秀成决定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包抄曾国荃部队的后路，曾国荃和曾贞干派兵连夜在有利地形修筑了十多个堡垒，和太平军对峙在江心洲，保护粮道畅通。
10月18日，李秀成的部队围攻曾国荃六昼夜之后攻势减弱，曾国荃反而趁机派兵出击，攻破了四座太平军营垒。
李秀成见势不妙，决定集中兵力，只攻击曾国荃营垒的东部，这里也是曾国荃中军所在地。10月23日，李世贤也率军四万赶到，太平军士气大振，湘军一度岌岌可危。11月3日，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出击，狂攻雨花台南面的曾国荃指挥部大营，然而这里也是曾国荃部防守最密集的地方。
曾国荃再次证明了他“曾铁桶”的名号名不虚传，不但营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相当结实牢靠，湘军士兵守在壕沟里等着太平军的洋枪火炮狂轰乱炸，等到炮火停了，就冲出壕沟拼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11月26日，天气进入初冬，李秀成的部队是八月份赶到的，没有准备冬衣，不得已，李秀成宣布撤退，撤掉了对曾国荃部的包围。
历时45天的雨花台之战，忠王李秀成没有能够解除天京之围，但曾国荃部也受创严重，无力进攻天京。这是太平军最后的一次传记，是事关气数的关键之战，然而太平军却失败了。
纵观雨花台之战，太平军和李秀成失败在以下几点：
1、战略方面，太平军选择了错误的急于决战战略。洪秀全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2、战术方面，李秀成自恃兵强马壮，战前轻敌，低估了曾国荃湘军的战斗意志和营地强度。轻敌之师，很容易急躁，李秀成的多次指挥错误，与急躁情绪密不可分。比如没有确定主攻方向，各路部队没有配合，曾贞干部如此轻易的就能和曾国荃联手防御，这是不该发生的。
女真族，源自3000多年前的肃慎，汉至晋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基本形成民族形态的时期大约是在唐朝时，“女真”这个名字最早见于唐初。
而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便是由女真族建立，说到这里，疑问就来了，因为有的资料上面会显示清朝是由满族建立，而满族和女真族是什么关系呢？
这要从清朝的前身后金这个政权说起，明初时，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而清太祖努尔哈赤便是建州女真的首领，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史称后金，这个后金政权也就是清朝的前身。
后来努尔哈赤逝世后，皇太极继位为后金的第二位大汗，并在1636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即满族。
而把“女真族”改为满族的原因，主要是缓解了百姓对清朝政权的抵触，因为在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政权，在对外作战中，特别是与宋朝的作战中，有屠城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而女真族人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为“后金”，不论是民族还是政权名称都会让百姓想起曾经的历史，激起百姓的愤恨，所以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族，一方面是缓解百姓的抵触心理；另一方面是适应封建王朝的规程，仿明制，不再称大汗，而是称皇帝。
公元1861年，又一支清军把天京团团包围，对太平军来说，这次的敌人远非以往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兵可比，它们是太平军的命中克星——湘军。
这次围困天京的湘军统领是曾国荃，作为曾国藩的弟弟，又是攻破安庆的功臣，曾国荃从围困天京开始，就得到了其他湘军将领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武器，兵粮，源源不断的给曾国荃送来，更重要的是，整个战略层面上，曾国荃得到了其他力量的大力帮助。
天京的东部，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从上海方面进击，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同时保护上海这个重要的税基财源不落入太平军之手。
天京的南部，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由安徽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并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峙。
曾国藩本人亲自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湘军主力从天京西部，也就是长江上游向天京进军，曾国荃部直接率军由安庆沿江包围天京，曾贞干部扫清芜湖地带的太平军，并迂回从北部进攻天京。
彭玉麟则率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军，清剿长江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起极为重要的物资军需输送任务。
湘军另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鲍超部，则进攻安徽宁国，打通安徽门户，并从南部迂回进攻天京。张运兰部则守护徽州，防止太平军进入安徽，保护皖南和江西。
可以说，在天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从整个战略方面，湘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没法扭转整体的大局势。
再来看天京保卫战中，曾国荃部的战斗力如何。应当说，曾国荃部是湘军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久经沙场考验，经历过安庆围攻战这样惨烈的战事。曾国荃特别擅长打围攻战，外号“曾铁桶”。
而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咸丰帝曾留下政治遗嘱：谁先攻破天京，就给谁封王。要知道大清开国以来，异性王总共才封过五个，可见这个激励措施对曾国荃来说是极大提升士气的。
当曾国荃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从安庆打到天京城下时，看似所向无敌，但隐患极大，曾国荃部孤军深入，直接导致李秀成和李世贤率领大军回护天京，把曾国荃部反过来包围起来，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曾国荃死活不肯撤围，铁了心要拿攻破天京首功。
曾国藩屡次写信给他这位犟脾气弟弟：“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但曾国荃就是不听。从事后来看，曾国荃此举反而成为奇兵因素，让太平军始终面对着巨大压力。
而太平军这方面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内忧外患。
内政一片混乱，领导集体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洪秀全深居简出，得过且过，啥都不管。洪仁玕则因为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交不当，被免去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当时太平天国朝政的实际负责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洪仁达负责，这种人的战略水平和军事能力怎么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比。
公元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18营共9000人，驻守天京南侧雨花台，彭玉麟率领水师18营共9000人助战，不但保护了粮道，还能够让水陆两军保持联系互动。
7月20日，太平军精心策划后，准备对立足未稳的湘军进行一次痛击，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率领2万部众，和城内太平军约定南北夹击，偷袭雨花台，失败而归。
这一年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暂避锋芒，躲开湘军的凌厉攻势，靠苏州军火和粮食支援天京，和曾国荃部打长久战，等到湘军精疲力尽后，再进行决战，一举结尾。
然而，李秀成这个战略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支持，因为李秀成的计划中，决战时间是两年之后。洪秀全哪能等得到两年之后，他诏令一日三责，强迫李秀成回来保卫天京，李秀成不得不放弃了苏沪战场。
曾国荃呢，他虽然驻扎在雨花台围困天京，但他没有力量攻破天京，又要面对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的来攻，于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挖筑深沟高垒，把野战之地加固成坚强的阵地，准备和太平军打阵地战。
这一年9月14日，忠王李秀成经过多方努力，调集了14个王共计60万兵力（实际上大概30万兵力），从各个方向奔赴天京，开始解围大战。
李秀成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雨花台，缺乏援军的曾国荃始终坚持曾国藩提出的“缩营自保”战略，凭借深沟高垒和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
曾国荃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战术安排，他把部队分为三支，两支在前线直接和太平军交战，另一支作为预备队，抓紧时间赶筑了许多小的堡垒，全力保护水陆通道，稳固粮道。
李秀成正面硬上，连续激战两日无法攻克湘军阵地，10月15日，李秀成决定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包抄曾国荃部队的后路，曾国荃和曾贞干派兵连夜在有利地形修筑了十多个堡垒，和太平军对峙在江心洲，保护粮道畅通。
10月18日，李秀成的部队围攻曾国荃六昼夜之后攻势减弱，曾国荃反而趁机派兵出击，攻破了四座太平军营垒。
李秀成见势不妙，决定集中兵力，只攻击曾国荃营垒的东部，这里也是曾国荃中军所在地。10月23日，李世贤也率军四万赶到，太平军士气大振，湘军一度岌岌可危。11月3日，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出击，狂攻雨花台南面的曾国荃指挥部大营，然而这里也是曾国荃部防守最密集的地方。
曾国荃再次证明了他“曾铁桶”的名号名不虚传，不但营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相当结实牢靠，湘军士兵守在壕沟里等着太平军的洋枪火炮狂轰乱炸，等到炮火停了，就冲出壕沟拼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11月26日，天气进入初冬，李秀成的部队是八月份赶到的，没有准备冬衣，不得已，李秀成宣布撤退，撤掉了对曾国荃部的包围。
历时45天的雨花台之战，忠王李秀成没有能够解除天京之围，但曾国荃部也受创严重，无力进攻天京。这是太平军最后的一次传记，是事关气数的关键之战，然而太平军却失败了。
纵观雨花台之战，太平军和李秀成失败在以下几点：
1、战略方面，太平军选择了错误的急于决战战略。洪秀全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2、战术方面，李秀成自恃兵强马壮，战前轻敌，低估了曾国荃湘军的战斗意志和营地强度。轻敌之师，很容易急躁，李秀成的多次指挥错误，与急躁情绪密不可分。比如没有确定主攻方向，各路部队没有配合，曾贞干部如此轻易的就能和曾国荃联手防御，这是不该发生的。
1.太平军士气低落，已经被严重压缩，四面受敌。
2.太平军精锐，损失殆尽。当年最能打的广西兵最后的老底子，在安徽战场，尤其是安庆包围战，损失殆尽。
3.李秀成的军团，都是杂牌军收编扩充而来，战斗力低下。
4.李秀成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家，政治家，但是却不是最优秀的战术家。他的指挥艺术，不如李秀成。
5.天京包围战的军团，是湘军的精锐，曾国藩的嫡系部队，也就是曾国荃的吉字大营。粮草充足，武器先进，战斗力旺盛。曾国荃最擅长包围战和守城。雨花台准备充分，以逸待劳，正是曾国荃的长处。
6.清军的火器装备，明显优于太平军。太平军火器武器落后，而且后勤供给不足，导致太平军难以持久战。
7.湘军，淮军在其他地方的大量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军事压力。牵制了太平军注意力，导致难以倾尽全力。如果当时太平军内外受敌，难以支持太久。所以导致即将攻下雨花台时，停止了进攻，还导致被反攻大败。
8.雨花台地势高，易守难攻。
公元1861年，又一支清军把天京团团包围，对太平军来说，这次的敌人远非以往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兵可比，它们是太平军的命中克星——湘军。
这次围困天京的湘军统领是曾国荃，作为曾国藩的弟弟，又是攻破安庆的功臣，曾国荃从围困天京开始，就得到了其他湘军将领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武器，兵粮，源源不断的给曾国荃送来，更重要的是，整个战略层面上，曾国荃得到了其他力量的大力帮助。
天京的东部，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从上海方面进击，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同时保护上海这个重要的税基财源不落入太平军之手。
天京的南部，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由安徽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并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峙。
曾国藩本人亲自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湘军主力从天京西部，也就是长江上游向天京进军，曾国荃部直接率军由安庆沿江包围天京，曾贞干部扫清芜湖地带的太平军，并迂回从北部进攻天京。
彭玉麟则率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军，清剿长江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起极为重要的物资军需输送任务。
湘军另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鲍超部，则进攻安徽宁国，打通安徽门户，并从南部迂回进攻天京。张运兰部则守护徽州，防止太平军进入安徽，保护皖南和江西。
可以说，在天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从整个战略方面，湘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没法扭转整体的大局势。
再来看天京保卫战中，曾国荃部的战斗力如何。应当说，曾国荃部是湘军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久经沙场考验，经历过安庆围攻战这样惨烈的战事。曾国荃特别擅长打围攻战，外号“曾铁桶”。
而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咸丰帝曾留下政治遗嘱：谁先攻破天京，就给谁封王。要知道大清开国以来，异性王总共才封过五个，可见这个激励措施对曾国荃来说是极大提升士气的。
当曾国荃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从安庆打到天京城下时，看似所向无敌，但隐患极大，曾国荃部孤军深入，直接导致李秀成和李世贤率领大军回护天京，把曾国荃部反过来包围起来，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曾国荃死活不肯撤围，铁了心要拿攻破天京首功。
曾国藩屡次写信给他这位犟脾气弟弟：“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但曾国荃就是不听。从事后来看，曾国荃此举反而成为奇兵因素，让太平军始终面对着巨大压力。
而太平军这方面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内忧外患。
内政一片混乱，领导集体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洪秀全深居简出，得过且过，啥都不管。洪仁玕则因为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交不当，被免去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当时太平天国朝政的实际负责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洪仁达负责，这种人的战略水平和军事能力怎么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比。
公元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18营共9000人，驻守天京南侧雨花台，彭玉麟率领水师18营共9000人助战，不但保护了粮道，还能够让水陆两军保持联系互动。
7月20日，太平军精心策划后，准备对立足未稳的湘军进行一次痛击，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率领2万部众，和城内太平军约定南北夹击，偷袭雨花台，失败而归。
这一年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暂避锋芒，躲开湘军的凌厉攻势，靠苏州军火和粮食支援天京，和曾国荃部打长久战，等到湘军精疲力尽后，再进行决战，一举结尾。
然而，李秀成这个战略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支持，因为李秀成的计划中，决战时间是两年之后。洪秀全哪能等得到两年之后，他诏令一日三责，强迫李秀成回来保卫天京，李秀成不得不放弃了苏沪战场。
曾国荃呢，他虽然驻扎在雨花台围困天京，但他没有力量攻破天京，又要面对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的来攻，于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挖筑深沟高垒，把野战之地加固成坚强的阵地，准备和太平军打阵地战。
这一年9月14日，忠王李秀成经过多方努力，调集了14个王共计60万兵力（实际上大概30万兵力），从各个方向奔赴天京，开始解围大战。
李秀成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雨花台，缺乏援军的曾国荃始终坚持曾国藩提出的“缩营自保”战略，凭借深沟高垒和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
曾国荃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战术安排，他把部队分为三支，两支在前线直接和太平军交战，另一支作为预备队，抓紧时间赶筑了许多小的堡垒，全力保护水陆通道，稳固粮道。
李秀成正面硬上，连续激战两日无法攻克湘军阵地，10月15日，李秀成决定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包抄曾国荃部队的后路，曾国荃和曾贞干派兵连夜在有利地形修筑了十多个堡垒，和太平军对峙在江心洲，保护粮道畅通。
10月18日，李秀成的部队围攻曾国荃六昼夜之后攻势减弱，曾国荃反而趁机派兵出击，攻破了四座太平军营垒。
李秀成见势不妙，决定集中兵力，只攻击曾国荃营垒的东部，这里也是曾国荃中军所在地。10月23日，李世贤也率军四万赶到，太平军士气大振，湘军一度岌岌可危。11月3日，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出击，狂攻雨花台南面的曾国荃指挥部大营，然而这里也是曾国荃部防守最密集的地方。
曾国荃再次证明了他“曾铁桶”的名号名不虚传，不但营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相当结实牢靠，湘军士兵守在壕沟里等着太平军的洋枪火炮狂轰乱炸，等到炮火停了，就冲出壕沟拼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11月26日，天气进入初冬，李秀成的部队是八月份赶到的，没有准备冬衣，不得已，李秀成宣布撤退，撤掉了对曾国荃部的包围。
历时45天的雨花台之战，忠王李秀成没有能够解除天京之围，但曾国荃部也受创严重，无力进攻天京。这是太平军最后的一次传记，是事关气数的关键之战，然而太平军却失败了。
纵观雨花台之战，太平军和李秀成失败在以下几点：
1、战略方面，太平军选择了错误的急于决战战略。洪秀全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2、战术方面，李秀成自恃兵强马壮，战前轻敌，低估了曾国荃湘军的战斗意志和营地强度。轻敌之师，很容易急躁，李秀成的多次指挥错误，与急躁情绪密不可分。比如没有确定主攻方向，各路部队没有配合，曾贞干部如此轻易的就能和曾国荃联手防御，这是不该发生的。
女真族，源自3000多年前的肃慎，汉至晋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基本形成民族形态的时期大约是在唐朝时，“女真”这个名字最早见于唐初。
而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便是由女真族建立，说到这里，疑问就来了，因为有的资料上面会显示清朝是由满族建立，而满族和女真族是什么关系呢？
这要从清朝的前身后金这个政权说起，明初时，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而清太祖努尔哈赤便是建州女真的首领，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史称后金，这个后金政权也就是清朝的前身。
后来努尔哈赤逝世后，皇太极继位为后金的第二位大汗，并在1636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即满族。
而把“女真族”改为满族的原因，主要是缓解了百姓对清朝政权的抵触，因为在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政权，在对外作战中，特别是与宋朝的作战中，有屠城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而女真族人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为“后金”，不论是民族还是政权名称都会让百姓想起曾经的历史，激起百姓的愤恨，所以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族，一方面是缓解百姓的抵触心理；另一方面是适应封建王朝的规程，仿明制，不再称大汗，而是称皇帝。
公元1861年，又一支清军把天京团团包围，对太平军来说，这次的敌人远非以往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兵可比，它们是太平军的命中克星——湘军。
这次围困天京的湘军统领是曾国荃，作为曾国藩的弟弟，又是攻破安庆的功臣，曾国荃从围困天京开始，就得到了其他湘军将领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武器，兵粮，源源不断的给曾国荃送来，更重要的是，整个战略层面上，曾国荃得到了其他力量的大力帮助。
天京的东部，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从上海方面进击，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同时保护上海这个重要的税基财源不落入太平军之手。
天京的南部，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由安徽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并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峙。
曾国藩本人亲自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湘军主力从天京西部，也就是长江上游向天京进军，曾国荃部直接率军由安庆沿江包围天京，曾贞干部扫清芜湖地带的太平军，并迂回从北部进攻天京。
彭玉麟则率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军，清剿长江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起极为重要的物资军需输送任务。
湘军另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鲍超部，则进攻安徽宁国，打通安徽门户，并从南部迂回进攻天京。张运兰部则守护徽州，防止太平军进入安徽，保护皖南和江西。
可以说，在天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从整个战略方面，湘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没法扭转整体的大局势。
再来看天京保卫战中，曾国荃部的战斗力如何。应当说，曾国荃部是湘军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久经沙场考验，经历过安庆围攻战这样惨烈的战事。曾国荃特别擅长打围攻战，外号“曾铁桶”。
而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咸丰帝曾留下政治遗嘱：谁先攻破天京，就给谁封王。要知道大清开国以来，异性王总共才封过五个，可见这个激励措施对曾国荃来说是极大提升士气的。
当曾国荃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从安庆打到天京城下时，看似所向无敌，但隐患极大，曾国荃部孤军深入，直接导致李秀成和李世贤率领大军回护天京，把曾国荃部反过来包围起来，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曾国荃死活不肯撤围，铁了心要拿攻破天京首功。
曾国藩屡次写信给他这位犟脾气弟弟：“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但曾国荃就是不听。从事后来看，曾国荃此举反而成为奇兵因素，让太平军始终面对着巨大压力。
而太平军这方面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内忧外患。
内政一片混乱，领导集体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洪秀全深居简出，得过且过，啥都不管。洪仁玕则因为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交不当，被免去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当时太平天国朝政的实际负责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洪仁达负责，这种人的战略水平和军事能力怎么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比。
公元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18营共9000人，驻守天京南侧雨花台，彭玉麟率领水师18营共9000人助战，不但保护了粮道，还能够让水陆两军保持联系互动。
7月20日，太平军精心策划后，准备对立足未稳的湘军进行一次痛击，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率领2万部众，和城内太平军约定南北夹击，偷袭雨花台，失败而归。
这一年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暂避锋芒，躲开湘军的凌厉攻势，靠苏州军火和粮食支援天京，和曾国荃部打长久战，等到湘军精疲力尽后，再进行决战，一举结尾。
然而，李秀成这个战略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支持，因为李秀成的计划中，决战时间是两年之后。洪秀全哪能等得到两年之后，他诏令一日三责，强迫李秀成回来保卫天京，李秀成不得不放弃了苏沪战场。
曾国荃呢，他虽然驻扎在雨花台围困天京，但他没有力量攻破天京，又要面对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的来攻，于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挖筑深沟高垒，把野战之地加固成坚强的阵地，准备和太平军打阵地战。
这一年9月14日，忠王李秀成经过多方努力，调集了14个王共计60万兵力（实际上大概30万兵力），从各个方向奔赴天京，开始解围大战。
李秀成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雨花台，缺乏援军的曾国荃始终坚持曾国藩提出的“缩营自保”战略，凭借深沟高垒和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
曾国荃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战术安排，他把部队分为三支，两支在前线直接和太平军交战，另一支作为预备队，抓紧时间赶筑了许多小的堡垒，全力保护水陆通道，稳固粮道。
李秀成正面硬上，连续激战两日无法攻克湘军阵地，10月15日，李秀成决定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包抄曾国荃部队的后路，曾国荃和曾贞干派兵连夜在有利地形修筑了十多个堡垒，和太平军对峙在江心洲，保护粮道畅通。
10月18日，李秀成的部队围攻曾国荃六昼夜之后攻势减弱，曾国荃反而趁机派兵出击，攻破了四座太平军营垒。
李秀成见势不妙，决定集中兵力，只攻击曾国荃营垒的东部，这里也是曾国荃中军所在地。10月23日，李世贤也率军四万赶到，太平军士气大振，湘军一度岌岌可危。11月3日，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出击，狂攻雨花台南面的曾国荃指挥部大营，然而这里也是曾国荃部防守最密集的地方。
曾国荃再次证明了他“曾铁桶”的名号名不虚传，不但营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相当结实牢靠，湘军士兵守在壕沟里等着太平军的洋枪火炮狂轰乱炸，等到炮火停了，就冲出壕沟拼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11月26日，天气进入初冬，李秀成的部队是八月份赶到的，没有准备冬衣，不得已，李秀成宣布撤退，撤掉了对曾国荃部的包围。
历时45天的雨花台之战，忠王李秀成没有能够解除天京之围，但曾国荃部也受创严重，无力进攻天京。这是太平军最后的一次传记，是事关气数的关键之战，然而太平军却失败了。
纵观雨花台之战，太平军和李秀成失败在以下几点：
1、战略方面，太平军选择了错误的急于决战战略。洪秀全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2、战术方面，李秀成自恃兵强马壮，战前轻敌，低估了曾国荃湘军的战斗意志和营地强度。轻敌之师，很容易急躁，李秀成的多次指挥错误，与急躁情绪密不可分。比如没有确定主攻方向，各路部队没有配合，曾贞干部如此轻易的就能和曾国荃联手防御，这是不该发生的。
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
李清照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女作家，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爱国思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蔡文姬
蔡文姬的《悲愤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真情穷切，自然成文”，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五言《悲愤诗》节选中写到“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柜。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以叙事详尽、细节逼真见长。
班昭
班昭是一位博学多才，品德俱优的中国古代女性，她是位史学家，也是位文学家，政治家。班昭的学问也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
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以一介女流，影响一代文风，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
上官婉儿不仅有文词，而且明习吏事，逐渐获得了武则天的信任，得以参与奏章的批复和政令的拟定，成为武周王朝的政治核心,有“巾帼宰相”之名。
苏若兰
苏若兰最著名的著作就是拥有近八千首回文诗的《璇玑图》。还有诗著五千多首，可惜都以散佚，无人搜集。
后来的回文诗词不论有几多变新，苏若兰总是他们的启蒙老师。所以后世文人多有诗歌赞誉苏若兰的美貌和智慧。
就比如说才子苏轼《回文七言绝句一首》:
红笺短写空深恨， 锦句新翻如断肠。
风叶落残惊梦蝶， 戍边回雁寄情郎。
倒读则为：
郎情寄雁回边戍，蝶梦惊残落叶风。
肠断如翻新句锦，恨深空写短笺红。
公元1861年，又一支清军把天京团团包围，对太平军来说，这次的敌人远非以往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兵可比，它们是太平军的命中克星——湘军。
这次围困天京的湘军统领是曾国荃，作为曾国藩的弟弟，又是攻破安庆的功臣，曾国荃从围困天京开始，就得到了其他湘军将领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武器，兵粮，源源不断的给曾国荃送来，更重要的是，整个战略层面上，曾国荃得到了其他力量的大力帮助。
天京的东部，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从上海方面进击，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同时保护上海这个重要的税基财源不落入太平军之手。
天京的南部，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由安徽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并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峙。
曾国藩本人亲自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湘军主力从天京西部，也就是长江上游向天京进军，曾国荃部直接率军由安庆沿江包围天京，曾贞干部扫清芜湖地带的太平军，并迂回从北部进攻天京。
彭玉麟则率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军，清剿长江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起极为重要的物资军需输送任务。
湘军另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鲍超部，则进攻安徽宁国，打通安徽门户，并从南部迂回进攻天京。张运兰部则守护徽州，防止太平军进入安徽，保护皖南和江西。
可以说，在天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从整个战略方面，湘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没法扭转整体的大局势。
再来看天京保卫战中，曾国荃部的战斗力如何。应当说，曾国荃部是湘军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久经沙场考验，经历过安庆围攻战这样惨烈的战事。曾国荃特别擅长打围攻战，外号“曾铁桶”。
而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咸丰帝曾留下政治遗嘱：谁先攻破天京，就给谁封王。要知道大清开国以来，异性王总共才封过五个，可见这个激励措施对曾国荃来说是极大提升士气的。
当曾国荃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从安庆打到天京城下时，看似所向无敌，但隐患极大，曾国荃部孤军深入，直接导致李秀成和李世贤率领大军回护天京，把曾国荃部反过来包围起来，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曾国荃死活不肯撤围，铁了心要拿攻破天京首功。
曾国藩屡次写信给他这位犟脾气弟弟：“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但曾国荃就是不听。从事后来看，曾国荃此举反而成为奇兵因素，让太平军始终面对着巨大压力。
而太平军这方面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内忧外患。
内政一片混乱，领导集体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洪秀全深居简出，得过且过，啥都不管。洪仁玕则因为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交不当，被免去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当时太平天国朝政的实际负责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洪仁达负责，这种人的战略水平和军事能力怎么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比。
公元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18营共9000人，驻守天京南侧雨花台，彭玉麟率领水师18营共9000人助战，不但保护了粮道，还能够让水陆两军保持联系互动。
7月20日，太平军精心策划后，准备对立足未稳的湘军进行一次痛击，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率领2万部众，和城内太平军约定南北夹击，偷袭雨花台，失败而归。
这一年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暂避锋芒，躲开湘军的凌厉攻势，靠苏州军火和粮食支援天京，和曾国荃部打长久战，等到湘军精疲力尽后，再进行决战，一举结尾。
然而，李秀成这个战略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支持，因为李秀成的计划中，决战时间是两年之后。洪秀全哪能等得到两年之后，他诏令一日三责，强迫李秀成回来保卫天京，李秀成不得不放弃了苏沪战场。
曾国荃呢，他虽然驻扎在雨花台围困天京，但他没有力量攻破天京，又要面对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的来攻，于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挖筑深沟高垒，把野战之地加固成坚强的阵地，准备和太平军打阵地战。
这一年9月14日，忠王李秀成经过多方努力，调集了14个王共计60万兵力（实际上大概30万兵力），从各个方向奔赴天京，开始解围大战。
李秀成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雨花台，缺乏援军的曾国荃始终坚持曾国藩提出的“缩营自保”战略，凭借深沟高垒和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
曾国荃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战术安排，他把部队分为三支，两支在前线直接和太平军交战，另一支作为预备队，抓紧时间赶筑了许多小的堡垒，全力保护水陆通道，稳固粮道。
李秀成正面硬上，连续激战两日无法攻克湘军阵地，10月15日，李秀成决定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包抄曾国荃部队的后路，曾国荃和曾贞干派兵连夜在有利地形修筑了十多个堡垒，和太平军对峙在江心洲，保护粮道畅通。
10月18日，李秀成的部队围攻曾国荃六昼夜之后攻势减弱，曾国荃反而趁机派兵出击，攻破了四座太平军营垒。
李秀成见势不妙，决定集中兵力，只攻击曾国荃营垒的东部，这里也是曾国荃中军所在地。10月23日，李世贤也率军四万赶到，太平军士气大振，湘军一度岌岌可危。11月3日，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出击，狂攻雨花台南面的曾国荃指挥部大营，然而这里也是曾国荃部防守最密集的地方。
曾国荃再次证明了他“曾铁桶”的名号名不虚传，不但营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相当结实牢靠，湘军士兵守在壕沟里等着太平军的洋枪火炮狂轰乱炸，等到炮火停了，就冲出壕沟拼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11月26日，天气进入初冬，李秀成的部队是八月份赶到的，没有准备冬衣，不得已，李秀成宣布撤退，撤掉了对曾国荃部的包围。
历时45天的雨花台之战，忠王李秀成没有能够解除天京之围，但曾国荃部也受创严重，无力进攻天京。这是太平军最后的一次传记，是事关气数的关键之战，然而太平军却失败了。
纵观雨花台之战，太平军和李秀成失败在以下几点：
1、战略方面，太平军选择了错误的急于决战战略。洪秀全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2、战术方面，李秀成自恃兵强马壮，战前轻敌，低估了曾国荃湘军的战斗意志和营地强度。轻敌之师，很容易急躁，李秀成的多次指挥错误，与急躁情绪密不可分。比如没有确定主攻方向，各路部队没有配合，曾贞干部如此轻易的就能和曾国荃联手防御，这是不该发生的。
1.太平军士气低落，已经被严重压缩，四面受敌。
2.太平军精锐，损失殆尽。当年最能打的广西兵最后的老底子，在安徽战场，尤其是安庆包围战，损失殆尽。
3.李秀成的军团，都是杂牌军收编扩充而来，战斗力低下。
4.李秀成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家，政治家，但是却不是最优秀的战术家。他的指挥艺术，不如李秀成。
5.天京包围战的军团，是湘军的精锐，曾国藩的嫡系部队，也就是曾国荃的吉字大营。粮草充足，武器先进，战斗力旺盛。曾国荃最擅长包围战和守城。雨花台准备充分，以逸待劳，正是曾国荃的长处。
6.清军的火器装备，明显优于太平军。太平军火器武器落后，而且后勤供给不足，导致太平军难以持久战。
7.湘军，淮军在其他地方的大量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军事压力。牵制了太平军注意力，导致难以倾尽全力。如果当时太平军内外受敌，难以支持太久。所以导致即将攻下雨花台时，停止了进攻，还导致被反攻大败。
8.雨花台地势高，易守难攻。
公元1861年，又一支清军把天京团团包围，对太平军来说，这次的敌人远非以往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兵可比，它们是太平军的命中克星——湘军。
这次围困天京的湘军统领是曾国荃，作为曾国藩的弟弟，又是攻破安庆的功臣，曾国荃从围困天京开始，就得到了其他湘军将领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武器，兵粮，源源不断的给曾国荃送来，更重要的是，整个战略层面上，曾国荃得到了其他力量的大力帮助。
天京的东部，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从上海方面进击，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同时保护上海这个重要的税基财源不落入太平军之手。
天京的南部，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由安徽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并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峙。
曾国藩本人亲自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湘军主力从天京西部，也就是长江上游向天京进军，曾国荃部直接率军由安庆沿江包围天京，曾贞干部扫清芜湖地带的太平军，并迂回从北部进攻天京。
彭玉麟则率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军，清剿长江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起极为重要的物资军需输送任务。
湘军另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鲍超部，则进攻安徽宁国，打通安徽门户，并从南部迂回进攻天京。张运兰部则守护徽州，防止太平军进入安徽，保护皖南和江西。
可以说，在天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从整个战略方面，湘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没法扭转整体的大局势。
再来看天京保卫战中，曾国荃部的战斗力如何。应当说，曾国荃部是湘军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久经沙场考验，经历过安庆围攻战这样惨烈的战事。曾国荃特别擅长打围攻战，外号“曾铁桶”。
而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咸丰帝曾留下政治遗嘱：谁先攻破天京，就给谁封王。要知道大清开国以来，异性王总共才封过五个，可见这个激励措施对曾国荃来说是极大提升士气的。
当曾国荃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从安庆打到天京城下时，看似所向无敌，但隐患极大，曾国荃部孤军深入，直接导致李秀成和李世贤率领大军回护天京，把曾国荃部反过来包围起来，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曾国荃死活不肯撤围，铁了心要拿攻破天京首功。
曾国藩屡次写信给他这位犟脾气弟弟：“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但曾国荃就是不听。从事后来看，曾国荃此举反而成为奇兵因素，让太平军始终面对着巨大压力。
而太平军这方面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内忧外患。
内政一片混乱，领导集体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洪秀全深居简出，得过且过，啥都不管。洪仁玕则因为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交不当，被免去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当时太平天国朝政的实际负责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洪仁达负责，这种人的战略水平和军事能力怎么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比。
公元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18营共9000人，驻守天京南侧雨花台，彭玉麟率领水师18营共9000人助战，不但保护了粮道，还能够让水陆两军保持联系互动。
7月20日，太平军精心策划后，准备对立足未稳的湘军进行一次痛击，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率领2万部众，和城内太平军约定南北夹击，偷袭雨花台，失败而归。
这一年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暂避锋芒，躲开湘军的凌厉攻势，靠苏州军火和粮食支援天京，和曾国荃部打长久战，等到湘军精疲力尽后，再进行决战，一举结尾。
然而，李秀成这个战略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支持，因为李秀成的计划中，决战时间是两年之后。洪秀全哪能等得到两年之后，他诏令一日三责，强迫李秀成回来保卫天京，李秀成不得不放弃了苏沪战场。
曾国荃呢，他虽然驻扎在雨花台围困天京，但他没有力量攻破天京，又要面对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的来攻，于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挖筑深沟高垒，把野战之地加固成坚强的阵地，准备和太平军打阵地战。
这一年9月14日，忠王李秀成经过多方努力，调集了14个王共计60万兵力（实际上大概30万兵力），从各个方向奔赴天京，开始解围大战。
李秀成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雨花台，缺乏援军的曾国荃始终坚持曾国藩提出的“缩营自保”战略，凭借深沟高垒和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
曾国荃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战术安排，他把部队分为三支，两支在前线直接和太平军交战，另一支作为预备队，抓紧时间赶筑了许多小的堡垒，全力保护水陆通道，稳固粮道。
李秀成正面硬上，连续激战两日无法攻克湘军阵地，10月15日，李秀成决定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包抄曾国荃部队的后路，曾国荃和曾贞干派兵连夜在有利地形修筑了十多个堡垒，和太平军对峙在江心洲，保护粮道畅通。
10月18日，李秀成的部队围攻曾国荃六昼夜之后攻势减弱，曾国荃反而趁机派兵出击，攻破了四座太平军营垒。
李秀成见势不妙，决定集中兵力，只攻击曾国荃营垒的东部，这里也是曾国荃中军所在地。10月23日，李世贤也率军四万赶到，太平军士气大振，湘军一度岌岌可危。11月3日，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出击，狂攻雨花台南面的曾国荃指挥部大营，然而这里也是曾国荃部防守最密集的地方。
曾国荃再次证明了他“曾铁桶”的名号名不虚传，不但营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相当结实牢靠，湘军士兵守在壕沟里等着太平军的洋枪火炮狂轰乱炸，等到炮火停了，就冲出壕沟拼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11月26日，天气进入初冬，李秀成的部队是八月份赶到的，没有准备冬衣，不得已，李秀成宣布撤退，撤掉了对曾国荃部的包围。
历时45天的雨花台之战，忠王李秀成没有能够解除天京之围，但曾国荃部也受创严重，无力进攻天京。这是太平军最后的一次传记，是事关气数的关键之战，然而太平军却失败了。
纵观雨花台之战，太平军和李秀成失败在以下几点：
1、战略方面，太平军选择了错误的急于决战战略。洪秀全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2、战术方面，李秀成自恃兵强马壮，战前轻敌，低估了曾国荃湘军的战斗意志和营地强度。轻敌之师，很容易急躁，李秀成的多次指挥错误，与急躁情绪密不可分。比如没有确定主攻方向，各路部队没有配合，曾贞干部如此轻易的就能和曾国荃联手防御，这是不该发生的。
女真族，源自3000多年前的肃慎，汉至晋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基本形成民族形态的时期大约是在唐朝时，“女真”这个名字最早见于唐初。
而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便是由女真族建立，说到这里，疑问就来了，因为有的资料上面会显示清朝是由满族建立，而满族和女真族是什么关系呢？
这要从清朝的前身后金这个政权说起，明初时，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而清太祖努尔哈赤便是建州女真的首领，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史称后金，这个后金政权也就是清朝的前身。
后来努尔哈赤逝世后，皇太极继位为后金的第二位大汗，并在1636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即满族。
而把“女真族”改为满族的原因，主要是缓解了百姓对清朝政权的抵触，因为在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政权，在对外作战中，特别是与宋朝的作战中，有屠城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而女真族人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为“后金”，不论是民族还是政权名称都会让百姓想起曾经的历史，激起百姓的愤恨，所以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族，一方面是缓解百姓的抵触心理；另一方面是适应封建王朝的规程，仿明制，不再称大汗，而是称皇帝。
公元1861年，又一支清军把天京团团包围，对太平军来说，这次的敌人远非以往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兵可比，它们是太平军的命中克星——湘军。
这次围困天京的湘军统领是曾国荃，作为曾国藩的弟弟，又是攻破安庆的功臣，曾国荃从围困天京开始，就得到了其他湘军将领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武器，兵粮，源源不断的给曾国荃送来，更重要的是，整个战略层面上，曾国荃得到了其他力量的大力帮助。
天京的东部，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从上海方面进击，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同时保护上海这个重要的税基财源不落入太平军之手。
天京的南部，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由安徽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并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峙。
曾国藩本人亲自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湘军主力从天京西部，也就是长江上游向天京进军，曾国荃部直接率军由安庆沿江包围天京，曾贞干部扫清芜湖地带的太平军，并迂回从北部进攻天京。
彭玉麟则率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军，清剿长江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起极为重要的物资军需输送任务。
湘军另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鲍超部，则进攻安徽宁国，打通安徽门户，并从南部迂回进攻天京。张运兰部则守护徽州，防止太平军进入安徽，保护皖南和江西。
可以说，在天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从整个战略方面，湘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没法扭转整体的大局势。
再来看天京保卫战中，曾国荃部的战斗力如何。应当说，曾国荃部是湘军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久经沙场考验，经历过安庆围攻战这样惨烈的战事。曾国荃特别擅长打围攻战，外号“曾铁桶”。
而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咸丰帝曾留下政治遗嘱：谁先攻破天京，就给谁封王。要知道大清开国以来，异性王总共才封过五个，可见这个激励措施对曾国荃来说是极大提升士气的。
当曾国荃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从安庆打到天京城下时，看似所向无敌，但隐患极大，曾国荃部孤军深入，直接导致李秀成和李世贤率领大军回护天京，把曾国荃部反过来包围起来，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曾国荃死活不肯撤围，铁了心要拿攻破天京首功。
曾国藩屡次写信给他这位犟脾气弟弟：“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但曾国荃就是不听。从事后来看，曾国荃此举反而成为奇兵因素，让太平军始终面对着巨大压力。
而太平军这方面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内忧外患。
内政一片混乱，领导集体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洪秀全深居简出，得过且过，啥都不管。洪仁玕则因为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交不当，被免去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当时太平天国朝政的实际负责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洪仁达负责，这种人的战略水平和军事能力怎么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比。
公元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18营共9000人，驻守天京南侧雨花台，彭玉麟率领水师18营共9000人助战，不但保护了粮道，还能够让水陆两军保持联系互动。
7月20日，太平军精心策划后，准备对立足未稳的湘军进行一次痛击，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率领2万部众，和城内太平军约定南北夹击，偷袭雨花台，失败而归。
这一年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暂避锋芒，躲开湘军的凌厉攻势，靠苏州军火和粮食支援天京，和曾国荃部打长久战，等到湘军精疲力尽后，再进行决战，一举结尾。
然而，李秀成这个战略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支持，因为李秀成的计划中，决战时间是两年之后。洪秀全哪能等得到两年之后，他诏令一日三责，强迫李秀成回来保卫天京，李秀成不得不放弃了苏沪战场。
曾国荃呢，他虽然驻扎在雨花台围困天京，但他没有力量攻破天京，又要面对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的来攻，于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挖筑深沟高垒，把野战之地加固成坚强的阵地，准备和太平军打阵地战。
这一年9月14日，忠王李秀成经过多方努力，调集了14个王共计60万兵力（实际上大概30万兵力），从各个方向奔赴天京，开始解围大战。
李秀成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雨花台，缺乏援军的曾国荃始终坚持曾国藩提出的“缩营自保”战略，凭借深沟高垒和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
曾国荃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战术安排，他把部队分为三支，两支在前线直接和太平军交战，另一支作为预备队，抓紧时间赶筑了许多小的堡垒，全力保护水陆通道，稳固粮道。
李秀成正面硬上，连续激战两日无法攻克湘军阵地，10月15日，李秀成决定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包抄曾国荃部队的后路，曾国荃和曾贞干派兵连夜在有利地形修筑了十多个堡垒，和太平军对峙在江心洲，保护粮道畅通。
10月18日，李秀成的部队围攻曾国荃六昼夜之后攻势减弱，曾国荃反而趁机派兵出击，攻破了四座太平军营垒。
李秀成见势不妙，决定集中兵力，只攻击曾国荃营垒的东部，这里也是曾国荃中军所在地。10月23日，李世贤也率军四万赶到，太平军士气大振，湘军一度岌岌可危。11月3日，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出击，狂攻雨花台南面的曾国荃指挥部大营，然而这里也是曾国荃部防守最密集的地方。
曾国荃再次证明了他“曾铁桶”的名号名不虚传，不但营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相当结实牢靠，湘军士兵守在壕沟里等着太平军的洋枪火炮狂轰乱炸，等到炮火停了，就冲出壕沟拼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11月26日，天气进入初冬，李秀成的部队是八月份赶到的，没有准备冬衣，不得已，李秀成宣布撤退，撤掉了对曾国荃部的包围。
历时45天的雨花台之战，忠王李秀成没有能够解除天京之围，但曾国荃部也受创严重，无力进攻天京。这是太平军最后的一次传记，是事关气数的关键之战，然而太平军却失败了。
纵观雨花台之战，太平军和李秀成失败在以下几点：
1、战略方面，太平军选择了错误的急于决战战略。洪秀全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2、战术方面，李秀成自恃兵强马壮，战前轻敌，低估了曾国荃湘军的战斗意志和营地强度。轻敌之师，很容易急躁，李秀成的多次指挥错误，与急躁情绪密不可分。比如没有确定主攻方向，各路部队没有配合，曾贞干部如此轻易的就能和曾国荃联手防御，这是不该发生的。
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
李清照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女作家，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爱国思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蔡文姬
蔡文姬的《悲愤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真情穷切，自然成文”，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五言《悲愤诗》节选中写到“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柜。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以叙事详尽、细节逼真见长。
班昭
班昭是一位博学多才，品德俱优的中国古代女性，她是位史学家，也是位文学家，政治家。班昭的学问也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
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以一介女流，影响一代文风，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
上官婉儿不仅有文词，而且明习吏事，逐渐获得了武则天的信任，得以参与奏章的批复和政令的拟定，成为武周王朝的政治核心,有“巾帼宰相”之名。
苏若兰
苏若兰最著名的著作就是拥有近八千首回文诗的《璇玑图》。还有诗著五千多首，可惜都以散佚，无人搜集。
后来的回文诗词不论有几多变新，苏若兰总是他们的启蒙老师。所以后世文人多有诗歌赞誉苏若兰的美貌和智慧。
就比如说才子苏轼《回文七言绝句一首》:
红笺短写空深恨， 锦句新翻如断肠。
风叶落残惊梦蝶， 戍边回雁寄情郎。
倒读则为：
郎情寄雁回边戍，蝶梦惊残落叶风。
肠断如翻新句锦，恨深空写短笺红。
公元1861年，又一支清军把天京团团包围，对太平军来说，这次的敌人远非以往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兵可比，它们是太平军的命中克星——湘军。
这次围困天京的湘军统领是曾国荃，作为曾国藩的弟弟，又是攻破安庆的功臣，曾国荃从围困天京开始，就得到了其他湘军将领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武器，兵粮，源源不断的给曾国荃送来，更重要的是，整个战略层面上，曾国荃得到了其他力量的大力帮助。
天京的东部，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从上海方面进击，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同时保护上海这个重要的税基财源不落入太平军之手。
天京的南部，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由安徽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并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峙。
曾国藩本人亲自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湘军主力从天京西部，也就是长江上游向天京进军，曾国荃部直接率军由安庆沿江包围天京，曾贞干部扫清芜湖地带的太平军，并迂回从北部进攻天京。
彭玉麟则率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军，清剿长江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起极为重要的物资军需输送任务。
湘军另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鲍超部，则进攻安徽宁国，打通安徽门户，并从南部迂回进攻天京。张运兰部则守护徽州，防止太平军进入安徽，保护皖南和江西。
可以说，在天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从整个战略方面，湘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没法扭转整体的大局势。
再来看天京保卫战中，曾国荃部的战斗力如何。应当说，曾国荃部是湘军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久经沙场考验，经历过安庆围攻战这样惨烈的战事。曾国荃特别擅长打围攻战，外号“曾铁桶”。
而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咸丰帝曾留下政治遗嘱：谁先攻破天京，就给谁封王。要知道大清开国以来，异性王总共才封过五个，可见这个激励措施对曾国荃来说是极大提升士气的。
当曾国荃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从安庆打到天京城下时，看似所向无敌，但隐患极大，曾国荃部孤军深入，直接导致李秀成和李世贤率领大军回护天京，把曾国荃部反过来包围起来，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曾国荃死活不肯撤围，铁了心要拿攻破天京首功。
曾国藩屡次写信给他这位犟脾气弟弟：“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但曾国荃就是不听。从事后来看，曾国荃此举反而成为奇兵因素，让太平军始终面对着巨大压力。
而太平军这方面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内忧外患。
内政一片混乱，领导集体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洪秀全深居简出，得过且过，啥都不管。洪仁玕则因为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交不当，被免去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当时太平天国朝政的实际负责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洪仁达负责，这种人的战略水平和军事能力怎么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比。
公元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18营共9000人，驻守天京南侧雨花台，彭玉麟率领水师18营共9000人助战，不但保护了粮道，还能够让水陆两军保持联系互动。
7月20日，太平军精心策划后，准备对立足未稳的湘军进行一次痛击，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率领2万部众，和城内太平军约定南北夹击，偷袭雨花台，失败而归。
这一年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暂避锋芒，躲开湘军的凌厉攻势，靠苏州军火和粮食支援天京，和曾国荃部打长久战，等到湘军精疲力尽后，再进行决战，一举结尾。
然而，李秀成这个战略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支持，因为李秀成的计划中，决战时间是两年之后。洪秀全哪能等得到两年之后，他诏令一日三责，强迫李秀成回来保卫天京，李秀成不得不放弃了苏沪战场。
曾国荃呢，他虽然驻扎在雨花台围困天京，但他没有力量攻破天京，又要面对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的来攻，于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挖筑深沟高垒，把野战之地加固成坚强的阵地，准备和太平军打阵地战。
这一年9月14日，忠王李秀成经过多方努力，调集了14个王共计60万兵力（实际上大概30万兵力），从各个方向奔赴天京，开始解围大战。
李秀成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雨花台，缺乏援军的曾国荃始终坚持曾国藩提出的“缩营自保”战略，凭借深沟高垒和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
曾国荃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战术安排，他把部队分为三支，两支在前线直接和太平军交战，另一支作为预备队，抓紧时间赶筑了许多小的堡垒，全力保护水陆通道，稳固粮道。
李秀成正面硬上，连续激战两日无法攻克湘军阵地，10月15日，李秀成决定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包抄曾国荃部队的后路，曾国荃和曾贞干派兵连夜在有利地形修筑了十多个堡垒，和太平军对峙在江心洲，保护粮道畅通。
10月18日，李秀成的部队围攻曾国荃六昼夜之后攻势减弱，曾国荃反而趁机派兵出击，攻破了四座太平军营垒。
李秀成见势不妙，决定集中兵力，只攻击曾国荃营垒的东部，这里也是曾国荃中军所在地。10月23日，李世贤也率军四万赶到，太平军士气大振，湘军一度岌岌可危。11月3日，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出击，狂攻雨花台南面的曾国荃指挥部大营，然而这里也是曾国荃部防守最密集的地方。
曾国荃再次证明了他“曾铁桶”的名号名不虚传，不但营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相当结实牢靠，湘军士兵守在壕沟里等着太平军的洋枪火炮狂轰乱炸，等到炮火停了，就冲出壕沟拼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11月26日，天气进入初冬，李秀成的部队是八月份赶到的，没有准备冬衣，不得已，李秀成宣布撤退，撤掉了对曾国荃部的包围。
历时45天的雨花台之战，忠王李秀成没有能够解除天京之围，但曾国荃部也受创严重，无力进攻天京。这是太平军最后的一次传记，是事关气数的关键之战，然而太平军却失败了。
纵观雨花台之战，太平军和李秀成失败在以下几点：
1、战略方面，太平军选择了错误的急于决战战略。洪秀全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2、战术方面，李秀成自恃兵强马壮，战前轻敌，低估了曾国荃湘军的战斗意志和营地强度。轻敌之师，很容易急躁，李秀成的多次指挥错误，与急躁情绪密不可分。比如没有确定主攻方向，各路部队没有配合，曾贞干部如此轻易的就能和曾国荃联手防御，这是不该发生的。
真会吹，好像当年国足怎么厉害，球员怎么牛似得。李明有过任意球进球的记录么？
公元1861年，又一支清军把天京团团包围，对太平军来说，这次的敌人远非以往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兵可比，它们是太平军的命中克星——湘军。
这次围困天京的湘军统领是曾国荃，作为曾国藩的弟弟，又是攻破安庆的功臣，曾国荃从围困天京开始，就得到了其他湘军将领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武器，兵粮，源源不断的给曾国荃送来，更重要的是，整个战略层面上，曾国荃得到了其他力量的大力帮助。
天京的东部，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从上海方面进击，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同时保护上海这个重要的税基财源不落入太平军之手。
天京的南部，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由安徽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并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峙。
曾国藩本人亲自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湘军主力从天京西部，也就是长江上游向天京进军，曾国荃部直接率军由安庆沿江包围天京，曾贞干部扫清芜湖地带的太平军，并迂回从北部进攻天京。
彭玉麟则率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军，清剿长江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起极为重要的物资军需输送任务。
湘军另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鲍超部，则进攻安徽宁国，打通安徽门户，并从南部迂回进攻天京。张运兰部则守护徽州，防止太平军进入安徽，保护皖南和江西。
可以说，在天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从整个战略方面，湘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没法扭转整体的大局势。
再来看天京保卫战中，曾国荃部的战斗力如何。应当说，曾国荃部是湘军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久经沙场考验，经历过安庆围攻战这样惨烈的战事。曾国荃特别擅长打围攻战，外号“曾铁桶”。
而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咸丰帝曾留下政治遗嘱：谁先攻破天京，就给谁封王。要知道大清开国以来，异性王总共才封过五个，可见这个激励措施对曾国荃来说是极大提升士气的。
当曾国荃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从安庆打到天京城下时，看似所向无敌，但隐患极大，曾国荃部孤军深入，直接导致李秀成和李世贤率领大军回护天京，把曾国荃部反过来包围起来，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曾国荃死活不肯撤围，铁了心要拿攻破天京首功。
曾国藩屡次写信给他这位犟脾气弟弟：“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但曾国荃就是不听。从事后来看，曾国荃此举反而成为奇兵因素，让太平军始终面对着巨大压力。
而太平军这方面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内忧外患。
内政一片混乱，领导集体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洪秀全深居简出，得过且过，啥都不管。洪仁玕则因为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交不当，被免去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当时太平天国朝政的实际负责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洪仁达负责，这种人的战略水平和军事能力怎么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比。
公元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18营共9000人，驻守天京南侧雨花台，彭玉麟率领水师18营共9000人助战，不但保护了粮道，还能够让水陆两军保持联系互动。
7月20日，太平军精心策划后，准备对立足未稳的湘军进行一次痛击，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率领2万部众，和城内太平军约定南北夹击，偷袭雨花台，失败而归。
这一年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暂避锋芒，躲开湘军的凌厉攻势，靠苏州军火和粮食支援天京，和曾国荃部打长久战，等到湘军精疲力尽后，再进行决战，一举结尾。
然而，李秀成这个战略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支持，因为李秀成的计划中，决战时间是两年之后。洪秀全哪能等得到两年之后，他诏令一日三责，强迫李秀成回来保卫天京，李秀成不得不放弃了苏沪战场。
曾国荃呢，他虽然驻扎在雨花台围困天京，但他没有力量攻破天京，又要面对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的来攻，于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挖筑深沟高垒，把野战之地加固成坚强的阵地，准备和太平军打阵地战。
这一年9月14日，忠王李秀成经过多方努力，调集了14个王共计60万兵力（实际上大概30万兵力），从各个方向奔赴天京，开始解围大战。
李秀成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雨花台，缺乏援军的曾国荃始终坚持曾国藩提出的“缩营自保”战略，凭借深沟高垒和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
曾国荃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战术安排，他把部队分为三支，两支在前线直接和太平军交战，另一支作为预备队，抓紧时间赶筑了许多小的堡垒，全力保护水陆通道，稳固粮道。
李秀成正面硬上，连续激战两日无法攻克湘军阵地，10月15日，李秀成决定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包抄曾国荃部队的后路，曾国荃和曾贞干派兵连夜在有利地形修筑了十多个堡垒，和太平军对峙在江心洲，保护粮道畅通。
10月18日，李秀成的部队围攻曾国荃六昼夜之后攻势减弱，曾国荃反而趁机派兵出击，攻破了四座太平军营垒。
李秀成见势不妙，决定集中兵力，只攻击曾国荃营垒的东部，这里也是曾国荃中军所在地。10月23日，李世贤也率军四万赶到，太平军士气大振，湘军一度岌岌可危。11月3日，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出击，狂攻雨花台南面的曾国荃指挥部大营，然而这里也是曾国荃部防守最密集的地方。
曾国荃再次证明了他“曾铁桶”的名号名不虚传，不但营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相当结实牢靠，湘军士兵守在壕沟里等着太平军的洋枪火炮狂轰乱炸，等到炮火停了，就冲出壕沟拼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11月26日，天气进入初冬，李秀成的部队是八月份赶到的，没有准备冬衣，不得已，李秀成宣布撤退，撤掉了对曾国荃部的包围。
历时45天的雨花台之战，忠王李秀成没有能够解除天京之围，但曾国荃部也受创严重，无力进攻天京。这是太平军最后的一次传记，是事关气数的关键之战，然而太平军却失败了。
纵观雨花台之战，太平军和李秀成失败在以下几点：
1、战略方面，太平军选择了错误的急于决战战略。洪秀全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2、战术方面，李秀成自恃兵强马壮，战前轻敌，低估了曾国荃湘军的战斗意志和营地强度。轻敌之师，很容易急躁，李秀成的多次指挥错误，与急躁情绪密不可分。比如没有确定主攻方向，各路部队没有配合，曾贞干部如此轻易的就能和曾国荃联手防御，这是不该发生的。
1.太平军士气低落，已经被严重压缩，四面受敌。
2.太平军精锐，损失殆尽。当年最能打的广西兵最后的老底子，在安徽战场，尤其是安庆包围战，损失殆尽。
3.李秀成的军团，都是杂牌军收编扩充而来，战斗力低下。
4.李秀成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家，政治家，但是却不是最优秀的战术家。他的指挥艺术，不如李秀成。
5.天京包围战的军团，是湘军的精锐，曾国藩的嫡系部队，也就是曾国荃的吉字大营。粮草充足，武器先进，战斗力旺盛。曾国荃最擅长包围战和守城。雨花台准备充分，以逸待劳，正是曾国荃的长处。
6.清军的火器装备，明显优于太平军。太平军火器武器落后，而且后勤供给不足，导致太平军难以持久战。
7.湘军，淮军在其他地方的大量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军事压力。牵制了太平军注意力，导致难以倾尽全力。如果当时太平军内外受敌，难以支持太久。所以导致即将攻下雨花台时，停止了进攻，还导致被反攻大败。
8.雨花台地势高，易守难攻。
公元1861年，又一支清军把天京团团包围，对太平军来说，这次的敌人远非以往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兵可比，它们是太平军的命中克星——湘军。
这次围困天京的湘军统领是曾国荃，作为曾国藩的弟弟，又是攻破安庆的功臣，曾国荃从围困天京开始，就得到了其他湘军将领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武器，兵粮，源源不断的给曾国荃送来，更重要的是，整个战略层面上，曾国荃得到了其他力量的大力帮助。
天京的东部，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从上海方面进击，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同时保护上海这个重要的税基财源不落入太平军之手。
天京的南部，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由安徽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并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峙。
曾国藩本人亲自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湘军主力从天京西部，也就是长江上游向天京进军，曾国荃部直接率军由安庆沿江包围天京，曾贞干部扫清芜湖地带的太平军，并迂回从北部进攻天京。
彭玉麟则率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军，清剿长江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起极为重要的物资军需输送任务。
湘军另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鲍超部，则进攻安徽宁国，打通安徽门户，并从南部迂回进攻天京。张运兰部则守护徽州，防止太平军进入安徽，保护皖南和江西。
可以说，在天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从整个战略方面，湘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没法扭转整体的大局势。
再来看天京保卫战中，曾国荃部的战斗力如何。应当说，曾国荃部是湘军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久经沙场考验，经历过安庆围攻战这样惨烈的战事。曾国荃特别擅长打围攻战，外号“曾铁桶”。
而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咸丰帝曾留下政治遗嘱：谁先攻破天京，就给谁封王。要知道大清开国以来，异性王总共才封过五个，可见这个激励措施对曾国荃来说是极大提升士气的。
当曾国荃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从安庆打到天京城下时，看似所向无敌，但隐患极大，曾国荃部孤军深入，直接导致李秀成和李世贤率领大军回护天京，把曾国荃部反过来包围起来，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曾国荃死活不肯撤围，铁了心要拿攻破天京首功。
曾国藩屡次写信给他这位犟脾气弟弟：“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但曾国荃就是不听。从事后来看，曾国荃此举反而成为奇兵因素，让太平军始终面对着巨大压力。
而太平军这方面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内忧外患。
内政一片混乱，领导集体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洪秀全深居简出，得过且过，啥都不管。洪仁玕则因为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交不当，被免去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当时太平天国朝政的实际负责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洪仁达负责，这种人的战略水平和军事能力怎么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比。
公元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18营共9000人，驻守天京南侧雨花台，彭玉麟率领水师18营共9000人助战，不但保护了粮道，还能够让水陆两军保持联系互动。
7月20日，太平军精心策划后，准备对立足未稳的湘军进行一次痛击，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率领2万部众，和城内太平军约定南北夹击，偷袭雨花台，失败而归。
这一年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暂避锋芒，躲开湘军的凌厉攻势，靠苏州军火和粮食支援天京，和曾国荃部打长久战，等到湘军精疲力尽后，再进行决战，一举结尾。
然而，李秀成这个战略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支持，因为李秀成的计划中，决战时间是两年之后。洪秀全哪能等得到两年之后，他诏令一日三责，强迫李秀成回来保卫天京，李秀成不得不放弃了苏沪战场。
曾国荃呢，他虽然驻扎在雨花台围困天京，但他没有力量攻破天京，又要面对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的来攻，于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挖筑深沟高垒，把野战之地加固成坚强的阵地，准备和太平军打阵地战。
这一年9月14日，忠王李秀成经过多方努力，调集了14个王共计60万兵力（实际上大概30万兵力），从各个方向奔赴天京，开始解围大战。
李秀成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雨花台，缺乏援军的曾国荃始终坚持曾国藩提出的“缩营自保”战略，凭借深沟高垒和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
曾国荃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战术安排，他把部队分为三支，两支在前线直接和太平军交战，另一支作为预备队，抓紧时间赶筑了许多小的堡垒，全力保护水陆通道，稳固粮道。
李秀成正面硬上，连续激战两日无法攻克湘军阵地，10月15日，李秀成决定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包抄曾国荃部队的后路，曾国荃和曾贞干派兵连夜在有利地形修筑了十多个堡垒，和太平军对峙在江心洲，保护粮道畅通。
10月18日，李秀成的部队围攻曾国荃六昼夜之后攻势减弱，曾国荃反而趁机派兵出击，攻破了四座太平军营垒。
李秀成见势不妙，决定集中兵力，只攻击曾国荃营垒的东部，这里也是曾国荃中军所在地。10月23日，李世贤也率军四万赶到，太平军士气大振，湘军一度岌岌可危。11月3日，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出击，狂攻雨花台南面的曾国荃指挥部大营，然而这里也是曾国荃部防守最密集的地方。
曾国荃再次证明了他“曾铁桶”的名号名不虚传，不但营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相当结实牢靠，湘军士兵守在壕沟里等着太平军的洋枪火炮狂轰乱炸，等到炮火停了，就冲出壕沟拼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11月26日，天气进入初冬，李秀成的部队是八月份赶到的，没有准备冬衣，不得已，李秀成宣布撤退，撤掉了对曾国荃部的包围。
历时45天的雨花台之战，忠王李秀成没有能够解除天京之围，但曾国荃部也受创严重，无力进攻天京。这是太平军最后的一次传记，是事关气数的关键之战，然而太平军却失败了。
纵观雨花台之战，太平军和李秀成失败在以下几点：
1、战略方面，太平军选择了错误的急于决战战略。洪秀全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2、战术方面，李秀成自恃兵强马壮，战前轻敌，低估了曾国荃湘军的战斗意志和营地强度。轻敌之师，很容易急躁，李秀成的多次指挥错误，与急躁情绪密不可分。比如没有确定主攻方向，各路部队没有配合，曾贞干部如此轻易的就能和曾国荃联手防御，这是不该发生的。
女真族，源自3000多年前的肃慎，汉至晋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基本形成民族形态的时期大约是在唐朝时，“女真”这个名字最早见于唐初。
而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便是由女真族建立，说到这里，疑问就来了，因为有的资料上面会显示清朝是由满族建立，而满族和女真族是什么关系呢？
这要从清朝的前身后金这个政权说起，明初时，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而清太祖努尔哈赤便是建州女真的首领，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史称后金，这个后金政权也就是清朝的前身。
后来努尔哈赤逝世后，皇太极继位为后金的第二位大汗，并在1636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即满族。
而把“女真族”改为满族的原因，主要是缓解了百姓对清朝政权的抵触，因为在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政权，在对外作战中，特别是与宋朝的作战中，有屠城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而女真族人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为“后金”，不论是民族还是政权名称都会让百姓想起曾经的历史，激起百姓的愤恨，所以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族，一方面是缓解百姓的抵触心理；另一方面是适应封建王朝的规程，仿明制，不再称大汗，而是称皇帝。
公元1861年，又一支清军把天京团团包围，对太平军来说，这次的敌人远非以往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兵可比，它们是太平军的命中克星——湘军。
这次围困天京的湘军统领是曾国荃，作为曾国藩的弟弟，又是攻破安庆的功臣，曾国荃从围困天京开始，就得到了其他湘军将领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武器，兵粮，源源不断的给曾国荃送来，更重要的是，整个战略层面上，曾国荃得到了其他力量的大力帮助。
天京的东部，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从上海方面进击，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同时保护上海这个重要的税基财源不落入太平军之手。
天京的南部，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由安徽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并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峙。
曾国藩本人亲自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湘军主力从天京西部，也就是长江上游向天京进军，曾国荃部直接率军由安庆沿江包围天京，曾贞干部扫清芜湖地带的太平军，并迂回从北部进攻天京。
彭玉麟则率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军，清剿长江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起极为重要的物资军需输送任务。
湘军另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鲍超部，则进攻安徽宁国，打通安徽门户，并从南部迂回进攻天京。张运兰部则守护徽州，防止太平军进入安徽，保护皖南和江西。
可以说，在天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从整个战略方面，湘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没法扭转整体的大局势。
再来看天京保卫战中，曾国荃部的战斗力如何。应当说，曾国荃部是湘军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久经沙场考验，经历过安庆围攻战这样惨烈的战事。曾国荃特别擅长打围攻战，外号“曾铁桶”。
而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咸丰帝曾留下政治遗嘱：谁先攻破天京，就给谁封王。要知道大清开国以来，异性王总共才封过五个，可见这个激励措施对曾国荃来说是极大提升士气的。
当曾国荃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从安庆打到天京城下时，看似所向无敌，但隐患极大，曾国荃部孤军深入，直接导致李秀成和李世贤率领大军回护天京，把曾国荃部反过来包围起来，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曾国荃死活不肯撤围，铁了心要拿攻破天京首功。
曾国藩屡次写信给他这位犟脾气弟弟：“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但曾国荃就是不听。从事后来看，曾国荃此举反而成为奇兵因素，让太平军始终面对着巨大压力。
而太平军这方面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内忧外患。
内政一片混乱，领导集体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洪秀全深居简出，得过且过，啥都不管。洪仁玕则因为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交不当，被免去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当时太平天国朝政的实际负责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洪仁达负责，这种人的战略水平和军事能力怎么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比。
公元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18营共9000人，驻守天京南侧雨花台，彭玉麟率领水师18营共9000人助战，不但保护了粮道，还能够让水陆两军保持联系互动。
7月20日，太平军精心策划后，准备对立足未稳的湘军进行一次痛击，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率领2万部众，和城内太平军约定南北夹击，偷袭雨花台，失败而归。
这一年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暂避锋芒，躲开湘军的凌厉攻势，靠苏州军火和粮食支援天京，和曾国荃部打长久战，等到湘军精疲力尽后，再进行决战，一举结尾。
然而，李秀成这个战略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支持，因为李秀成的计划中，决战时间是两年之后。洪秀全哪能等得到两年之后，他诏令一日三责，强迫李秀成回来保卫天京，李秀成不得不放弃了苏沪战场。
曾国荃呢，他虽然驻扎在雨花台围困天京，但他没有力量攻破天京，又要面对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的来攻，于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挖筑深沟高垒，把野战之地加固成坚强的阵地，准备和太平军打阵地战。
这一年9月14日，忠王李秀成经过多方努力，调集了14个王共计60万兵力（实际上大概30万兵力），从各个方向奔赴天京，开始解围大战。
李秀成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雨花台，缺乏援军的曾国荃始终坚持曾国藩提出的“缩营自保”战略，凭借深沟高垒和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
曾国荃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战术安排，他把部队分为三支，两支在前线直接和太平军交战，另一支作为预备队，抓紧时间赶筑了许多小的堡垒，全力保护水陆通道，稳固粮道。
李秀成正面硬上，连续激战两日无法攻克湘军阵地，10月15日，李秀成决定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包抄曾国荃部队的后路，曾国荃和曾贞干派兵连夜在有利地形修筑了十多个堡垒，和太平军对峙在江心洲，保护粮道畅通。
10月18日，李秀成的部队围攻曾国荃六昼夜之后攻势减弱，曾国荃反而趁机派兵出击，攻破了四座太平军营垒。
李秀成见势不妙，决定集中兵力，只攻击曾国荃营垒的东部，这里也是曾国荃中军所在地。10月23日，李世贤也率军四万赶到，太平军士气大振，湘军一度岌岌可危。11月3日，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出击，狂攻雨花台南面的曾国荃指挥部大营，然而这里也是曾国荃部防守最密集的地方。
曾国荃再次证明了他“曾铁桶”的名号名不虚传，不但营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相当结实牢靠，湘军士兵守在壕沟里等着太平军的洋枪火炮狂轰乱炸，等到炮火停了，就冲出壕沟拼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11月26日，天气进入初冬，李秀成的部队是八月份赶到的，没有准备冬衣，不得已，李秀成宣布撤退，撤掉了对曾国荃部的包围。
历时45天的雨花台之战，忠王李秀成没有能够解除天京之围，但曾国荃部也受创严重，无力进攻天京。这是太平军最后的一次传记，是事关气数的关键之战，然而太平军却失败了。
纵观雨花台之战，太平军和李秀成失败在以下几点：
1、战略方面，太平军选择了错误的急于决战战略。洪秀全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2、战术方面，李秀成自恃兵强马壮，战前轻敌，低估了曾国荃湘军的战斗意志和营地强度。轻敌之师，很容易急躁，李秀成的多次指挥错误，与急躁情绪密不可分。比如没有确定主攻方向，各路部队没有配合，曾贞干部如此轻易的就能和曾国荃联手防御，这是不该发生的。
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
李清照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女作家，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爱国思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蔡文姬
蔡文姬的《悲愤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真情穷切，自然成文”，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五言《悲愤诗》节选中写到“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柜。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以叙事详尽、细节逼真见长。
班昭
班昭是一位博学多才，品德俱优的中国古代女性，她是位史学家，也是位文学家，政治家。班昭的学问也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
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以一介女流，影响一代文风，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
上官婉儿不仅有文词，而且明习吏事，逐渐获得了武则天的信任，得以参与奏章的批复和政令的拟定，成为武周王朝的政治核心,有“巾帼宰相”之名。
苏若兰
苏若兰最著名的著作就是拥有近八千首回文诗的《璇玑图》。还有诗著五千多首，可惜都以散佚，无人搜集。
后来的回文诗词不论有几多变新，苏若兰总是他们的启蒙老师。所以后世文人多有诗歌赞誉苏若兰的美貌和智慧。
就比如说才子苏轼《回文七言绝句一首》:
红笺短写空深恨， 锦句新翻如断肠。
风叶落残惊梦蝶， 戍边回雁寄情郎。
倒读则为：
郎情寄雁回边戍，蝶梦惊残落叶风。
肠断如翻新句锦，恨深空写短笺红。
公元1861年，又一支清军把天京团团包围，对太平军来说，这次的敌人远非以往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兵可比，它们是太平军的命中克星——湘军。
这次围困天京的湘军统领是曾国荃，作为曾国藩的弟弟，又是攻破安庆的功臣，曾国荃从围困天京开始，就得到了其他湘军将领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武器，兵粮，源源不断的给曾国荃送来，更重要的是，整个战略层面上，曾国荃得到了其他力量的大力帮助。
天京的东部，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从上海方面进击，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同时保护上海这个重要的税基财源不落入太平军之手。
天京的南部，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由安徽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并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峙。
曾国藩本人亲自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湘军主力从天京西部，也就是长江上游向天京进军，曾国荃部直接率军由安庆沿江包围天京，曾贞干部扫清芜湖地带的太平军，并迂回从北部进攻天京。
彭玉麟则率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军，清剿长江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起极为重要的物资军需输送任务。
湘军另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鲍超部，则进攻安徽宁国，打通安徽门户，并从南部迂回进攻天京。张运兰部则守护徽州，防止太平军进入安徽，保护皖南和江西。
可以说，在天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从整个战略方面，湘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没法扭转整体的大局势。
再来看天京保卫战中，曾国荃部的战斗力如何。应当说，曾国荃部是湘军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久经沙场考验，经历过安庆围攻战这样惨烈的战事。曾国荃特别擅长打围攻战，外号“曾铁桶”。
而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咸丰帝曾留下政治遗嘱：谁先攻破天京，就给谁封王。要知道大清开国以来，异性王总共才封过五个，可见这个激励措施对曾国荃来说是极大提升士气的。
当曾国荃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从安庆打到天京城下时，看似所向无敌，但隐患极大，曾国荃部孤军深入，直接导致李秀成和李世贤率领大军回护天京，把曾国荃部反过来包围起来，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曾国荃死活不肯撤围，铁了心要拿攻破天京首功。
曾国藩屡次写信给他这位犟脾气弟弟：“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但曾国荃就是不听。从事后来看，曾国荃此举反而成为奇兵因素，让太平军始终面对着巨大压力。
而太平军这方面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内忧外患。
内政一片混乱，领导集体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洪秀全深居简出，得过且过，啥都不管。洪仁玕则因为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交不当，被免去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当时太平天国朝政的实际负责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洪仁达负责，这种人的战略水平和军事能力怎么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比。
公元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18营共9000人，驻守天京南侧雨花台，彭玉麟率领水师18营共9000人助战，不但保护了粮道，还能够让水陆两军保持联系互动。
7月20日，太平军精心策划后，准备对立足未稳的湘军进行一次痛击，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率领2万部众，和城内太平军约定南北夹击，偷袭雨花台，失败而归。
这一年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暂避锋芒，躲开湘军的凌厉攻势，靠苏州军火和粮食支援天京，和曾国荃部打长久战，等到湘军精疲力尽后，再进行决战，一举结尾。
然而，李秀成这个战略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支持，因为李秀成的计划中，决战时间是两年之后。洪秀全哪能等得到两年之后，他诏令一日三责，强迫李秀成回来保卫天京，李秀成不得不放弃了苏沪战场。
曾国荃呢，他虽然驻扎在雨花台围困天京，但他没有力量攻破天京，又要面对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的来攻，于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挖筑深沟高垒，把野战之地加固成坚强的阵地，准备和太平军打阵地战。
这一年9月14日，忠王李秀成经过多方努力，调集了14个王共计60万兵力（实际上大概30万兵力），从各个方向奔赴天京，开始解围大战。
李秀成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雨花台，缺乏援军的曾国荃始终坚持曾国藩提出的“缩营自保”战略，凭借深沟高垒和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
曾国荃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战术安排，他把部队分为三支，两支在前线直接和太平军交战，另一支作为预备队，抓紧时间赶筑了许多小的堡垒，全力保护水陆通道，稳固粮道。
李秀成正面硬上，连续激战两日无法攻克湘军阵地，10月15日，李秀成决定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包抄曾国荃部队的后路，曾国荃和曾贞干派兵连夜在有利地形修筑了十多个堡垒，和太平军对峙在江心洲，保护粮道畅通。
10月18日，李秀成的部队围攻曾国荃六昼夜之后攻势减弱，曾国荃反而趁机派兵出击，攻破了四座太平军营垒。
李秀成见势不妙，决定集中兵力，只攻击曾国荃营垒的东部，这里也是曾国荃中军所在地。10月23日，李世贤也率军四万赶到，太平军士气大振，湘军一度岌岌可危。11月3日，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出击，狂攻雨花台南面的曾国荃指挥部大营，然而这里也是曾国荃部防守最密集的地方。
曾国荃再次证明了他“曾铁桶”的名号名不虚传，不但营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相当结实牢靠，湘军士兵守在壕沟里等着太平军的洋枪火炮狂轰乱炸，等到炮火停了，就冲出壕沟拼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11月26日，天气进入初冬，李秀成的部队是八月份赶到的，没有准备冬衣，不得已，李秀成宣布撤退，撤掉了对曾国荃部的包围。
历时45天的雨花台之战，忠王李秀成没有能够解除天京之围，但曾国荃部也受创严重，无力进攻天京。这是太平军最后的一次传记，是事关气数的关键之战，然而太平军却失败了。
纵观雨花台之战，太平军和李秀成失败在以下几点：
1、战略方面，太平军选择了错误的急于决战战略。洪秀全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2、战术方面，李秀成自恃兵强马壮，战前轻敌，低估了曾国荃湘军的战斗意志和营地强度。轻敌之师，很容易急躁，李秀成的多次指挥错误，与急躁情绪密不可分。比如没有确定主攻方向，各路部队没有配合，曾贞干部如此轻易的就能和曾国荃联手防御，这是不该发生的。
真会吹，好像当年国足怎么厉害，球员怎么牛似得。李明有过任意球进球的记录么？
公元1861年，又一支清军把天京团团包围，对太平军来说，这次的敌人远非以往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兵可比，它们是太平军的命中克星——湘军。
这次围困天京的湘军统领是曾国荃，作为曾国藩的弟弟，又是攻破安庆的功臣，曾国荃从围困天京开始，就得到了其他湘军将领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武器，兵粮，源源不断的给曾国荃送来，更重要的是，整个战略层面上，曾国荃得到了其他力量的大力帮助。
天京的东部，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从上海方面进击，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同时保护上海这个重要的税基财源不落入太平军之手。
天京的南部，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由安徽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并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峙。
曾国藩本人亲自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湘军主力从天京西部，也就是长江上游向天京进军，曾国荃部直接率军由安庆沿江包围天京，曾贞干部扫清芜湖地带的太平军，并迂回从北部进攻天京。
彭玉麟则率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军，清剿长江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起极为重要的物资军需输送任务。
湘军另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鲍超部，则进攻安徽宁国，打通安徽门户，并从南部迂回进攻天京。张运兰部则守护徽州，防止太平军进入安徽，保护皖南和江西。
可以说，在天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从整个战略方面，湘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天才，也没法扭转整体的大局势。
再来看天京保卫战中，曾国荃部的战斗力如何。应当说，曾国荃部是湘军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久经沙场考验，经历过安庆围攻战这样惨烈的战事。曾国荃特别擅长打围攻战，外号“曾铁桶”。
而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咸丰帝曾留下政治遗嘱：谁先攻破天京，就给谁封王。要知道大清开国以来，异性王总共才封过五个，可见这个激励措施对曾国荃来说是极大提升士气的。
当曾国荃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从安庆打到天京城下时，看似所向无敌，但隐患极大，曾国荃部孤军深入，直接导致李秀成和李世贤率领大军回护天京，把曾国荃部反过来包围起来，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曾国荃死活不肯撤围，铁了心要拿攻破天京首功。
曾国藩屡次写信给他这位犟脾气弟弟：“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但曾国荃就是不听。从事后来看，曾国荃此举反而成为奇兵因素，让太平军始终面对着巨大压力。
而太平军这方面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内忧外患。
内政一片混乱，领导集体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洪秀全深居简出，得过且过，啥都不管。洪仁玕则因为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交不当，被免去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当时太平天国朝政的实际负责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洪仁达负责，这种人的战略水平和军事能力怎么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比。
公元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18营共9000人，驻守天京南侧雨花台，彭玉麟率领水师18营共9000人助战，不但保护了粮道，还能够让水陆两军保持联系互动。
7月20日，太平军精心策划后，准备对立足未稳的湘军进行一次痛击，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率领2万部众，和城内太平军约定南北夹击，偷袭雨花台，失败而归。
这一年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暂避锋芒，躲开湘军的凌厉攻势，靠苏州军火和粮食支援天京，和曾国荃部打长久战，等到湘军精疲力尽后，再进行决战，一举结尾。
然而，李秀成这个战略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支持，因为李秀成的计划中，决战时间是两年之后。洪秀全哪能等得到两年之后，他诏令一日三责，强迫李秀成回来保卫天京，李秀成不得不放弃了苏沪战场。
曾国荃呢，他虽然驻扎在雨花台围困天京，但他没有力量攻破天京，又要面对李秀成和李世贤大军的来攻，于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挖筑深沟高垒，把野战之地加固成坚强的阵地，准备和太平军打阵地战。
这一年9月14日，忠王李秀成经过多方努力，调集了14个王共计60万兵力（实际上大概30万兵力），从各个方向奔赴天京，开始解围大战。
李秀成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雨花台，缺乏援军的曾国荃始终坚持曾国藩提出的“缩营自保”战略，凭借深沟高垒和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
曾国荃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战术安排，他把部队分为三支，两支在前线直接和太平军交战，另一支作为预备队，抓紧时间赶筑了许多小的堡垒，全力保护水陆通道，稳固粮道。
李秀成正面硬上，连续激战两日无法攻克湘军阵地，10月15日，李秀成决定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包抄曾国荃部队的后路，曾国荃和曾贞干派兵连夜在有利地形修筑了十多个堡垒，和太平军对峙在江心洲，保护粮道畅通。
10月18日，李秀成的部队围攻曾国荃六昼夜之后攻势减弱，曾国荃反而趁机派兵出击，攻破了四座太平军营垒。
李秀成见势不妙，决定集中兵力，只攻击曾国荃营垒的东部，这里也是曾国荃中军所在地。10月23日，李世贤也率军四万赶到，太平军士气大振，湘军一度岌岌可危。11月3日，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出击，狂攻雨花台南面的曾国荃指挥部大营，然而这里也是曾国荃部防守最密集的地方。
曾国荃再次证明了他“曾铁桶”的名号名不虚传，不但营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相当结实牢靠，湘军士兵守在壕沟里等着太平军的洋枪火炮狂轰乱炸，等到炮火停了，就冲出壕沟拼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11月26日，天气进入初冬，李秀成的部队是八月份赶到的，没有准备冬衣，不得已，李秀成宣布撤退，撤掉了对曾国荃部的包围。
历时45天的雨花台之战，忠王李秀成没有能够解除天京之围，但曾国荃部也受创严重，无力进攻天京。这是太平军最后的一次传记，是事关气数的关键之战，然而太平军却失败了。
纵观雨花台之战，太平军和李秀成失败在以下几点：
1、战略方面，太平军选择了错误的急于决战战略。洪秀全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2、战术方面，李秀成自恃兵强马壮，战前轻敌，低估了曾国荃湘军的战斗意志和营地强度。轻敌之师，很容易急躁，李秀成的多次指挥错误，与急躁情绪密不可分。比如没有确定主攻方向，各路部队没有配合，曾贞干部如此轻易的就能和曾国荃联手防御，这是不该发生的。
李秀成出身比较贫寒，小时候跟父母一起讨饭，生活很是艰难，在金田参加起义后，他凭着作战勇敢机智，很快的从一个小兵升到青年将领。
定都天紧后，杨秀清亲自提拔李秀成为右四军帅，把守太平门外新营，不久，又升为后四监军，把守仪凤门外高桥。同年11月，李秀成随石达开赴安庆抚民，他“勤劳学练，生性秉直，不辞劳苦”“逢轻重苦难不辞”，“修营作寨，无不尽心”。1854年春，胡以晄攻占庐州府，李秀成被调往庐郡“守把安民”，并提拔为二十指挥。
1856年春，李秀成已升任地官副丞相，随燕王秦日纲解镇江之围，大败吉尔杭阿，又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解天京之围。1856年9月，天京事变后，清军乘机从各个战场反攻。李秀成入守桐城，率残军六七千人把守孤城。1857年春，李秀成与从宁郭郡来救的陈玉成在枞阳商定出奇兵制敌的计策，大破清军，并北上六安、霍邱，招得捻军张乐行、龚德树等，进封合天侯。
天津动乱成就了李玉成，他和陈玉成，李世贤等人既挽狂澜、三河大捷、二破江南大营等军事上的胜利，并建立苏福省、天浙省，并且抗击英法侵略者，中兴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封李秀成为忠王，称“万古忠义”。